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拔第一培养第二——中国废科举一百年反思

选拔第一培养第二——中国废科举一百年反思



今年是中国废科举一百年。近些年来，学术界对中国的科举制度有很多重新检讨。正面的评价逐渐趋多。科举可能有很多缺点，但作为一种人才选拔制度，它是中国古代的伟大创造。科举制度选拔的多数还是有才能的人。比如，在中国完成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转型的那些人，如蔡元培、严修、蒋梦麟、张寿镛等，都是有功名的人。

在人才问题上，选拔的意义远远高于培养的意义。如果选不好，培养就无从谈起。我们经常讲那些伯乐的动人故事，其实就是讲选拔。蔡元培看了梁漱溟一篇文章，就让他到北大来教书。不是要北大培养他，而是要北大给他一个机会。胡适把小学还没有毕业的沈从文请到中国公学的讲台上，也不是要培养他，而是给他机会。熊庆来发现华罗庚时，他还是店员，清华给他的是机会，也不是培养。高明的做法是英雄不问出处。只要你有才能，就给你机会。

中国目前的教育制度，在培养上投入很大，高等教育的主要问题就出在重培养，轻选拔。在民国时期，中学生就是小知识分子。到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专毕业生也是专业技术人员。现在硕士已经不稀奇，博士就业已经出现困难，有的重点大学进人只要博士后，博士都不行了。一个人，要想在现行制度内取得学历优势，受教育的时间越来越长，小学六年，中学六年，大学四年，硕士博士又是六年，光是学历教育就达22年。高学历的人越来越多，教育产业越来越庞大，但在全社会中，真正的人才，比例并没有增加。

当科举退出了历史舞台一百年后的今天，谁又能想到，新式学校成了以制造文凭获取利润的工厂，在选拔人才的机制方面，反而不如科举制度有效了。如今中国可以说教育的培养机制空前发达，除了发放各级文凭的学校，还有考各种资格证书的培训班，每一种教育机构，背后都隐藏着利益机制。办学的一方着眼于营利，求学的一方着眼于文凭和证书。什么人才，什么创造性，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制度僵化的时代，一般都是平庸盛行的时代。陈丹青为什么能说出：“如今的艺术院校连‘文革’都不如”这样激愤的话？就是因为如今平庸盛行。借着中国废科举一百年的机会，我们有必要痛切地反思一下了。

（据《中国青年报》梁子民毕文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