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流行“抢座位”游戏

中国流行“抢座位”游戏



历史从来不会开玩笑，中国式的“抢座位”游戏已经玩到非常危险的境地了。


五月，上海。闷热而潮湿的午后，城市依然喧闹。一位母亲领着孩子在站台上等地铁。车门一开，孩子冲进车厢，直扑座位，自己先抢一个，还为妈妈占一个。母亲对身边的友人直夸口：“我这孩子从小灵活，头子就是活络。”这是我在上海见到的一个普通生活场景。当时，地铁车辆停在始发站，但候车人群还是争先恐后地挤进车门，条件反射般地争抢人人都会有的座位。抢座位，是自然公开的坐车方式，也成为多数人坐车的乐趣之一，但这种景象看起来并不有趣。至于那个孩子，从小学会的不是谦让而是争抢，并且受到了母亲的鼓励和激赏。设想一下，如果社会大环境只能培养个人热衷于争抢的潜在心理，社会提供的不均等机会只会使从容让位给焦躁、让君子甘愿做小人。

我在上海的两三天里还目睹了多起路边的打架事件。说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理由，就是因为大家都开上了自备车，财大气粗了。小汽车在交通标识并不明确的马路上迎面相向，互不相让；或是为了争抢车道而违反规则，互生摩擦。事实表明，在许多富裕起来的人的心目中，温良恭俭让从来不是应有的行为选项，争先恐后抢跑道才是人生唯一的目标。

从乘车抢座位，到开车抢跑道，这些生活中的习惯性行为已经成为中国的社会写照。抢股票、抢房子、抢官位、抢财富，抢你没商量；有条件要抢，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抢；无论明抢暗抢，抢到手就算赢；今天不抢，明天政策一变没得抢；有职有权不抢，过期作废看别人抢。在中国，变相的抢钱行动甚至蔓延到医院、腐蚀了学校。北京有一家肿瘤治疗中心推出“千元专家”挂号费，之后的治疗费和医药费令人难以想象；中央美术学院附中校长在法庭上称，收钱改分，这已是学校招生的惯例，让人匪夷所思。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本是医生的职业本能；传道、授业、解惑，为人师表，应是教师的基本职责———这些早已是人类社会的公理，无须再加证明，可无耻的抢钱行动，居然对病人和学生下手，且大言不惭地以市场导向为挡箭牌，这是非常不幸的。

在中国，流行一种“抢座位”游戏。十个人九把椅子，或八个人七把椅子，座位总比人少一个。音乐响起，人们围着椅子转圈子；音乐一停，大家马上抢座位，结果总有一人因抢不到座位被淘汰。几轮下来，抢到最后一个座位者就是优胜者。事实上，能否抢到座位在很大程度上无关个人的能力大小或付出多少，最主要的是机遇，取决于音乐停下时人们离开座位的远近，取决于个人的位置优势。从游戏到现实，“抢座位”的隐喻在中国被演绎得太过生动。毛主席过去说“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今天的中国人确实有活在当下，一年过完一生的气概———唯恐被挤出圈子的“抢座位”心态大行其道。从个人到企业，最近十余年的发展之路，其实可以简明扼要地概括为从股市到房市的“抢钱”直线运动。升斗股民希望在股市上一夜暴富而不可得；企业从股市集资抢钱不用还本付息；最后上市企业账面巨亏，社会资金进了大股东的腰包———股市成了抽水机，中小股民横遭洗劫。股市玩完后，又炒房市。房市与股市一样，政策的不完备导致了政策的多变性：银行一会儿无限制放贷，一会儿又紧急收缩贷款；一会要推动房产市场以拉动GDP增长，一会儿又要宏观调控平抑房价。市场的投机成份，或者说弥漫于整个社会的带有哄抢色彩的买房行为引起房价爆涨，其重要原因可以归根于大松大紧、大起大落的房产政策。政策多变，意味着有今天不一定有明天，这样的制度安排从根本上催生了“晚抢不如早抢”、“抢到手我就赢”的浮夸和焦虑的社会心态。某些以“政府智囊”和“社会精英”自诩的学者依附在既得利益集团身上，从来缺乏社会批判意识，只会鹦鹉学舌般地不停鼓聒：一会儿鼓吹能挣会花，鼓励超前消费，提倡买两套房才算小康；一会儿又建议设立针对年轻人的个人破产制度———这就是学者们的所谓“社会良心”。事情的过程已经非常清楚了：先煽动年轻人的消费欲望、刺激社会成员的非理性消费行为，回过头来再让缺乏头脑和能力的消费者走向个人破产，为社会发展中的政策失误埋单垫背。

事实上，整个社会在抢钱行动下造成的繁荣景象正在两个向度上疯狂透支：1、富裕层抢劫了社会大众的财富；2、上一代透支了下一代人的财富。历史从来不会开玩笑，中国式的“抢座位”游戏已经玩到非常危险的境地了。

前几天，我读到一篇文章描述国内人对于“上流社会”的想象。文章说：“我的那位朋友始终抱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态度，他说等以后进入了上流社会，一天没事干就开par鄄ty，吃饭只去米其林手册上三颗星推荐的地方，手表千万别提什么欧米茄，说出来人家笑话，要戴只能戴江诗丹顿，吃好几百美元一两的松露，喝一九五几年的拉斐特酒。……至于去阿拉斯加打猎，开私人飞机，养阿拉伯王室那种几百万美金一年的马这种事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