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古代文化底蕴

　　在经济全球化大潮扑面而来的新世纪，要实现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发挥地域文化的优势，挖掘地域文化资源。

　　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趋势日益加强的知识经济时代，按照党的十五大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部署和具体要求，研究和探讨地域文化和区域经济发展的辩证关系，弘扬地域文化优势，强化区域经济发展的文化支撑力，对于促进各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
　　区域经济作为整个社会经济的基础构成，由于地理区位、资源、气候、人文、交通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和影响，致使其经济结构和发展水平各具特色并互有差异，同时，也孕育了具有不同个性特质的地域文化。

　　区域经济决定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济发展因自然条件和人文因素的差异，而呈现出区域特色。不同区域经济孕育了不同的地域文化，它的发展状况对地域文化发展起支撑作用，决定着地域文化发展水平的高低。同时，区域经济过程也决定着地域文化发展的结构、类型、性质等。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绚丽多彩，它的形成和发展与所处的自然地理特点和经济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带有浓厚的区域文化特征。如长江文化和黄河文化就是两支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主体文化，同时，又有齐鲁文化、三晋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台湾文化、西域文化、徽州文化、荆楚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关东文化、岭南文化等等地方文化，构成锦绣中华的历史画卷，成为世界民族文化的奇葩。在我国古代，徽商兴旺之时，扬州巨贾多为徽州人，他们回家乡大兴建筑，使带有扬州色彩的砖雕、木雕、石雕等徽州之雕成为中国古代建筑的瑰宝。经营有成的徽州商人投资兴学，极大地促进了徽州文化的发展，近200年间，出了519名进士，在全国排前五位；各类才俊层见迭出，如理学家朱熹和戴震、数学大师程大位、物理学家郑复光、画家黄宾虹、教育家陶行知、音乐家张曙、国学大师胡适等，在国内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徽州盐商征集苏州名伶，组建家庭戏剧班子，导致了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的四大徽班进京，由此诞生了风靡全国的新剧种———京剧，成为中华民族的国粹。这是区域经济发展对地域文化支撑作用的具体体现。再如，古代齐鲁大地资源充足，物产丰富，社会安定，由此孕育出我国封建社会精神支柱的孔孟儒学，在经济活动中，又形成了儒商文化，对齐鲁经济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文化并不是随经济亦步亦趋地发展。文化有自己的独立性，一旦形成，就有其相对稳定性。文化除受经济的根本作用外，还受历史积淀、传统演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一个地区过去经济发达，后因多种因素落后了，其文化影响力仍可能因惯性持续很长时间。如今天的关中、西安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虽不如沿海地区，但其科教实力、文化繁盛程度仍属国内前列。而在一个地区经济抬头、商业始兴之时，倒往往伴随着文化的拮据、知识的贬值。如清朝的“晋商”名震全国，但山西当时却是重商轻文。在当代，温州、深圳经济的腾飞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但兴旺之初，文化积累也显得十分匮乏。

　　　　　　　　　　　　　　　　　　　　　　二
　　地域文化环境是经济全面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前提。在经济运行中，每一个活动主体都无可避免地感受到文化背景的深沉力量。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分析各地商业活动，无一例外地揭示了当地经济发展的文化背景，如齐国“其俗宽缓阔达，有先王遗风”；邹鲁“有周公遗风，俗好儒，备好礼，地小人众，俭啬”等。文化背景的差异，总是通过经济活动的方式、规模、层次曲折地反映出来。在当代，文化力量对于经济效益的作用日益显著。一方面，人们享受着文化背景所赐予的灵感和力量；另一方面，他们也日益感受到消极文化所带来的惰性与锁定效应。

　　一般来说，先进的文化造就发达的经济，落后的文化只能伴随着贫困的经济。目前，长江三角洲的上海及江浙地区是我国最重要的经济增长区域，也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其经济迅速增长的原因中，历史传统、科技人文等地域文化因素即是重要一方面。自宋代以来，该地区即是中国经济最为富庶、文化最为发达的地方。该地区的文化水平高，商品意识浓厚，又有着经营工商业的经验。所有这一切都对该地区改革开放以来的起飞和发展提供了文化资源。

　　地域文化类型致使区域经济呈现出不同的特点。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划分为若干个主体地区，每一个大的文化区又可以划分为相当数量的亚文化区。这些有着相似或相同文化特质的文化地理区域，其居民的语言、宗教信仰、艺术形式、生活习惯、道德观念及心理、性格、行为等方面具有一致性，带有浓厚的区域文化特征。如南方文化中的主体文化———长江文化，就划分为巴蜀文化、滇文化、黔文化、荆楚文化、赣文化、吴越（江浙）文化、江淮文化、闽文化、岭南文化、桂文化等，这些不同的文化共同体在相同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