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最真实的生存状态

前言：
　　
　　“像我们这些人,命真的不值钱,如果哪天有个三长两短都是很正常的。”
　　　　
　　　　有一种绝强的隐忍能力，他们漂泊在城市中，为城市透支着自己的体力。他们并非一无所有.....　　
　　　　
　　　　人有不同的活法。对个人而言，各有各的追求；对社会而言，各有各的贡献。
　　　　　　
　　　　我走近你的身体，却走不到你的心里，我与你近在咫尺，但却相隔很远。有位无法与恋人继续牵手的诗人曾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如今，用这一蕴含着酸楚与无奈情绪的诗句，来描述当今城市某一群体的心态，似乎再恰当不过了：他们向城市走来，却没有被城市所接受；他们居住在城市中，却常常有找不到家的感觉；他们脚步匆匆地奔波在城市的街道上，但却永远走不到城市的核心。
　　　　
　　　　他们没有城市居民的合法身份，没有固定的生活来源、缺少固定的住所，他们只能靠出卖体力或者寻找一些不被城市管理承认的“灰色工作”，他们经常遭到城里人的“白眼”，他们忍辱负重地生活在社会的最边缘。尽管如此，他们也不愿意离开城市。
　　　　　
　　　　在城市的人流中，我们通常一眼就能把他们辨认出来，因为他们褴褛的衣衫和由于沉重、肮脏的劳动而猥琐不洁的容貌。他们漂泊在城市中，为城市透支着自己的体力，他们来自农村，最终也将归于农村。
　　　　
　　　　他们数量巨大，然而，沉默。我们很少能听见他们的声音。他们绝对是踏实工作的“样板”，只要能挣钱，哪怕是一分一厘，他们都是极力争取。他们惜钱如命，但他们以“淳朴、本分”为信仰，不明不白的钱，他们大多数人不会伸手去捞。在他们的身上，你可以看到中国农民最真最纯的品质。
　　　　　
　　　　他们为了在城市找生计，想尽办法寻找城市服务的空当作为谋生的手段，但由于不合法和不符合城市规范，在为城市人的生活带来方便的同时也为城市和他们自己制造了许多麻烦。
　　　　　　
　　　　一次，在北京亮马河大厦边的亮马河小桥上，看见几个工商人员打扮的人把一个卖红薯的车推翻，把轮胎卸下来点着了。其中一个把生红薯一个个地投向不远处的水沟里，还有一个使劲儿拿脚在踩他的杆秤。那个卖红薯的小伙子一看就知道是个农村孩子，他满脸通红快哭了。一群人围着观看，像在看猴耍把戏。终于一个老人走出来拦住了他们：“ 你们也可以了吧，把轮胎烧了把秤砸了，怎么还不依不饶？“我知道很多无证摊贩，都是被这样对待的。他们是沉默的。很少有人替他们说话，虽然他们人很多，但面对穿制服的，他们是沉默的。
　　　　
　　　　城市在不断地扩展，而边缘人的生存空间却在不断地被挤压。城市人冷眼看他们，就连最最普通的城市劳动者也鄙视着他们。有一次，我在深夜坐公共汽车回宿舍，不，不是深夜，是大约晚上十点钟，汽车在上三元桥时，突然猛地刹住了。公交司机用唤猪的声音冲着车窗外大叫“啰啰啰……”，我也从车窗向外看，只见一个中年的流浪汉用一架平板车带着一个女人，正不知所措地站在路口，他既想让公共汽车，却又怕被撞着。见车停了，才敢慢慢走过十字路口。
　　　　　　
　　　　我吃惊的并不是看见了一个城市最底层的流浪汉，而是这辆公交车的司机竟用唤牲畜的声音侮辱着他们。 我知道那个中年的流浪汉一定不会拾起一块砖头来砸这辆车的。他只会选择慢慢地走开。那一刻我是悲愤的，重新开动汽车的司机，哈哈大笑。
　　　　　
　　　　他们就是这样，晦涩地、沉默地生活在城市的最低层。他们或者风餐露宿，或者“奢侈”地租住一间简陋潮湿的地下室，只要能插脚，能够摆上一床、一桌、一椅、一灶就足矣。我曾到一个卖报小贩租住的地方看过，一间九平方米的平房内住着三个人，月租金150元，三人均摊。房子里除去一张旧桌子和两个暖瓶外，剩下就是睡觉的地方了。电视没有，他说也不想看，在城市里跑了一天了，回来就想睡觉。问他洗澡的问题该如何解决，他勉强地一笑说： “天凉的时候不用洗，天热的时候，在院子里用自来水冲冲了事。” 不知怎的，听了这些话心里便有种酸酸的味道，好不凄凉。我在他的租房外转了转，视力所到之处，白色垃圾成堆，风一刮，垃圾满天飞，而且地下道的阴沟不时飘来一股股臊臭味。当问及城里人对他们有什么看法时，他凄然一笑说：“城里人见到我们就像见了瘟疫，惟恐我们的脏衣服碰到了他们。尽管他们把我们当”傻帽儿“，但我们无所谓，反而走得更踏实，你说你的，我走我的，我招惹谁了？”
　　
　　　　　　
　　　　他们就像夹缝中生长的野草，只要有哪怕一丁点儿阳光和雨露，他们也能从巨石的挤压中突围出来，旺盛地向上生长。他们是能够让我聪明的一群人，虽然他们不是伶牙俐齿，但他们并非一无所有，他们并非是在活命的途中苟延，他们并非是一群浅薄的人。只因为会掩饰自己，他们虚心得仿佛一地黄土。
　　　　
　　　　他们以日趋式微的手艺维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