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8是谁下令不抵抗？

“九一八”当夜，是谁下令不抵抗？




爱国青年学生趁国民党召开第四届全会期间，聚集南京请愿，要求国民党对日宣战。

是谁下令不抵抗

因为“九一八”当夜的不抵抗，张学良被骂为“不抵抗将军”，但多年以来一直流传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下令不抵抗、张是代人受过的说法。其中最有名的是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在1946年8月15日发表广播演说时称:“‘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东北日报》1946年8月24日)但直到今天，始终无法找到任何一份蒋在“九一八”事变当时命令张不抵抗的电报或手谕。对于当夜是谁下令不抵抗，中国社科院曾景忠研究员有新的看法。

从时间节点上看，9月18日，蒋介石正匆匆登上“永绥号”军舰离开南京前往南昌督剿江西境内的红军。19日凌晨南京中央党部接到张学良报告“九一八”事变情况电报时，正在舰上的蒋还对此一无所知。19日“永绥号”军舰到达湖口，蒋才得知消息。“而且所谓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方针,其前提是将‘九一八’发生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单纯地视作前者绝对听从后者的指示命令，这未免将蒋张之间的关系看得太简单了。事实上，东北易帜这种统一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表面的、形式上的。当时国民政府的号令并不能畅通无阻地行于全国，一些地方军政势力拥兵自重、自成体系，东北当局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当时亦是如此。”照曾景忠的看法，“张知道如果此时抵抗必败，他在东三省的势力以及在国内的地位将不保”，“会宁愿采取这样的政策”。

事实上，张学良在1990年6月和8月两次接受日本NHK电视台记者公开采访，谈及“九一八”事变时曾坦承:“我当时没想到日本军队会那么做，我认为日本是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了。”当日本记者问他是不是接受了蒋的命令时，张回答:“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国民政府，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的政策。”

不过，蒋介石显然默认不抵抗主义，此前蒋介石曾在8月张学良向他报告日军的反常行动时表态，“不要与他冲突”，要“隐忍”。实际上他对“九一八”事变和日军的举动看得很清楚，“是倭寇果乘粤逆叛变，内部分裂时，而来侵我东省矣”(《蒋介石日记》1931年9月19日)。但如何抵御？他身感“夫我内乱不止……而况天灾频仍，匪祸纠缠，国家元气，衰敝已极，虽欲强起御侮，其如力不足何”。“所以应该说两个人都有责任，”曾景忠研究员说。

骂声中的张学良

东北一夜失守，张学良成了最大的罪人。与社会各界沸腾的抗日声浪相比，张学良和中央政府都显得出奇地克制和冷静。在“九一八”事变刚发生没多久接受《大公报》记者采访时，30岁的张学良一反平素表现出来的任意和冲动，反而一再强调“我方官民，悉不准备抵抗”和“望国民冷静隐忍，勿生枝节”的观点。

“余窥透日军拟在满洲有某种行动后，即下令部下倘遇日军进攻，中国军警不得抗拒，须将军械子弹入库房。当日军进攻消息传来时，立时又下令收缴军械，不得作报复行动，故当日军枪炮并用轰击北大营与其它各处时，中国军队并无有组织之报复行为。”张学良再一次毫不隐瞒地向外界表明他对“不抵抗政策”的坚持，“只求全世界舆论之判断，并希望公理之得伸”。

半个多世纪后，垂垂老矣的张学良坦诚地谈到自己不抵抗、一贯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策略的原因:“因为那时关东军经常寻隙挑衅，隔几天就找点事闹闹”，“这日本小兵在街上，看到东北军人的刺刀，他们就走上前在刺刀上划火柴，故意挑衅。那东北小兵脾气大着呢，你来划火柴，老子就捅你一刀。但我下令，绝对不许反抗，任你捣蛋，老子就是不反抗，你再捣蛋、找借口，老子就是不让你有借口，当时都是这样的思路。”“日本人在东北同我们捣蛋不是一次了，他捣了许多年了，捣了多少次了，每次都是这样处理的嘛。”“我的判断是，日本从来没敢这么扩张，从来没敢搞得这么厉害，那么，现在他仍然也不敢。”所以张学良晚年仍坚持，如果说他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他接受;但说他不抵抗，“我是一点不服的”。

“九一八”当天，关东军以只有东北军的1/10的兵力拿下北大营，后来很多人为此痛惜不已，认为“尚可一战”。但平心而论，彼时的东北军仍保留浓重旧式军阀特色，战斗力不强。所以另一方面，张学良也承认，对日本军力的畏惧也是“不抵抗”原因之一。“人家日本人拿一个师来，那整个我们打不过呀……我们那时候没法子跟他打，游击队捣乱这可以，正面的作战不行，人家一个可以当你十个。”

（据《三联生活周刊》蔡崇达李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