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富的终于暴露出真实嘴脸了！

人口论的背后：实践对“先富带后富”的检验 zt

云淡水暖

无庸讳言，“北京”一词是中国的热点，而这段时间就更加热一些，先是北京统计局官员出来放豪言，“我国已成为中等收入发达国家”，依据是“2004年北京实现地区生产总值4283.3亿元，比上年增长13.2%，为1995年以来的最高增速。”、“统计显示，2004年全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637.8元，比上年增长12.6%；人均消费支出为12200.4元，比上年增长9.7%.同期农民人均纯收入7172元，比上年增长10.4%；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4886元，比上年增长5%.”，北京一地人均收入15637.8就令“我国”进入了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认真说来，对于中国60%以上的人口，年收入2000元以下的现实，是北京所代表的“我国”的一些部分，确实是“先富”了。

“先富”之地该如何办呢，按照“先富带后富”的逻辑思维，应该开始“带”的动作了，而以主流经济学专家们关于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高论，大批的青壮年农民向发达的、“先富”的中心城市的“转移”，这就是在“带”，尽管民工拿着远低于城市居民平均收入线的报酬、从事着最繁重的劳作，吃着最简单的饭食、住着最简陋的棚屋，毕竟是要高于其家乡数百元的年均收入的，不算支出，如果稍有剩余，也不失为一“带”，可是，这一“带”可能将被极大地限制，因为“先富”们要“提高门槛”了。

就在北京代表“我国”放出“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豪言后的今日，一种声音又“理性”地传来，据报道，北京市政协委员张惟英提出提案“《关于建立人口准入制度，控制人口规模，保持人口与城市资源平衡》的建议。随后有关部门曾给张委员答复，同意张委员的建议，并且说外来人口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北京城市发展的一个问题，比较紧迫，需要解决”，从面上的情况看，这确实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北京扩张之快，人口膨胀之迅急，带来的系列压力之沉重，已经实在承载不起，别的不说，就说日益严重的治安问题，就已经凸现出这个庞然大物的管理之困难。

无独有偶，在中国南方那个光彩照人的，1979年因为一个老人“划了一个圈”而 “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的伟大时代的典范深圳，也是政协委员，也是人口问题，也是如是观点。当时，深圳市政协委员，深圳市社会科学院教授杨立勋先生提出，必须解决大量低素质人群涌入了深圳，从而使深圳将实现现代化的时间推后了5年，造成因为有10多个现代化指标不能如期完成，影响了深圳的现代化进程。深圳同样也是面对扩张、膨胀、治安的系列问题不能自拔。

就是说，“先富”地区由于种种社会经济压力、管理压力，开始“嫌贫”了.这个局面是如何造成的呢，从根本上讲，是资源占有的不对称造成的，沿海和中心城市有信息、交通、行政、人才诸多方面的优势，再加上举国之财力的扶持，吸引投资的基础雄厚了，聚集财富的能力当然就强大了，当然，某些地区的“活络”之民风如率先造假贩假、走私贩私也不失为一条“先富”的捷径。那“先富”是如何“带”后富的呢，除去即将“提高门槛”的人口“控制”外，就是向内陆资源积聚地区的“投资”，比如“先富”们对内地房地产的炒卖，从内地居民已经不高的收入中再刮一把，挟资本优势对能源、原材料资源的疯狂占有，挖走财富，留下污染等等。

认真说来，“先富”的“带”，也没有脱离被主流经济学霸们奉为神明的自由主义经济学说的精髓，其目的只有一个，占有再更多地占有。“先富”地区的“带”，是以其双位数字的GDP傲视未富地区比较羞涩的GDP为衬托而体现的。在未富们因为无奈而涌向“先富”们的时候，从客观上讲，“先富”们有足够的理由开始亮出黄牌了。当然，我们还不会不记得前不久一个自称“我应该算是富人，而且是很富的人”的地产寡头的另外一种豪言“我坚持一个观点，不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买房子，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生产量。在供应量很少的情况下，一定是先满足最富的人…如果我定位是一个商人，我就不应该考虑穷人”。

富豪寡头已经亮明不会考虑穷人，“先富”之地的政协委员们也开始放话要限制穷人，后富之地由于种种限制和先天的竞争劣势又无法迎头赶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宏大论断将给人们一个思考的前提，在“先富带后富”上，是不是也应该来一番认真的讨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