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地域性

城市地域性

城市地区性的三个人文解读

　　从城里／城外、旧城／新城、人居／人聚三个方面对城市特征的讨论，是一种以“人”为主体对城市地区性的解它表明了城市地区性的本质，是一种在历时性(时间)共时性(空间)维度上，人与环境不可分割的整体关系。瑞尔夫(R．Relph)在关于场所的“内在性” (insideHess)和“外在性” (outsideness)的论述中，揭示了“城里人”和“城外人”的差异。“由外在的视角，你会像旅人一样站在远处观察这个城市；由内在的视角，你会像居民一样生活在该城市之中，被其包围并成为该场所—地区的一部分。”舒尔兹曾引用伯劳(O．F．Bollnow)的话来描述空间的“内侧”与“外侧”：“出发与返回，运动的这两种状态把空间分割成“内侧”和“外侧”这两个同心圆的领域。比外侧狭小的内侧，是住宅或故乡的领域，人们从这里进入更广阔的外侧领域，并再返回这里。”这里的“内侧”和“外侧”类似瑞尔夫所提到的场所“内在性”和“外在性”。

　　空间的内在性／外在性、或内侧/外侧，揭示了地区和场所认知和感受中“主体——人”的重要性——即“主体身份”的不同会带来认识上的差异。例如，一种“城里人想出去，而城外人则想进来”的《围城》现象。所以，城市地区性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研究城里人和城外人的关系。

　　“城里人”感受的是一种“内在的地区性”，或“地区共性”。这种同一性在瑞氏看来是重要的，它是一种存在的“根”或“家”的感觉。在城的边界以内，是一种安全感、稳定的生活和薪火相传的祖辈历史和生命延续；而在城外则是一种漂泊和不定，给人以无存身之所的恐惧感。但城里人也有苦恼，这就是“场所的苦闷” (the drudgery。fplace)——单调乏味和缺少新奇，人们，特别是年轻人不愿终老于此，他们渴望走出城墙，去探索外面精彩的世界。

　　“城外人”分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围城》式的，他们或是站在城外，近乡情怯的归来游子；或是远离家乡，但日夜“恋乡”[3]的漂泊浪客，家乡的“城”是它们永远想再进去的。另一种情形则是寻幽揽胜的游客，它们有自己的“家”和“围城”，不必为眼前这座城而牵肠挂肚，所以可以客观地品味它；由于站在城外，特别是由于游历了许多地方，见闻广博，可以通过对比而充分领略到“此城”不同于“彼城”的不平常处，即我们所说的“外在的地区性”或“地区特性”。

　　上述讨论，说明对于城市地区性——场所的认识，是因认识者的角色和参与程度不同而异的。 (当然，还有主体自身的其他影响因素，例如年龄——年轻人拥有离家漂泊和游历的需要和本钱，虽然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是会落叶归根的。)由此，笔者对“地区性二地区特性”这一命题提出了质疑，认为：地区性、特别是城市的地区性，首先是一种“内在的地区共性”，即同一性，然后才是一种“外在的地区特性”，两者是地区性的一体两面；地区性只有在更大的空间范畴中才能凸显其地区特性的一面，从而揭示出地区性具有空间的多层次性的特征。例如：对于从小生活在旧北京城并从未走出城外的“老北京人”而言，它们或许感受不出胡同和四合院有什么特别之处(即城市的地区特色)，更遑论感受巴黎城的特色了，但当他们走出北京城去欧洲游历时，北京城和巴黎城的各自特点便清晰地凸现出来。

　　“城里人”和“城外人”的差异说明城市地区性实践中“人”的作用和意义。在现实中，这个主体因素主要包括三类人，即：使用者、建筑师和业主。

　　使用者，就是城里人。他们天天感受到的是地区的内在同一性，它固然是一种凝聚力和文化、身份的认同力量，但时间长了难免“苦闷”。更何况，他们中大多数是没有出过城的，因此，认识不到家乡的特色(即外在的地区特性)，产生不了“恋乡”的情结(complex)。更何况正如艾柯(U．Eco)所言，“崇洋倾向”本身就是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表现在国人当前的心理，就是即使出不了国(围城)也要将外国的样式搬过来看看，所以就有了在“城”中，将本土／本城的历史建筑、文物拆除，去建造所谓“欧陆风格”建筑的举措。这一景象令人想起了清末的圆明园，当时的慈禧就是要将世界其他地方的建筑造在园中，以满足其作为世界中心的大帝国幻象。

　　当然，城里人中也不乏见过世面的人，他们曾经出过城门，在比较中认识到家乡——作为一个地区的特色和价值。所以，要认识到地区性的外在特色，就不能“囿于地方”，只有一种开放的地区观念，才能同时看到地区性“内在共性”和“外在特性”这钱币的“一体两面

　　建筑师不完全等同于城外人。他们既需要在城内，去深入了解居民的甘苦，又需要在城外，以保持冷静全面的视角。在人类学研究中，有“参与考察”的方法论之说，即费孝通所说的既要“进得去”，又要“出得来”。完全融入了使用者的视角，往往便会“出不来”，会坠人到狭隘的地区主义或民族主义之中；而不深入到地区的现实生活中去，则“进不去”，便不能体会到地区的内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