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家铮院士综合介绍

潘家铮是我国著名的水电工程专家。他原籍浙江省绍兴县，1927年10月19日（农历9，月24日）出生在一个破落的书香门第。这个古老的家庭对他一生的思想和言行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值得多写几句。
　　他的曾祖父是清朝的一位饱学秀才，但在太平军攻陷绍兴府城之后，即抛下刚刚出世不久的儿子，投入天国怀抱。几经转折，他成了忠王李秀成的心腹幕僚，最后随同李秀成赴南京解围，城破殉难，尸骨无存。祖父是个孝子，成年后曾三次“一差一笠”，徒岁往南京寻父，希望孝心格天，能在某座破庙古寺中父子团圆。这个愿望当然破灭了，但他却探问出许多鲜为人知的天国轶事。回乡后，他潜心学术，专治古文，不事清朝，以开馆授徒为业，并留下许多手稿。

　　祖父在潘家铮出世后不久就亡故了。童年时的潘家铮经常钻在祖父遗下的书堆和手稿中，啃读着艰深难解的文字，均想着当年轰轰烈烈的“长毛造反”和清军血洗南京的惨状，后来，他一直把这些手稿带在身边，视为珍物，直至“文化大革命”才遭毁失。

　　他的父亲诞生于清朝末年，正是新旧学交替之际，所以一面受到祖父严格的旧式教育，一面进了洋学堂，毕业于东南大学教育系。而后长期任职于浙江省教育厅，做名小科员，抗战后孜任中学教师，一辈子饱尝生活艰辛。父亲把自己身受的一套教育照搬到儿子头上，而且出奇地严厉。潘家铮曾风趣地说过：“我父亲学的是教育学，案头堆满了教育原理、儿童心理学……但对儿子却从来不考究什么原理、心理，而且采取最原始的‘棒头出孝子’法。我头脑里的一些古汉语知识，都是他用棒头打进去的。

　　潘家铮的母亲是位忠厚的贤妻良母型妇女，终日操劳家务，孩子就由祖母掖拖长大。这位老太，虽然识字不多，但却通晓百艺、知识渊博。她经常抱着孙子，讲述“长毛造反”、“爷爷千里寻父”，以及数不尽的民间故事，还能说出几百条谚语，唱数十种山歌。她是潘家铮童年时真正的启蒙老师，使他受到中国传统文学的薰陶，在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喜爱诗歌的根苗。

　　了解了这些情况，人们就不会感到奇怪，作为一位国内外知名的水电工程专家，潘家铮少年时的理想却全不在此。他一直梦想成为一位诗人，写一部“天国轶事”。特别是在抗战逃难期间，他在乡下外祖父的遗物中，找到大量诗文集和旧小说之类的“闲书”后，更是欣喜若狂，把身心都投入到文学世界中去了。他嗜读小说。据他讲，到17岁时凡是古城书市上能找到的新旧小说、传奇甚至弹词、宝卷已无不寓目。成年后又补读了许多外国古典小说。在读“闲书”方面，他倒真正称得上道通古今、学贯中西了，而且，他还练就了一目十行的功夫，这可能是他严厉的祖父和父亲所始料未及的。

　　但是，他的正规求学生涯却非常坎坷。小学尚未毕业，抗战爆发，一家人不得不背井离乡，辗转逃难。这期间他在父亲的严格督促下，终日啃着“四书”以及古文。后来几年，他随父亲在浙东山区流浪，见缝插针地读点书。1942年日军大举侵入浙东，他不得不结束断断续续的中学生涯，最后学历是初中二年级。迫于生计，他只得跑到抗日游击区当个乡村小学教员，一自己对前途失去了信心。

　　1945年秋，抗战胜利，这也成了他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潘家铮在经过半年夜以继日的苦读之后，居然以初二的学历，考得了高中毕业的资格，为此他竟瘦了十斤之多。紧接着，他报考浙江大学，在填报志愿时，由于对文学的热爱，他不加思索地填上了“中文系”，不料却遭到了饱尝文人生涯之苦的父亲的坚决反对。这样，他只好填报了“航空工程系”，去学习这门新兴的实用的学科。第二年，为了毕业后就业的机会更多些，又违背心愿转到更实用的土木工程系。四年的大学生涯是极不平静的。由于解放战争和学运高潮，加之提前一年离校支援前线，他实际上并未从课堂上学到多少东西，主要收获还是浙大和许多老师的严谨学风，很多知识是靠他自己后来从工作中一点一滴刻苦钻研、勤奋自学得来的。

　　1950年，他大学毕业来到燃料工业部钱塘江水力发电勘测处，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事业。这样，他在两度因外界原因而不得不改变他心爱的志愿之后，终于走上了水力发电建设之路，并深深地爱上了这一开发再生能源、兴利除害、为人民造福的事业。从此，他在水电界辛勤耕耘了近50年，产生了生死与共的深厚感情，并对新中国的水力发电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40年代末，当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推翻压在身上的三座大山、顶天立地地站起来的时候，中国的水电建设还基本是一片空白。这时外国的水电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许多先进的设计和施工技术不断涌现并臻趋成熟，美国和欧洲一些工业发达国家已经应用这些技术修建起百万千瓦级的大型水电站、高度超过百米甚至二百米的高坝和相应的大型、高压机电设备与金属结构。而我国除开发了四川龙溪河上的几座容量为数千千瓦级的小型水电站外，只有东北有一座日本侵略者为掠夺我国资源匆促修建、千疮百孔的丰满大坝和水电站以及一座鸭绿江上中朝共有的水丰水电站。和发达国家相比其差距难以里计。这种情况与我国所拥有的世界第一的水力资源蕴藏量是极不相称的。

　　面对这一事实，作为一名新中国的第一代水电建设者，年轻的潘家铮深为激动，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担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为开发祖国丰富的水力资源造福后代建功立业，赶超世界水平。自1950年起，他先后在燃料工业部钱塘江水力发电勘测处、浙江水力发电工程处和电力工业部华东水力发电工程局等单位任技术员。他虚心向老一辈专家学习，继承他们的优良传统，从最基础的测量、水文内外业和描图、制图做起，勤学基本功，从设计、施工200kw和小水电站做起，一步步学习和掌握水电开发技术，在此期间，他夜以继日、如饥似渴地进修数学和力学知识，钻研每一本能够得到的书籍和资料，并特别注意将书本和外国资料上的知识应用于实际，又从实际工作中汲取经验、找出问题，反馈到理论分析中去，或对理论提出新的要求，开始逐步形成他独特的设计思想和理论。1954年他调到北京水电建设总局，继续从事黄坛口水电站的设计工作。该电站位于浙江省行县乌溪江上，装机容量3万kw，是解放后开工兴建的第一座中型水电站。由于缺乏经验，在建设过程中遇到挫折。他在困难面前毫无畏惧，凭借深厚的数学力学基础，开始对重力坝、土坝、引水系统、厂房等各类水工建筑物的应力分析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总结了不少有益的经验，也吸取了一些教训，写出了诸如《木笼围堰的理论和设计》、双向弯矩分配法》、《连续拱之新分析法》、《角变位移方程的研究》、《双铰式土坝心墙的力学计算》、《调压井衬砌的力学计算》、《法兰应力分析的研究》等一系列专业论文，发表在有关学报和著名刊物上，在国内水电界崭露头角。其后，潘家铮奉调到水利电力部上海勘测设计院，历任技术员、工程师、组长工程师、设计副总工程师等职，前后长达18年。当时，新中国的水电事业蓬勃发展，前程似锦，任务非常艰巨，问题是缺少经验，尤其缺少青年技术骨干。针对这一情况，自己也是个青年的他主动在院内办起学术讲座，给更年轻同志系统讲授“结构力学”和“水工结构分析”，发表了他的许多见解和分析方法，把研究成果无保留地贡献出来，与大家进行切磋。大部分青年水工设计人员都参加了听课，使技术水平得以迅速提高，其中很多人成为新中国水电建设的技术骨干力量。以后，这些讲稿被整理出版成为一套《水工结构应力分析丛书》，对推动我国水工结构设计水平的提高起了良好作用，深受全国水利工程师特别是基层同志的欢迎。有人说，读了这些书抵得上进一所自修大学。1956年，他负责广东省流溪河水电站的水工设计，基于对坝址良好地质条件的认识，他积极主张采用双曲溢流拱坝的新结构。当时双曲拱坝在我国还是第一次建造，缺乏资料和经验，他领导设计组同志积极进行繁复的坝体应力分析，首次提出和解决坝头稳定分析问题和坝体冷却措施等一系列课题，使拱坝设计迅速顺利完成。特别是对拱坝坝顶溢洪的做法，不少专家包括前苏联专家都没有把握，但他坚持这项新技术，深信这个方案既能保证安全，又能节省投资。他和同志们提出了拱坝坝顶溢流动静应力分析方法，组织进行了我国第一次拱坝震动试验，使我国第一座高78m的流溪河双曲拱坝于1959年胜利建成。30余年的运行和多次实际溢流考验证明，他的主张和设计是正确的。在工程建设后期，他又领导并参与了简化拱坝应力分析法的研究。1958年他在中苏朝蒙四国水利学术会议上，就上述流溪河拱坝设计中的几个主要问题提出了有分量的论文，得到与会专家的一致好评。流溪河双曲溢流拱坝的建成，开创了我国薄拱坝建设的先例，对以后的泉水拱坝（高80m）、紧水滩拱坝（高102m）、东江拱坝（高157m）和二滩拱坝（高242m）等的设计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57年他出任新安江水电站设计副总工程师。1958年，设计工作移至现场进行。他从1958年初至1960年兼任现场设计组组长，常驻工地，深入现场，具体领导该工程的设计与施工技术工作。新安江水电站位于浙江省建德县钱塘江支流新安江上，总装机容量66.25万kw，水库库容220亿m3，坝高105m，混凝土工程量176万m3，是我国第一座自己设计、自制设备并自行施工的大型水电站，其装机容量、工程规模和难度都超过日本人在我国东北修建的丰满水电站。在工作中，他创造性地将原设计的实体重力坝改为大觉维重力坝，并采用“抽排措施”降低坝基扬压力，大大减少了坝体工程量。他善于总结群众的正确意见，加以科学论证，先后在新安江工程上采用了坝内大底孔导流、钢筋混凝土封堵闸门、装配式开关站构架、拉板式大流量溢流厂房等先进技术。当坝体混凝土浇筑与压力钢管安装发生矛盾而且施工进度拖后时，他改变了坝体的分缝布置，将垂直的纵缝改为斜缝，解决了施工中的难题，抢回了进度，并发展了相应的理论，如大坝分期施工和分期蓄水的应力重分布问题，在技术上为大坝提前封孔蓄水创造了条件。新安江水电站能在短短三年内建成投产，单位千瓦投资仅690元，与他的创造性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新安江水电站的）顺利高速度建成，大大缩短了国内外水电技术的差距。周恩来总理在1959年4月视察电站工地时，曾亲笔写下“为我国第 一座自己设计和自制设备的大型水力发电站的胜利建设而欢呼！”的题词，高度评价了电站构建设成就。通过新安江工程成功的实践，宽缝重力坝已发展成为国内广泛采用的一种坝型。此后，古田一级、云峰、丹江口、安砂、枫树坝及潘家口等十余座大型宽缝重力坝相继建成，在祖国的大地上拦江蓄水，为我国的水利水电事业发挥巨大作用。新安江水电站的建成，为新中国的水电事业树立了第一座丰碑，其上也凝聚了他的智慧和心血，记下了他的卓越贡献。

　　其后，他又参加了乌溪江、富春江、长江北口潮汐电站和钱塘江潮汐电站的设计、规划和科研工作。1964年，党发出支援三线建设的号召，他义无反顾地告别江南，奔向荒无人烟的雅等江和大渡河，负责和参加锦屏、磨房沟和龚咀等水电站的设计工作。在此期间，先后在工程技术刊物上发表了30余篇论文，并出版了《水工结构计算》《重力坝的弹性理论分析》《水工结构应力分析丛书》和《重力坝的设计和计算》等四套学术著作，近两百万字，迎来了他设计生涯中的黄金时代。

　　1966年，史无前例的十年浩劫开始了。像许许多多正直而无辜的知识分子一样，处于事业顶峰的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毫无根据的斗争批判和人身攻击，打入“牛棚”，承受了难以想象的肉体和精神的痛苦折磨。

　　顺便提一下，潘家铮虽已成为水电专家，终日与大江大河、大坝电站打交道，但他仍对他少年时的爱好棗中国文学依然眷恋。他在工作之余，常是一卷相随，自得其趣。他孜孜不倦在研读中国的正史、野史、名家的文集、诗集，稍有余暇余款，总是要钻到旧书店中去搜寻他心爱的旧书。他有喜怒哀乐，总要抒之于文，寓之于诗，先后写了《新安江竹枝词》、《读报志感》、《蓼莪吟》、《锦屏诗稿》等诗作，还在博览众说的基础上，写成一部《积木山房诗话》。他还认为，自古以来，中国的女诗人遭遇比男子更悲惨，偶而流传下来的一些作品，是中国诗词中最为可贵的遗产，值得搜集与整理。所以他发过愿心，要编一本尽可能完整的闺秀诗话，为此他已经搜集了不少素材。另外，他还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共磋进步。对于一切要求进步的有志青年，他总是从心底里喜爱他们，不遗余力地帮助他们：教课、赠书、改稿、审稿、推荐发表、回答来信来访……也不知花去了多少精力和时间。“文革”中，有人查抄了他的寓所，里面并无金银珠宝，只有万卷藏书，其中半是文史专著以及他的一批手稿。这些旧书和手稿、日记构成了他的一大“罪状”。他对青年人的关怀和培养更成为“腐蚀青年”和“向党进攻、争夺接班人”的罪证，遭到无穷尽的批斗。尽管如此，他对祖国、对水电事业的热爱并未稍减，对他所做过的一切，特别是培育青年毫不后悔，在批斗之余仍偷偷地钻研理论，思考技术问题，回想总结以往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没有纸笔和参考书，就利用他特殊的记忆力，在脑海中进行研究。他虽身处逆境，但始终坚信，祖国的水电宝藏必得到开发，总一天他还会回到水电战线的岗位上，继续为祖国为人民做出自己的贡献。

　　进入70年代后，他逐步恢复了工作。1970年10月，被派往雅苦江磨房沟工地做复工后的计工作，重返三线，“立功赎罪”。他到了工地后，不禁跪在地上，久久地亲吻着这片土地。工地虽然贫困荒凉，电站规模虽然不大，可是这毕竟是座水电站啊，开发水电已成为他的唯一愿望。他振奋精神，忘我工作，在战友们的共同努力下，不到一年半时间，就使这座遭受破坏，满目疮疾快要停工、散伙的工程竣工发电，创造了一个小小的奇迹。以后，水利电力部对外司和基建司就把他‘借调’出来，参加国内外水电站的设计和审查工作。他在参与乌渡水电站的复工审查会后，开始负责我国一批援外工程项目的设计审查工作。1975年和1976年他曾两次前往菲尔泽（阿尔巴尼亚）和技培都（喀麦隆）工地参加设计审查和指导工作，现在这两座水电站早已顺利建成投产，安全运行，造福于两国人民。

　　其后，他继续参加了国内一系列工程的研究、审查和决策工作，他十分珍视这来之不易的工作机会，以十二分的热情将全部心力扑在工作上面。由于工作中的突出表现，更由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了极“左”路线，全国走上了拨乱反正的正确道路，强加在他身上的错误结论得到彻底平反，他于1978年3月正式调京，出任水利电力部规划设计总院副总工程师，后又晋升为总工程师，和水利水电建设总局总工程师，1985年出任水利电力部总工程师，成为水电系统的最高技术负责人。在此期间，他参与规划、论证、设计以及主持研究、审查和决策的大中型水电工程已不计其数，例如安康、铜街子、东江、岩滩、白山、龙滩、石塘、紧水滩、水口、葛洲坝、二滩、天生桥、小湾、龙羊峡、广州抽水蓄能、……直到参与举世闻名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论证工作，担任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及技术总负责人。他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大河、山山水水。几乎可以说，在中国较大的水电坝址和工地上都留下过他的足迹和汗水。他以其精湛的技术、丰富的经验和过人的胆识，解决过无数技术难题，提出过许多重大建设，作出过关键性的决策。例如，对于东江工程，他立论修建薄拱坝而不主张修重力坝的观点；在被一些地质专家认为是一堆烂石头的龙羊峡峡谷中，他肯定地认为可以修建高坝大库；在葛洲坝枢纽鉴定会上，他满腔热诚地支持采用“抽排措施”；在岩滩工程讨论会上，他鼓励人们在这座高坝的主体工程上采用辗压混凝土技术，并承诺说：“建设成功，成绩是你们的，出了事，责任归我”，极大地鼓舞了设计施工人员的信心。在水口工地上，为了抢回已大大延迟了的工期，他置世界银行特别咨询专家组的强烈书面异议于不顾，决策在基础部位使用辗压混凝土和氧化镁技术，并在暑期施工。他说：“外国专家的经验值得重视，但他们不熟悉中国国情，更不了解中国专家在某些领域中长期研究的成果，最后的决定得由中国人来下。”他决心在二滩峡谷中修建242m高的辗压混凝土高坝和全地下厂房，和在小湾工程上采用295m高的双曲拱坝。1990年7月，他代表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和400余位专家，向中央、国务院以及各界领导汇报历时三年余的论证成果。他恳切言词，以大量深入的科学分析为依据，综合阐明修建三峡工程的必要性、可行性和紧迫性，得到领导的充分肯定，认为论证工作是科学的、民主的、可信的，满足了中央的要求，为三峡工程进一步开展初步设计和最终获得人大通过奠定了基础。他的许多决定和意见，事后证明都是正确的。他说，作出这些决定或提出建议决非冒险，在水电和坝工建设中不容许轻率，而是有无数设计和科研同志的工作为后盾。他经常对来采访的记者说，任何一座大水电站的建成，凝聚着从地勘、规划、设计、施工、科研到地方领导等无数人员的心血，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个别人的作用极为有限，不应强调。他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但是集中群众的智慧，在关键时作出正确决策所需的领导者的胆识和决心也同样是不可少的。

　　潘家铮在承担更高层的任务后，除了继续研究具体技术问题外，更多地思考有关中国水电建设的全局性问题。在他的组织下，开展了规程规范的全面编制和更新工作，将大量的新技术纳入其中。为了改进水电设计落后的面貌，他大力推动计算机的应用，成立电算机构，主持开发水电设计大软件包，开发和推广CAD技术以至专家智能系统。他不遗余力地推广新技术尤其是新坝型棗辗压混凝土坝和面板堆石坝，担任推广小组组长。他为提高工程质量发出过无数次呼吁，出任质检总站站长。他注意发现和培养新生力量，把全面开发祖国水电宝库的热情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他十分重视科教事业，制订和参与各种攻关计划，在不少高校兼职讲课，带研究生，还和钱正英、王林、汪德方等领导一起发起成立中华电力教育基金会。改革开放深化后，他多次出访，考察日本、法国、西班牙、美国、埃及、瑞士、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挪威的水电及建坝技术、介绍和推广外国的好经验。他鼓励设计院向咨询公司发展，开拓国际市场，推行设计招标。他还研究阻碍我国水电发展的因素，不断向领导和国家提出建议。

　　在技术领域，他在47年来对钻研技术解决难题的活动从未中断过，故设计成果浩瀚，著述极为丰富。他专长力学理论，特别在水工结构分析上有很深造诣。他致力于运用力学新理论新方法解决实际问题的研究，力图沟通理论科学和实际设计两个领域。他对许多复杂结构，如地下建筑物、地基梁和框架、土石坝的心墙和斜墙、重力坝和拱坝、调压井衬砌、压力钢管岔管和法兰以及建筑物及山坡的稳定、滑坡涌浪、水轮机的小波稳定、水蚀分析等课题，都曾创造性地运用弹性力学、结构力学、板壳力学和流体力学理论及特殊函数提出一系列合理和新颖的解法，得到水电界的广泛应用。可以说，我国水电和坝工技术的发展中有他奋勇开拓和辛勤耕耘的一份功学。

　　他在总结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撰写了专门著作20种，约560万字，连同历年发表的学术论文80余篇，总字数达1000万左右。其它主编过的书籍和主笔的技术报告为数更多。在进行科技著述之余，他还写了不少小说、散文和科普科幻作品以及政论性文章，力图在批判社会不正之风，反击伪科学的泛滥和鼓舞青少年树立振兴中华大志上有所稗益。

　　由于他的学术成就和贡献，他也获得了党和人民给他的荣誉。他于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技术科学部院土，1984年国家颁给他有突出贡献的国家级专家证书，1989年被授予国家设计大师称号，1994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并被选为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成为我国少数几位拥有双院士称号的专家之一。他目前还担任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大坝委员会主席，中国水利学会、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和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长江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技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同时，他还是清华大学教授，和在其它一些院校兼职，培养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