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的话题，历史，法律

　　知识产权历史一瞥

　　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三庭庭长蒋志培

　　知识产权制度发源于欧洲，专利法最先问世，英国1623年的《垄断法规》是近代专利保护制度的起点。继英国之后，美国于1790年、法国于1791年、荷兰于1817年、德国于1877年、日本于1885年先后颁布了本国的专利法。虽然1618年英国首先处理了商标侵权纠纷，但最早的商标成文法应当被认为是法国1809年的《备案商标保护法令》。1875年法国又颁布了

　　确立全面注册商标保护制度的商标权法。以后，英国于1862年、美国于1870年、德国于1874年先后颁布了注册商标法。世界上第一部成文的版权法当推英国于1710年颁布的《保护已印刷成册之图书法》。法国在18世纪末颁布了《表演权法》和《作者权法》。以后的大陆法系国家，也都沿用法国作者权法的概念和思路。日本在1875年和1887年先后颁布了两个《版权条例》，于1898年颁布《版权法》。1899年日本参加了《保护文学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当年还颁布了《著作权法》。

　　反不正当竞争的概念来源于19世纪50年代的法国，而世界上第一部反不正当竞争法一说为1890年美国的《谢尔曼法》，一说为1896年德国制定的《不正当竞争防止法》。美国是最早产生现代意义上竞争法的国家，其立法包括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两个方面。英国的反不正当竞争的规范可追溯到15世纪，但较全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则完成于20世纪的中叶，代表性的法律有《限制性贸易管理法》、《公平交易法》等。1905年德国修订了《不正当竞争防止法》，1957年又颁布了《反对限制竞争法》，相关法律体系更趋完善。日本主要有1933年的《不正当竞争防止法》。

　　对我国知识产权制度产生时间，学界有不同认识，一是“二十年说”，一是“百年左右说”。前者主要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专利法、商标法等知识产权法律的制定，建立行政和司法保护两种机制的事实出发，认为现代的知识产权制度产生于20年前。“百年左右说”是从1882年清光绪皇帝批准我国第一件“专利”和第一套专利“法规”算起的。

　　其实，古代中国便有知识产权保护的萌芽。早在2000年前，西周厉王时代就有“谋欲专利之事”，《国语》有“匹夫专利，犹谓之盗；王而行之，其归鲜矣”的记载。北宋时，山东济南“刘家功夫针铺”使用了“白兔儿”商标，标上除有白兔图形外，还标明“济南刘家功夫针铺，认门前白兔儿为记。收买上等钢条，造功夫细针，不误宅院使用，客转与贩，别有加饶，请记白”。1910年清政府颁布了我国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权律》，该法的主要内容影响了1915年北洋政府颁布的《著作权法》和1928年国民政府颁布的《著作权法》。

　　我国第一部专利法的雏形应为清“戊戌变法”中光绪皇帝颁布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民国第一部专利法的雏形为1911年底由工商部颁布的《奖励工艺品暂行章程》，其中载有“先申请原则”、“权利转让”、“法律责任”等理念。1932年颁布的《奖励工业技术暂行条例》及其实施细则、《奖励工业技术审查委员会规则》等构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

　　对注册商标的保护始自晚清时对外国商标的保护，清政府的第一部商标法是英国人于1904年起草的。1923年当时的北京政府颁布了商标法44条，同年又颁布37条实施细则，是我国首部付诸实施的商标法。

　　新中国成立后，先后颁布过《保障发明与专利权暂行条例》等5个发明奖励条例，但发明的所有权还在国家，全国各个单位都可以无偿利用。我国改革开放后颁布实施了几部知识产权法，逐渐形成比较完整的知识产权法律保护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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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产权法制的历史记录



　　由程永顺法官主持编纂的《知识产权裁判文书集》，开我国专门领域司法裁判文书系统编辑出版之先河，这对我国的法制建设，意义宏远。

　　中国知识产权法制的历史记录

　　司法的本质是解释法律。司法行为，作为法律体系日常活动和发展进程中实际运作的
一个环节，是法律运动过程的真实体现，司法裁判文书则是对这种状态的忠实记录。从一定意义上说，裁判文书就是法律。系统地编辑出版司法裁判文书，实质上相当于法律编纂。它是国家制度建设的基础性工程，也是任何法制社会的传统工作。尤其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从人治走向法治，全体人民矢志要建设社会主义法制的国家而言，更是意义深远。《知识产权裁判文书集》将成为我国知识产权法制的历史记录。它对研究者和社会公众，乃至国际社会，也包括法官在内，全面、系统、客观、历史地认识和评价我国知识产权法这样一个新兴领域法制的状貌，具有不可替代的“标本”式的作用。

　　法律作为现实社会生活，和人类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一起，是社会绵延不断的运动过程中的一部分。但是，更确切地说，法院判决，才是法律作为现实社会生活的综合反映。法院判决，是法律的生命力的最高体现。什么是法律犹如什么是建筑。建筑理论形同于法律理论，成文的法律规范体系，好比是完整的建筑设计。建筑理论和建筑设计都不是建筑本身。法律理论和法律条文也并不就是法律，它只不过是国家向其国民提交的权利保证书。任何社会，这种书面保证和现实生活都有差距。究竟其权利的真实情况如何，关键在司法。通过司法裁决，把法律的精神从书本带回到社会生活中。通过判决，解读法律，把国家对社会公平、正义保证之承诺，转化为动态的社会关系。因此有学者认为，法律是解读而成的，而不是书面写就的。

　　法律是国家对公众关于公平，正义与诚信的保障体系。其中，法律意识是公众对该保障体系的精神寄托；立法是国家对该保障体系向公众开具的支票；法官则是最终使国家的承诺兑现的现金出纳。因此，法官将日显其高贵的社会地位。随着社会进步与文明程度的提高，法官必将成为我国未来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引人注目的立功、立德、立言者。

　　所谓立功，我以为是指法官通过司法把纸上的公正转化为社会生活现实的公正，把法律关于处理与制裁的原则，蛹化为可操作的行为。任何翔实系统的成文法以及包罗万象的判例法，都不可能就与时俱变的发展着的社会生活中千奇百怪的具体事件和行为做出先验的规范，司法的任务不允许非分者利用上述局限曲解法律的精神，更不允许把这种局限当成规避法律，对抗公平和破坏合理秩序的盾牌。因此，如果在公正和效率之间选择的话，追求公正才是司法的根本目的，失去公正，就司法来说，无效率可言。是为立功。

　　所谓立德，我以为应当表现为司法活动及裁决中所体现的对当事人——实际上是对社会公众——的人文关怀。司法裁决并非专制社会的决讼方式，对违法者重责四十，推出了事。而是应当像《曹刿论战》中的鲁国国君，“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法律不外人情事理，法律是公认的道法。法官必须通晓人情，又不囿于人情，他们还必须通达事理，熟稔法律。在一份司法裁判文书中，人们既能感觉出法律对它所主张的人类合乎理性的生活方式的不可动摇的执著追求，也可窥见办案法官对特定生活态度的推崇或贬抑。法官用裁判文书既昭示法律对人的普遍关怀，又传达法官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肯定和对人类价值观的独特贡献，是为立德。

　　所谓立言，应当是指创制法律。创制法律不是就一个案件所提供具体的解决方案，而是就一个案件为处理一类社会关系而确立的原则。法律具有教化作用，任何生效的判决，都不应被理解为仅仅对某一案件是非曲直的评价，司法裁判文书负载着宣示法律功能和原则的神圣使命。一份裁判文书，要对案情事实的认定清楚、客观，要对是非和责任的判断分明，要对解决纠纷的裁量得当，要忠实地体现法律的原则，要通过判决宣示法律的理念，要兼顾法律的教化功能，要工于逻辑，要讲究结构与文字之美，使裁判文书具可读性。司法与判决的正义与权威性，在于它以国家的名义。国家通过司法活动旗帜鲜明地表示对良知的支持和对不义的否定，从而唤起公众对社会正义的信心。好的裁判文书，应当是集良知与正义、理性与智慧、知识与文化于一身的经得起推敲的历史文献。在这个意义上讲，制作司法裁判文书，就是在书写中国的法制历史。是为立言。

　　（本文原为《知识产权裁判文书集》第一卷序，限于篇幅，本刊略有删节。《知识产权裁判文书集》共五卷，科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