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北京水系的“弃儿”

圆明园——北京水系的“弃儿”

本文试图从环境生态学的角度来分析圆明园的防渗工程问题，
而不是从《环评法》的角度来评论这一工程是否违规的问题。

实际上，国家环保总局只是从行政的角度来管理工程是否违规，
国家环保总局关心的应该只是“程序公正”问题，
至于圆明园防渗工程是否对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那是专业环评机构的科学论证问题，是“实体公正”问题。
国家环保总局“叫停”并不意味着工程就一定对环境有不良影响。
国家环保总局的职责也不应对“实体公正”有什么倾向性意见。
（据我所知到目前为止，国家环保总局好像还没有这样的意见。）
所以说，各专业环评机构完全没必要顾及“叫停”的社会舆论，
只有明确区分“程序公正”和“实体公正”，才能打破现有僵局。

下面就言归正传，开始具体的分析。
只有真正弄清造成圆明园今日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
才能进一步谈防渗工程对环境的影响问题。
我要论证的是：圆明园——北京水系的“弃儿”


一，湿地与大运河

大家都知道，北京历史上的气候完全不象今天这样干旱，
至少到清末为止，圆明园地区还是一片很好的“湿地”环境。

那么，造成今天北京严重缺水局面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本人认为，除了解放后人口的急剧增长和工业发展之外，
北京水系的变迁最能说明问题。
也许您不相信，破坏北京湿地环境最早的“祸首”
——就是著名于世的京杭大运河。

在人们大面积垦荒，向荒地要粮的那个年代，
治理沼泽或湿地的办法是什么？——放水。
只要在沼泽或湿地的下游疏通河道，很快就会排干积水。

北京3040年的建城史，也是一部治水史。
当然了，比京杭大运河更早的，也许还要追溯到早在战国时期，
燕国就治理了房山一带的督亢灌区。
相传荆轲刺秦王时，作为礼物呈献的图，画的就是那块地肥水清的沃土。

隋炀帝以洛阳为中枢。向南、向北挖的运河。
向北的运河，已到北京的西南。
但是江南漕运，名义是直抵大都，其实只能到通县，然后改由陆路入城。
陆路运输比水路运输贵得太多。
奏折云：劳民伤财耗资颇巨，运费六万缗，等等。于是想挖河。
挖河不是新招儿，元代之前，金朝就在打这个主意。
也是从城里挖到通县。截过高粱河，白莲潭水，水势小而缓，载舟迟迟。
拟改永定河，地势高峻，水流浑浊。
当时水渠来自高梁河及白莲潭（相当后代的积水潭）清水，流量很小。
好在这还是打北京水系下游的主意，对北京影响不大。

之后，就是我们都知道的元代水利专家郭守敬从昌平引来白浮泉水，
沿燕山山麓，汇集西山泉水，经翁山泊（颐和园昆明湖）、
长河30公里水路进入北京，使通惠河水量大大增加，
出现了云帆蔽水、漕船沿京杭大运河浩浩荡荡直达积水潭的盛景。
这时候的颐和园昆明湖，包括他周边（下游？）圆明园水系，
是起到“水库”作用的，自然是水量充沛的。

但是，谁又考证过原来白浮泉下游、西山泉水下游的其他区域呢？
在大地图上找，出京城往北，过沙河镇，不到明十三陵的公路边上，
一个小小的圈儿——白浮村，便是元代大运河的源头所在。
——现在那里根本就没有水了。九龙口也是滴水全无。

应该可以想象，北京地区的水源经通汇河源源不断地被放走了，
这时北京周边的土地，已经不再像燕国时期那样肥沃了。
当时通汇河水的流量也并不大，
为了通航，通惠河建了二十来座船闸，以限制流量，抬高水位
取得了“节水行舟”的特殊效果。是有名的“闸河”。

郭守敬也没想到山洪会时时爆发，水源却常常不足。
那忽必烈更想不到，
不足百年，1369年，通惠河便随元王朝的命运一同败落划了句号。
——最辉煌，最短的河！

通州至北京的通惠河，元末已开始淤废。
明成化、正德年间，曾先后疏浚了几次，但用工不大，成效极微。
嘉靖六年（1527年），御史吴仲才大加整理，舟楫复通。
明末又复淤塞。
清乾隆年间（1735—1795年），开辟昆明湖，通惠河水源有所改善。
但明、清两代，由于不再远引昌平诸泉，
形成或暂通即塞，或浅滞不堪重载，功效远不及元时。
漕船经常只是通到通州，虽习惯上仍冠以“京杭”之名，
而实际上大体以通州为终点，又回到了隋炀帝当年的那个状态。

如果不是元末通惠河的淤废，明朝的十三陵恐怕也要另选他处，
如果不是清、两代通惠河的暂通即塞、浅滞不堪重载，
恐怕也没有后来的十三陵水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