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聿铭——苏州博物馆新馆

自著名国际建筑大师贝聿铭先生2002年初接受中国江苏苏州市政府之邀，承接设计苏州博物馆新馆伊始,受到社会媒体、建筑界和学术界的普遍关注，2003年11月5日，苏州博物馆新馆已正式揭幕开工。随着破土尘埃落定，近两年的报道风雨似也淅沥入静。在此期间，作者有幸两度参加专家论证会，得以了解一些情况。今受《世界建筑》杂志社贾东东女士之邀，并征得苏州市委、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同意和支持，对苏州博物馆建设的前期情况做一报道，希望以客观的事实及陈述以飨读者。

　　选址的风风雨雨

　　如果说在现代主义大师贝聿铭先生建筑设计生涯中，值得特别关注的诸如法国巴黎卢浮宫扩建工程、美国华盛顿国家艺术馆东馆、美国波士顿肯尼迪图书馆，中国北京香山饭店等建筑的话，那么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就是选址，正在兴建的苏州博物馆新馆也不例外。

　　在中国古代，城市、聚落、建筑等的选址,多和山川形胜及对未来可能的发展规模估算有关，而如上所述建筑的选址，却均在业已成熟和积淀深厚的城市环境和背景中。这就意味着我们在谈论贝先生的这些作品时,限制和约定、格局和肌理等城市要素十分重要。1970年代末，贝先生建议禁止在紫禁城周围一定范围内建造高层建筑，却接受在城郊建香山饭店，便是出于对历史名城的整体思考[1]。20年后，苏州博物馆新馆不仅选址在历史古城内，而且紧依古典建筑和园林，贝先生则欣然接受挑战，同时认为如果博物馆新址择于苏州新区便了无情趣。这确实耐人寻味。

　　其实，关于苏州博物馆选址工作，从1999年6月开始，长达近3年方花落伊家。其间，苏州市委、市政府等部门做了大量工作，先后对：人民路东侧的工人文化宫地块；人民路西侧工人文化宫对面电子市场地块；北寺塔以东、西北街以北地块；潘儒巷以北．临顿路以东地块；园林路以东、潘儒巷以北地块；齐门路以东、东北街以北地块，进行过反复比选，经审慎考虑，最后选定第六地块。它北倚世界文化遗产拙政园，东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忠王府[2]，南对苏州“文化长廊”[3]起点东北街，西接城市干道齐门路。该选址大胆显赫，又蕴涵深刻。第一，它有利于整治和改善世界文化遗产拙政园所处历史街区的环境；第二，利用苏州博物馆老馆忠王府建设新馆，有利于节约投资，又易于新馆老馆相得益彰；第三，由于历史原因，该地区已形成文化核心区域，加建新馆，有助于彰显名城特色，提升古城优势。

　　所以，2002年4月，苏州市政府邀请贝聿铭先生一行考察地形的同时．也邀请了国内部分专家、学者踏勘现场。4月的杏花春雨，没有滴落大家的热情，最后一致认为，在老馆(忠王府)地块以西(即上述第六地块)选址为最佳方案。同时建议：将东北街河南侧至混堂弄北侧一并纳入规划设计，以使博物馆功能有部分延伸，又能使得这一带环境协调。

　　然而，苏州博物馆新址毕竟敏感，还是引起媒体的轩然大波，耸人听闻的消息有“新馆建在拙政园的心脏上”、“废了忠王府，伤了拙政园”、“救救忠王府，救救拙政园”等等，中央电视台也星夜赶至，继而采访，拍摄5天，在了解情况后，有了相当客观的报道，在部分问题上澄清了一些事实。不过，作为建筑历史的有关内容，发生在这块选址上，这里还是有必要谈三个有争议的焦点问题：

　　1、需要拆迁的建筑是否重要?

　　经苏州文博部门调查研究，现址范围内没有文物保护单位。现状建筑可分为三类：第一类：公共建筑平江医院是区级医院，为1970年代建造的障碍性建筑，面积6309m2，因拆迁费用高，政府一直想拆而未拆；第二类：一般住宅，共10427m2，主要为近代和现代所建，建筑质量普遍较差，隐患严重；第三类：有一定价值的古建筑两处，为市属“控制保护建筑”，即张氏义庄和亲仁堂，合计面积2328m2，张氏义庄现由多户居民合住，岌岌可危；亲仁堂现为平江医院车库，功能使用极不合理。

　　2、两处古建筑与拙政园和忠王府有无隶属关系?

　　这其中涉及一个主要人物——清人盐商张履谦。明正德四年(1509年)建拙政园和清咸丰十年(1860年)李秀成建忠王府无可非议，其时忠王府西已建有汪宅[4]，后来忠王府虽又易其主和其名[5]，但位置未变。光绪三年(1877年)张履谦以纹银9500两购得汪宅，光绪五年(1879年)入住并开始建补园。解放后张氏后人将补园和老宅捐献给国家，整修后拙政园花园部分及补园以拙政园名，1960年拙政园、补园、归田园居[6]合三为一成为现在的拙政园，而紧邻忠王府的张宅在1960年建苏州博物馆时，便被利用成为与忠王府转换为同样功能的建筑了。这样就给人们带来疑问：现存张氏义庄和亲仁堂与补园和忠王府有无相干?从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拙政园及八旗奉直会馆全图及有关资料[7]可知，拙政园和忠王府的属地与新馆馆址没有关系。

　　3、世界文化遗产和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周围能否建新建筑?

　　对这个问题，中国的文物保护部门十分敏感。首先，关于世界文化遗产的登录，在中国开展这项工作起步较晚，对联合国认可登录的遗产十分珍视和谨慎，在情理之中。其次，从1964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1COMOS)通过《威尼斯宪章》而成为文物建筑保护政策的参考标准以来，“真实性”对于中国以木构建筑为主的文物建筑保护来说，争论颇多。比较常规的做法即划定保护范围、确定建设控制地带等。但针对城市中文物建筑保护的特殊性，1991年国家文物局在相关规定中已有调整[8]，关键是符合工作规范。另外，在国际范围内，保护宪章和条例也在不断深化和扩展，从总体来说，真实性和整体概括说，时下关于真实性的种种观念，已超出了它的正统含义，与此同时发展起来的是一种具有新的历史意识的、分辨出文化特色与个性的、认识文化与时代关联性的评价标准。

　　应该说，在拙政园和忠王府旁建苏州博物馆，十分符合保存一种整体文化的设想。这也正是前面所说贝先生接受委托设计耐人寻味的地方所在。尤其是贝先生设计新博物馆，将有助于表现在文化遗产的美感、历史感、重要历史事件、重要人物的联系上，旧的和新的建立的一种新的联系在意象上有更大的整体效果。正如为法国大革命200周年建造纪念工程之一卢浮宫的扩建工程一样，我们有望在2005年在建城已有2500多年的苏州，看到一个嵌合在吴文化整体环境中的苏州博物馆新馆。

　　方案的迷迷离离

　　正如贝先生以前设计的许多作品，自始至终充满了变幻莫测的景象和神秘色彩一样，苏州博物馆新馆方案出台的前前后后，也是众说纷纭。其实，其结果是贝先生往往以十分明了简洁的建筑表达，最恰如其分地使世人折服。但在作者见贝先生以前，对新馆的”迷离”，还有一个层面的思索和想像，就是贝先生怎样在这特殊地带表达明净致远而又深远内蓄的江南士风和吴文化呢?

　　2002年4月的新馆建设设计专家晤谈会上，贝先生单刀直入要看苏州博物馆馆藏文物，使作者豁然开朗贝先生的思路。当人们在争议新旧结合、城市风貌、建筑风格时，贝先生更关注的是吴文化本身,因为对出身在苏州的贝先生来说，姑苏的城市、建筑．园林，他已了然于心。从另一个角度，我们也可以解读西方人对贝先生百读不得其解的东方人的思维和智慧之处，便是对整体的把握和对细微之处领悟的结合，而作为呈现在众人面前的建筑本身，往往是单纯和简约的。就像中国古代木构建筑，如果不从它的建筑与建筑或环境的整体关系来认识、不从它的内部陈设或建筑上诸如色彩和图案等来解读，其单体本身并无属性和性格特点一样。当我们评价巴黎经过整修的“大卢浮宫”(Le Grand Louvre)的地面上建造的玻璃金字塔时，往往忽视了贝先生是依据大巴黎规划的角度来构思的。大巴黎的轴线由东而西，始建于13世纪的卢浮宫作为该城市古代建筑的代表，位于轴线的东端，经由17世纪整修和18世纪改名的香榭丽舍大道、19世纪建造的凯旋门，直抵1989年落成的以德方斯大拱门(La Grande Arche)为新区的开端，而再向西延伸下去。所以当时贝先生第四次为此项目来巴黎时对密特朗说：“当时我脑子里还没有金字塔，但有一点很明显，新卢浮宫的重心必须是拿破仑庭院”[11]——古老的由马蹄形厢房围合而成的砾石庭院——那个当时白天是财政部的停车场，晚上则成同性恋者游荡的庭院，贝先生的独具慧眼便是因为它位于中轴线上，而金字塔是“一种很自然的解决方案”，建立在高技术材料基础上的古代建筑形式与卢浮宫相比，既要古老许多，也会年轻许多。从而沿中轴线自古而新，一直奔向西下的夕阳。

　　2002年11月，贝先生领衔，贝氏建筑事务所完成的苏州博物馆新馆概念设计，我们首先可以解读到的是和城市肌理的密切关系，其次是建筑明确的功能分区和简洁的形式，第三是空灵淡泊的室内设计，第四是对旧建筑的有效使用和合理迁移处理。

　　新馆建筑总面积：15391m2，分首层、二层、地下一层。主要有展厅、公共空间、行政办公区、库房等功能，绿地占地率42.4％。新馆建筑群被分成三大块；中央部分为入口，大堂和主庭院；西部为博物馆展厅；东部是行政办公区、教育区和饭店。这种类似三条轴线的布局，和东侧的忠王府格局十分和谐；东、西两侧的院落式组合和周边的合院式住宅相呼应；最为独到的是中轴线上的北部庭院，不仅使游客透过大堂玻璃可一睹江南水景特色，而且庭院隔北墙直接衔接拙政园之补园，新旧园景融为一体。这种在城市肌理上的嵌合，还表现在东北街河北侧1～2层商业建筑的设计，新馆入口广场和东北街河的贯通；亲仁堂和张氏义庄整体移建后作为吴门画派博物馆与民族博物馆区相融合，保留忠王府西侧原张宅“小姐楼”(位于补园南、行政办公区北端)作为饭店和茶楼用等；新址内惟一值得保留的挺拔玉兰树也经贝先生设计，恰到好处地置于前院东南角。

　　这种整体式的解读贝先生的新馆是为要旨、再就是贝先生在建筑材料、结构细部、室内设计等方面的独特创意。主要可能采用现代钢结构．加之木质边框和白色天花，同时，木贴面的金属遮光条取代了传统建筑的雕花木窗，因此光线柔和．便于调控．以适宜博物馆展陈。在空间上，书画厅巧用九宫格，中间贯通，对表达条幅式书画的用光和所需墙面十分有利；首层展厅与天窗廊道由墙隔断分开，人漫步廊道，展厅的构架、天花和木边使人联想起中国古建筑的语言，而廊窗外的一个个庭院，由窗取景，若隐若现。而这所有的组织，贝先生是以非常简明、便捷、出神入化的建筑语言来表达的。

　　概念设计出来后，得到两院院士吴良镛、周干峙先生的首肯：“我们认为新馆的设计既可与传统文物建筑周边环境稳妥地结合在一起，又有设计独自的风格”。[12]国家文物局就消防通道和建筑高度问题，提出疑问，希望调整。这样，在2003年10月1日的扩初设计中，作者看到新馆建筑的西北端和园林相接部分、东北端和忠王府、小姐楼衔接部分，都留出了消防通道，新庭院和补园之间的水平隔墙改成了和小姐楼平行的两段折墙,在解决功能要求的同时，更加和谐；大堂高度由原来的16.875m调整为15.3m、书画厅高度由原来的16.5m降低到16m。另外，新馆的水处理问题，在扩初设计中，给人留下很深印象，一是大部分建筑面积处于地下水位之下，因此楼板和墙板系统有特殊处理，以使地下水压不超出建筑本身之重力，并考虑防潮；二是由于屋顶高低起伏、错落有致，屋面排水十分复杂，但在扩初设计中，均有简洁的构造处理。具体技术，涉及知识产权问题，不详加介绍。

　　至此，我们了解到：“迷离”的苏州博物馆，实际上在贝先生那里是胸有成竹的，这个“竹相”将随着上百张扩初图纸和更详细的施工图的转换，成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