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镇之痛-----一位乡镇党委书记的告别

● 蓝苹果


在乡镇工作了近二十年，从一般工作人员到一个拥有4万多人口，幅圆面积100多个平方公里的乡镇党委书记，其间的辛酸、痛苦、忧虑、疑惑，是一般人所不能感受得到的，在《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出台之际，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要把我的一些感受写出来，但愿对我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有所帮助。

楔子

长期以来，广大的农民群众都这样说：“中央政策是好的，下面都是乱整的。”所以，有无数的人背起背囊，打起行装，进京上省告状。他们不愿见小官要见大官。可是中国的大官们，不是那么好见的，因此，他们只有胸前挂个“怨”字牌，夺路拦大官们的车，或者在有武警站岗的大门口，长跪不起。所有这些，其实都无济于事，最后还是由中央、省、市信访办批转下来，由基层自已处理。

本来，人民群众上访，是一件无可非议的事情。因为，只有理不顺，情不通、法不容、判不公而且告无门，他们才会上访。但是，那些官高禄厚者却把群众上访当成了拦路虎。一年开得最多的会是稳定会，讲得最多的话是稳定。层层签定责任状，把有无上访作为各级干部的政绩考核。各级都成立了信访办，近年来上访的人多了，又成立了“维稳办”。一句话要控制群众上访。要让领导同志们能够静下心来，研究国家的大事难事。

可是，唯独他们不研究，是什么原因造成如此大规模的群众上访？其实，正是因为中央的政策，法律、法规的不健全不完善造成的，是当今中国的管理体制和机制造成的。是法律与法律和法律与政策相互矛盾造成的。通过对乡镇工作的痛苦反思，就可以管窥见豹。

土地制度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为了调动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随着时间的推移，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弊端日益显现，乡村组织难以应变。

第一：按照中央的最初设计，是把原来由集体耕种经营的土地，分到千家万户耕种经营，从而充分调动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的生产经营积极性，实现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双赢的目标。但是，在实施过程中，大部份地方都是按人口平均承包了土地。同时把过去属于集体经济组织的耕牛、农具、保管室、晒坝都分干分净，集体经济组织成了空壳，一无所有。

第二、由于是按人口平均承包的土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有人无地或有地无人的现象的就十分普遍。有的二三口人却有有着七八个人的土地，有的七八个人却只有二三个人的土地，人地矛盾异常突出。《农村土地承包法》规定，在三十年的承包期内，发包方不得调整承包地，一些外出打工的农民，几年甚至于十几年不回家，全家老小过着打工一族的生活，还有一些人，在城里买了房子，银行里存了票子，他们让自已的屎也不拉到自已家的田里，但是他们的承包土地不能被调整。因此，一方面大量的土地被抛耕弃荒，另一方面，无地可种的农民盼分地。

第三：《土地法管理》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依法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既然如此，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就可以利用组织所拥有的土地资源，人力资源和信息资源，以有效的方式，进行计划、组织、领导和控制，从而实现组织的预定目标。然而，土地承包给千家万户，可分的可卖的早以分光卖光了。但是，吃不起饭的农民要找集体，住不上房的农民要赖集体，鳏寡孤独要集体解决，架桥修路等公益事业建设集体必须兴办。上级领导天天在开会上讲，报上登，电视上态度坚决，一定要关心农民、爱护农民、要让他们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他们有时还开上一大路车，带上几个人，去看望几个贫困户，给上一、二百元钱。从电视上看，那些贫困户真是千恩万感，口中连连说：“感谢共产党、感谢领导。”所以农民都说：上级领导好啊！哪象基层这些当官的。

财税制度

从1985年实行的财政包干体制以来，极大地巩固了中央的财力，加强了中央的宏观调控，为中央投资事关国家长远利益的重点工程和重要行业，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财政包干作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等诸多方面所造成的负面影响是几十年也难以挽回的。

第一：财政包干体制，使农民受到了历史以来最严重的剥削，使党的农村基层干部受到了最不公正的待遇。

按照定收定支，收支包干，定额上交的原则，乡镇人民政府在年初编制预算方案的时候，首先预算上交市、县的，然后再加上本级财政的各项支出，包括乡镇干部的工资福利，民政优抚，五保救济，七所八站的事业人员，以及普六普九达标，中、小学危房改造，乡村公路等等，还要加上可能收不回来的缺口部份，这样农民的现金负担人平就高达300-400元，为了收回这些钱，乡镇又不得不给村社干部下指标，定奖惩，给回扣，甚至不惜动用专政工具。所以，在全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