“中国的佛龛”与“苏联信仰”

相声大师侯宝林有个脍炙人口的段子《买佛龛》。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有个挺迷信的老太太从纸店里买回个“灶王爷”的佛龛，回家路上碰见街坊家的小伙子。小伙子挺懂礼貌，主动上前问候：“大娘出门儿啦？哈……买佛龛啦？”谁知道，老太太一听，不乐意了，“年轻人说话一点规矩没有，这是佛龛！能说买吗？这得说请！”小伙子赶紧认错，“得喽，大娘，我不懂。请问您这……多少钱请的？”老太太闻听，嘴一撇，“咳！就他妈的这么个破玩意儿，八毛！”
每当听到这里，没有人不捧腹大笑的，因为反差太大了！
一方面，“佛龛”在老太太眼里是非常神圣的，说买都不行，必须说“请”，唯恐怕亵渎了神灵。可另一方面，一算经济账，老太太又非常世俗，觉得这八毛钱花得实在冤枉，闹心别扭，忍不住又破口大骂。仔细斟酌，这位老太太的形象可以说是社会人格分裂的典型。
“人格分裂”从病理上讲是一种精神疾病。其特征是患者的精神活动与现实脱离，其思维、情感、判断力以及意志与自身行为相互矛盾，因而出现各种认知和人格上的障碍。
就拿相声中的老太太来说，在个人的精神世界中，她觉得佛是崇高的，是主宰人类命运和前途的神。如果对神不表示敬畏和尊敬，自己就将受到惩罚。同时，也将这种对神的崇拜延伸出去，不允许别人对“就他妈的这么个破玩意儿”有一丝一毫的亵渎，必须将“买”说成“请”；但在现实生活里，老太太又怀疑这种佛龛对自身的生活究竟能有多少帮助，“灶王爷”的佛龛不过是一种似有似无的精神寄托，而且这种寄托是要靠金钱来支付，是要靠自己节衣缩食来承受的，因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负担。在实际生活中，一张佛龛远不如一斤豆油实在。或许，根本就不需要有这样的神来庇佑。尊敬和敬畏神灵，同时又嫌这种顶礼膜拜得不偿失，这便是人格上的分裂。
如果以老太太是否“请佛龛”来衡量她对“灶王爷”的忠诚程度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即使她捧着八毛钱“请来的佛龛”，也并非是真心拥戴灶王爷，也免不了把佛龛称之为“就他妈的这破玩意儿”。但是，她的这个行动所表示的意义却非常清楚，只是想让外人看看自己对神灵是多么的虔诚。同时，这个佛龛与千千万万的佛龛一样，是作为一种标志象征存在于现实生活当中，构成这个人人皆知的社会全景。这个全景当然还有一个告诫的意思：提醒大家注意自己周围的环境以及这种社会环境对每个人的约束。暗示每个人都要做这种循规蹈矩的事情，除非他们想被排除在生活之外，想遭受孤立，与社会离异。否则，就不要去破坏规矩，冒失地对抗现有的安宁与平稳的生活。
可是，如果当信仰的神圣只是停留在口头上，只是作为一种对别人的教诲，只是作为一种宣传，而内心却把这种神圣当作“就他妈的这破玩意儿”时，还能确信信仰对行为的指导，道德对举止的约束，诚信对心灵的抚慰吗？还能指望这样人格分裂的社会群体不再产生流氓与暴民心态，而构建一个和谐共享的社会吗？问题是，现在有多少人敢于和肯于对老太太说，大娘，您请来的“这破玩意儿”不但不值八毛，而且一分钱也不值！您花钱烧香祷告所保佑的既不是您自己，也不是您所说的年轻人，而是专门靠印制佛龛赚钱的骗子，否则他们凭什么能在社会上招摇撞骗地生存呢？
马克思认为存在决定意识。“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版第一卷56页）因此，作为老太太个人所表现的人格分裂，其实反映了社会的病症。美国记者赫德里克•史密斯(Hedrick Smith)曾于1971至1974年任《纽约时报》驻莫斯科分社社长，他在苏联工作期间，利用新闻记者的身份到各地进行采访，同各阶层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将自己在苏联的耳闻目睹的亲身经历写成了《俄国人》一书。在书中，他向读者讲述了苏联统治集团的黑暗和腐败。
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批判斯大林后，苏联社会曾出现了所谓“解冻”即有限的自由化时期。随着自由化运动的深入，苏共当局重新加强控制。其后，赫鲁晓夫被黜，勃列日涅夫上台，进一步压制自由化运动，致使该运动渐趋沉寂。因此，在勃列日涅夫时代整个苏联社会弥漫着犬儒主义。史密斯发现，在苏联，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实际上已经很少有人相信，首先是苏共领导人自己就不再相信。在勃列日涅夫的侄女柳芭发表回忆录中就曾写到，勃列日涅夫当年对自己的弟弟说：“什么共产主义，这都是哄哄老百姓听的空话。”对于这种现象，史密斯引用一位莫斯科的科学家的话，“意识形态可以起两种作用——或者是作为一种象征，或者是作为一种理论，两者不可得兼。我们的领导人把它用来作为一种象征，作为断定其他人是否忠诚的一种方法，但它并不是这些人身体力行的一种理论。它不是活的理论”（赫德里克•史密斯:《俄国人》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10月版,第14页）。书中所提到的一位高级编辑也指出，现今当政的这些苏共领导人是没有信仰的人，“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