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方法论与台海统一

战略是目标思维的理论表达，方法是战略目标的实施策略。

战略可分层次，有最高战略和阶段战略之分。对于当前中国的最高战略来说，就是持续长远稳定地发展。阶段战略是解决国土统一与争议；压制腐败；创建民主与法制社会；农、工、商等问题。最高战略是纲，阶段战略是目。纲与目是辩证的统一，纲中有目，目不离纲。纲是长远目标，目是阶段目标。最高战略是阶段目标的总的概括，阶段战略是最高战略的组成部分。故在制定阶段战略时应始终围绕最高目标进行。


阶段战略目标也要分轻重缓急，不能总是要求齐头并进。判断轻与重的原则就是相对于最高战略来说，那一个是当前最主要的矛盾。比如经济发展应该是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最紧迫的矛盾，但环境的变化可使其退为次要矛盾。如台湾闹独立，你如不及时采取措施必将影响国家的稳定，国家不稳定了，经济又怎么可能发展？这个时候，反独促统就成了主要矛盾。必须先于其他矛盾采取措施。再如腐败问题，当他数量较少时，它还是排在经济发展后面的次要矛盾；当它数量变多，由量变而产生了质变就必将影响到国民经济运行，甚至造成社会动荡等不稳定因素，这个时候它就上升为主要矛盾。通常来说，总是抓主要矛盾是比较正确的、能够事倍功半的做法。


在同一个战略目标中采取有所取舍的实施办法就是方法论。
战略是方法的理论纲领，方法是战略的实施策略。可能有没有方法的战略，但没有没有战略的方法。这是因为要制定方法就必须要先有战略目标，但有战略目标以后可能会一时找不到合适的方法。好的战略不等于好的方法，好的方法也不能够证明该战略的正确。故好的战略必须要有好的方法来实施，否则也可能失败；好的方法也应为好的战略来服务，否则就是实施成功也可能是错误的。


通常来说，最高战略一旦制定后，在该战略未实施完备前是不能轻易变更的。中国自改革开放以后始终把经济发展作为一切工作的核心，所以经济发展就是最高战略目标。而其他的农业改革、国企改革、政府改革、银行改革、腐败治理、环境保护等等问题都是围绕着经济的长远稳定发展来进行的，这些都是阶段战略目标。放眼到更广阔的范围，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比较低调，在联合国投的弃权票最多，对一些小国提出的领土争议也一直采取低调的处理，目的是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相对有利的国际空间，同样是为最高战略服务。后来苏联垮台了，中国作为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被推到了国际斗争的最前沿，不得不加强了军事斗争的准备，不得不在国际上有进有退地‘表现’，同样还是围绕着经济发展来进行的。周边不稳，发展何谈？


方法服务于阶段战略目标，不应该一成不变。正确的方法都是顺应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关键是怎么有利于战略目标以最短的时间、最佳的效果来实现。方法是战术手段，要善于出奇，要善于趋势；不考虑时局、环境的变化的方法是教条式的僵化方法。


就台湾问题而言，统一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这是不可更改的。但在统一的方法上要善于因势导流，即不能放弃武统，更不能轻弃文统。从效果上来看，文统必然好于武统。文统对台湾同胞的伤害最小，便于国土统一后的‘心统’，大陆要付出的经济代价也最小，从而对大陆也最有利。从国际政治来看，文统的后果也要大大好于武统，被制裁、受打压、授人以口实的可能都被剔除了。但文统的时间难以确定，有许多的变数，从而也是有风险的。从时间上来看，武统比较短，但经济付出较大，而且容易授他国以口实，从而陷入国际政治上的孤立。而且武统的过程中，同样也有外国敌对势力的介入的风险；再之，武统对台湾同胞的伤害也比较大，不利于统一后的管理。


台湾问题这个阶段战略目标是有许多内涵的，远非一个‘统’就能概括。‘统’是形式，做到了这个形式不等于实现了这个阶段战略目标的全部。‘统’不是一统了之，还包括统后的治理，既有土地的统一，更有政治、经济、人心等各个方面的统一。如果做得不好，造成车臣那样的长期纷乱不但达不到我们的阶段战略目标，还会损害我们的最高战略目标。故在方法上要以更加灵活的方式来处理。


灵活是方法的一种策略表现，但应以不丧失原则为前题。丧失了原则的灵活就是对统一这个阶段战略目标的背离。比如有人提出‘邦联’的政治解决方案，笔者私下里认为就是灵活过度。什么是‘邦联’？简单地说就是两邦（多邦）联合。联合的前题是‘两邦’，‘两邦’实际上就默认了‘两国’。这是根本违反了我们的统一战略内涵的。


实际上在武统和文统的选择外还有很多方法。比如以文统先行，最大可能地拉拢台湾最广大的同胞，时机成熟时则对顽冥不化的台独分子给予坚决打击。这样既能最大可能地争取台湾不台独的同胞的支持，也能在较短的时间上给予实施，在经济付出上也相对较小。再如也可以先武后文，即在一定的政治、军事、经济准备下，先行对台独核心部分的武力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