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成了文学与文化的时装

上个世纪80年代，在日本演艺界如日中天的山口百惠有一首保留歌曲，其中有一句“愿为爱人献上少女最为宝贵的东西”。“有些媒体不怀好意，屡屡纠缠百惠：‘对少女而言，最宝贵的是什么？’” （《环球时报》，2003年6月23日，20版）
如果将它制成问题，编进李咏与王小丫的节目，相信，按时下大陆中国人的价值观，没人能答错，且答案都不会离开贞操。
不知从何时起，“少女最宝贵的”竟然成了当代中国文化的一句固定隐语。传媒报道性犯罪案件，只要涉及被害人所受到的这方面伤害，总是称她被夺去了“少女最宝贵的”。文学描述两相情愿的亲密接触，最实质性也是最含蓄的文字不外是：“最终，她向他献出了少女最宝贵的”。明知这种约定俗成却还说：“我拿什么奉献给你，我的爱人？”就是一种拙劣的文字秀啦！
然而，山口百惠当年可不是像今日中国人这般作答的！
百惠的妙答肯定出乎国人意料。因为，笔者看到后也颇觉意外。
细想起来，“少女最宝贵的”真也不应仅此一解。生活中，本来有那么多“最宝贵的”，何以在中国，仅就年轻女性而言，“最宝贵的”就只能是贞操？
表面上看，这是一种思维定势。但从深层反映出国人价值观的一种扭曲。与其说，这是陈旧的贞操观在作祟，不如说，这是粗俗的物质观在泛滥。这种物质观过滤掉一切精神层面的美好事物，从而导致国人认知事物能力及其标准的堕落性简化。我们的国民文化，无论大众型还是精英型的，均在经受此种粗砺化。这种粗俗亦即简化的结果是，一“性”障目，中国文化，沦落为只见性不见人。
从本质上讲，这是文化的性至上主义。它突出表现为，无论有否必然联系与必要性，都以性作包装。莫言的《丰乳肥臀》为始作俑者，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之出现，则标志中国文化已被绑架到性意识的电梯上，且割断了缆绳，向着地狱俯冲！
中国文化中的这种性指向已然相当坚挺。它规定了文学乃至当前一切写作的泛性意识。今日中国文化的所谓创造，真个是言必称性。即使所谓板起面孔的“时评”，也是无性不评，评必涉性。
退一步讲，即使这类作品的书名与内容有必然联系，也不意味没有改题的必要性、没有选择其它语言表述的空间。说当前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性意识已呈失控状态，理由就在于此。
谴责中国当前写作的这种性取向的另一理由是，中外经典作家的与性爱有关的名著，书名哪个是如此这般的粉词艳语？
如果硬要说这类书名起得有道理，那么，《安娜·卡列尼娜》就应改为《卧室里一个女人的叫喊》。因为，托尔斯泰毕竟说过，女人的解放，不是在学校与社会中，而是在厨房与卧室里。
《红与黑》则完全有理由改成《爬进来就给你最宝贵的！》这口吻当然是模拟巴黎显贵玛特尔小姐。而爬梯子越窗户进出贵妇卧室，是于连求爱的强项。
左拉则大有必要将《娜娜》改为《将巴黎夹在大腿之间》。我记得，名为娜娜的女主人公真就说过这句话。
这种文学乃至文化的泛性主义必然殃及无辜。以至于毕淑敏的《拯救乳房》问世后，已经习惯了性包装之文化的人们，想当然地将此书名等同于彼书名，以为也是烤鸭，也要“上色儿”。
巴尔扎克说：“当感情消灭之后，金钱才成为问题”。我要说，当金钱成为问题时，性才不成为问题而成为文学与文化的时装。
还用我提醒国人吗？对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而言，无论文学还是文化，无论精神还是物质，最美好的远非一个“性”字了得！
与山口百惠相比，我们许多人太“色”，本来与性无涉却硬要拿性说事儿；而她却在常人看来与性有关之处绕过了性！
书归正传，面对那个问题，“山口百惠不假思索地答道：‘是真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