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所谓卖国的背后

自满清入主中原以来，为维持其对汉民族的绝对统治，满蒙贵族对新的军事技术及火器一直采取完全排斥的态度，顽固保持他们的骑射传统及其建立于其上的军事优势。诚然，对于隔离于工业化进程之外的大清国及远东诸邦，这种政策对内部的管制确实十分有效。在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的主要威胁均来自境外而不是中原地区的汉族势力。鸦片战争以后，火器的威力确实令清朝统治者感到恐惧和威胁，他们有学习西方技术的动机，但在“宁给友邦，不与家奴”统治规则下，这种热情却有十分的保留。防内仍然是清廷的首要目标。

因此，在1840-1870之间的三十年，中国的现代化没有什么进展，但期间发生的一场大乱却给中国的现代化提供了机会。太平天国动乱，在给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同时，却也做了一件好事：它摧毁了清国的国家军事主力----以骑射为本的八旗军队。最后，消灭太平天国的使命是由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和李鸿章率领的淮军来完成。这两支军队的特点是：由汉人指挥且由汉人组成，不受满蒙大员节制；配备现代火器基本由步兵构成。这完全违背了清朝的祖制，同时也开创了一个新时代：掌握了军权的汉族官员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掌握了清朝的政权，淮军后来成了清国的国家军队，但军队的将领却都是李鸿章的亲信，在一个传统上信奉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国度，李鸿章当时的份量有多重就可想而知了。

而李鸿章也不象后来历史上描述的那样，除了热心于卖国之外，没有做什么好事。这位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建矿山，搞航运，设工厂，办电报，修铁路，开银行，忙得不亦乐乎。可以想象一下，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后面拖个大鞭子的清国员工在做现代化的事，情景肯定比卓别林的“摩登时代”要搞笑，但不可否认的是，李氏这一折腾，当年的一个小渔村的上海却不小心成了远东的第一大城市。当然，李氏感到骄傲和腰杆儿硬的是他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清帝国海军主力，号称全球实力第三的舰队。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表面风光的李鸿章，却遭遇来自各方的暗算。尽管一向滑头的李氏一再向朝廷表示忠心，但手掌清国海陆两支大军的李氏却无论如何不能让其主子----满蒙贵族们放心（结合以后的历史，可以想象，李氏要造反，肯定要比孙文容易多了），他们不时地给李氏使绊子，其他的汉族官员出于不同的动机，也经常给这位李同志下菜（翁同和、张之洞、张佩纶可以算是三个代表），这虽然影响李氏的改革开放事业，但对于财大根粗的李氏来说，不是致命的。

正当洋务运动达到当时的高潮，洋务运动带来的新技术、新物质开始在中国抛头露面之时，普通的中国人可以通过洋货感受西方世界的物质文明，同时进一步感受西方精神文明之时（以本人的小人之心，满清贵族或许是最不愿意看到李鸿章的事业成功，因为李的成功之日，可能就是这些贵族失去特权的开始，汉民族的高度文明使汉族人在接受其它高度文明要比这些贵族来得快，一旦汉民族受到新文明的培育，必然会焕发出汉民族的民族精神，这种精神一定会导致满蒙贵族的特权丧失。从甲午战争备战的不足、应战的匆忙、督战的严厉等过程看，不能排除满清贵族利用日本人搞倒李鸿章的可能，借刀杀人是中国传统的军事计谋，之前之后都有人干过。看看后来的伪满州国，这种推测似乎能站得住脚），在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在中华土地上孕育的现代化长子，胚胎刚刚成型就受到外部的致命一击。而这一致命的一击，就来自李氏一向并不看重的蕞耳小国----日本，它不仅破坏了李鸿章等人的洋务事业，而且还使李氏身败名裂，至今不得翻身。

日本的洋务运动大致和中国同时起步，日本也有一个李氏一样人物----伊滕博文（伊氏似乎一直以李氏为师），但不同的是，伊氏有一个年轻有为的君主----明治天皇，而不象李氏成日周旋于妇人孺子之间。日本孤悬于海外，在大航海时代之前，这是一个避祸好去处。事实上，日本正由于这种特殊的地理环境而逃过很多大陆地区的劫难，蒙古人征伐最大的失败就是在日本海峡。然而，鸦片战争不仅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也同时打开了日本的国门，使日本人第一次感觉到海岛也不是安全的。日本人开始了明治维新。面对清国这样的一个巨人，一旦一个浅浅的海湾不能阻挡往来时，日本的安全屏障也就突然消失。当大清国正在奔向海洋时，日本对这个近邻突然产生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恐惧。对于雄心勃勃的明治天皇及伊滕来说，恐惧产生的不是妥协和退缩。不象大陆，岛国实际上也是无处可退，而是积极地去赌一把。当时日本国内反对战争的民意也不小，不象清国国内，除当事者李氏不希望战争外，似乎举国上下都热切希望来一场战争，一袭鸦片战争的耻辱。

日本兵分两路，一路以朝鲜为突破口，攻击清国的陆军（当然也是李氏的淮军）；一路以日本海军为主在黄海水域试图寻机与北洋水师决战（从现在回看历史，甲午战争似乎不是日清战争，倒有一点日皖战争的味道）。结果两场战役，均是日本获胜。接下来就是和谈，令人不解的是，日本竟指名让败军之帅的李鸿章担当议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