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兴衰与我们有关

中原兴衰与我们有关



在中国，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中部成为“印象塌陷”的重灾区，提到河南，就想到骗子；提到山西，就想到反复重演的矿难；提到安徽，想到的是灾民、是乞丐……其实认清中国历史发展的走向可以知道，中部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与中国的发展密切相关———


三千多年前，当“中国”这个名词刚被使用时，它的范围只是指今天的河南一带，以后才逐步扩大到黄河中下游地区。这得益于当时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气候温和，降水充沛，是最大、最发达的农业区。从夏、商、周起，直到公元12世纪，统一政权和实际政治中心都没有离开过这一范围。西汉时还有“江南(指今湖南、江西的长江以南)卑湿，丈夫早夭”的说法，中原人视为畏途。贾谊被任命为长沙王太傅，就担心住在长沙会活不长，成天忧心忡忡，果然33岁就去世。

但从秦汉以来，由中原向南方的移民持续不断，从东汉、唐朝到北宋的一系列动乱后更形成一次次移民高潮。大批中原人南迁，不仅将先进文化传播到南方，也使南方的开发扩大和深化，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加上黄河流域气温下降，降水减少，环境恶化。北宋以后，南方的经济地位已超过北方。到明代，南方的文化已明显居于优势。直到近代，这种趋势均未逆转。

中国首都的转移基本是由西向东的，除了出于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目的，也是为了便于获得南方的粮食。元朝定都北京，从此全国政治中心离开中原。朱元璋建明朝时虽定都南京，却深知南方在战略上的弱点，一度考虑迁都开封。但经过考察，发现以前的汴渠早已淤塞，无法将南方的粮食运往开封，只能作罢。

但到了近代，由于西方的现代文明主要是由海上传入的，中国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首先是在通商口岸和沿海地区发展起来的，然后再向内地扩展，所以基本上是由东向西的，上海成为其“龙头”。黄河下游和海河水系基本不通航运，近代的淮河已经没有自己的出海口，所以尽管北方也有天津、青岛等通商口岸，却无法通过水运影响中原地区。铁路和公路的拉网分布也没能弥补了水运的缺陷，即使处于京汉、陇海两条干线枢纽的郑州，也不能与同样处于中部、却得益于长江的武汉相比，而沿陇海线的开封、洛阳早已失去昔日的荣华，沦为衰败中的区域城市。可耕地开垦已尽，自然条件日渐恶化，人口不断增长，曾经是中华民族文明摇篮和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中原地区，已经成为全国人口密度最高的贫穷地区之一。

上世纪60年代，“三年自然灾害”更使河南这个农业大省一蹶不振。这时国家的“大三线建设”越过中部，将东部沿海地区和京津地区的重要工业、科研机构西迁至云、贵、川、陕，仅上海迁往“三线”的资产就高达2000亿元人民币(1970年代末统计数)。而中原却只能望洋兴叹。

当一个地方经济繁荣，政治地位优越，处于全国瞩目的中心地位时，必定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想当年洛阳太学三万子弟，西晋左思《三都赋》引起的“洛阳纸贵”，都在政经衰落后成为历史。更何况，社会的大多数只能根据物质条件维持生活，在持续的穷困中形成某些恶俗也在所难免。明人王士性是一位杰出的人文地理学家，他在《广志绎》一书中肯定了河南人的优点：“中州淳厚质直，有古风，虽一时好刚，而可以义感。语言少有诡诈，一斥破之，则愧汗而不敢强辩”。还列举了两种“善俗”：一是“告助”，如因贫无法交纳赋税被官府追讨，亲友就会集资帮助。一是“吃会”，凑集十多人，每月两次在社庙聚餐，每人将一点余钱交给会长储存，会员如遇到父母丧葬等急难可得到资助，以免借高利贷。会员父子相继，时间越长钱积得越多。他列举的恶俗是：百姓不重视积蓄，丰收时将粮食卖光挥霍，灾年就挑着箩筐全家逃荒要饭。赌博成风，穷人有十文钱也要赌光才罢休。输了就偷，所以小偷盛行。而偷术太差，往往登堂入室时就杀人，偷的东西都是笨重而容易辨认的，今天偷来的衣服明天就穿在身上，马上被抓获。赃物值不了几个钱，但因杀了人，有时竟有十多个人被判死刑。如果不顾“淳厚质直”的传统优点，只强调存在的恶俗，或者一味夸张这类恶俗，那必然会像今天某些人那样制造地域歧视了。

中国有许多人自称根在河洛，都认中原为祖籍，然而却嘲笑自己的故里。但这种社会心理，终究不过是历史长河上的一二朵水花。所有中国人和中国所有的地方都不过是这个历史走向中的一环。这种认识当有助于国民以宽容、理性、克制的心情，看待这个国家中尚还存在的落后的地区和贫穷的人。从中了解到，彼人彼地彼时的疾苦，和此时此地自己的命运，其实根本相关。

（据《新民周刊》葛剑雄/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