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碳园区建设的系统路径、发展模式及治理生态

零碳园区建设的系统路径、发展模式及治理生态

作为世界第一大能源消费国和碳排放国，习近平在2020年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了“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坚定目标，为中国能源转型和绿色发展提供了前进方向。园区是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地，其中仅工业园区这一类园区就贡献了中国碳排放的31%。这意味着推动零碳园区建设已成为中国实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2016年国务院发布的《“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中便已强调开展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2021年国务院发布的《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提出在100个典型城市和园区开展碳达峰试点工作。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建设一批零碳园区”的要求。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再次强调零碳园区建设。然而，中国零碳园区建设仍面临诸多现实挑战，包括高碳排放产业占比大、能源结构转型难度高、技术创新与推广不足，以及投融资机制尚待完善等问题。对此，学术界围绕零碳园区的碳减排路径、市场机制及政策支持等关键议题展开了相关研究。在碳减排路径方面，一些文献提出了可再生能源高效利用、智能微电网、储能系统、氢能制取与应用、碳捕集利用与封存（CCUS）等低碳技术方案，以提高园区碳中和能力。在市场机制方面，部分研究探索了碳交易市场、绿色金融、碳收益预售及期权交易等路径，以增强园区经济激励机制，提高社会资本的参与度。在政策支持方面，相关研究关注政府如何通过财政激励、绿色信贷、市场化补贴等手段，引导园区向零碳转型。在实践层面，已有文献对包括煤化工园区、农业与畜牧业零碳园区、近零碳工业区等典型园区的零碳化路径进行了案例分析，并总结了其碳减排模式和经验。尽管这些研究为零碳园区的技术实施和市场化运作提供了有力支撑，但仍主要聚焦于单一技术、局部政策或单一类型园区的探索，缺乏从国家宏观战略角度对中国零碳园区建设的基础性、系统性研究。基于此，本研究从宏观视角出发，重新界定了零碳园区的内涵，阐释了零碳园区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指明了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提出了零碳园区高质量发展的系统路径、发展模式、治理生态和对策建议。

一、 零碳园区的内涵界定

随着零碳园区建设重要性愈发凸显和零碳园区理论研究日益丰富，相关机构和学者开始对零碳园区的内涵进行界定。中国工业节能与清洁生产协会提出，零碳园区是指为适应产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和区域碳中和需要，通过在新建、改建或扩建各个阶段系统性融入绿色低碳、碳中和等发展理念，推动边界范围内产业结构、能源、生态、建筑、交通、建设与管理等多方面零碳发展，促进产业绿色化发展、能源低碳化转型、设施集聚化共享、资源循环化利用，形成生产、生活、生态深度融合的新型产业园区。马彤兵等指出，零碳园区是在园区规划、建设和运营的全生命周期中，通过多方主体协同产业生态链，依托绿色投资、零碳科技和数字化智能运营等手段，实现区域内温室气体排放与清除的动态平衡。中国投资协会提出，零碳园区是综合利用节能、减排、固碳、碳汇、碳交易等多种手段，使得评价期内园区内部基本实现排放总量与吸收自我平衡、能源资源高效利用、产业功能布局合理、运行管理智能高效的园区。

本研究在系统梳理现有定义的基础上，提出以下界定：零碳园区是指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系统性替代化石能源为核心路径，结合能效提升、资源循环与碳移除等辅助手段，在其规划、建设与运营全生命周期中，实现区域范围内温室气体净零排放的现代化产业园区。其本质在于推动能源利用方式的根本性变革，通过构建以光伏、风电等为代表的高比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供能系统，逐步摆脱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园区的排放控制应覆盖范围1（园区直接排放）与范围2（外购电力和热力的间接排放），并在条件具备时逐步延伸至范围3（供应链上下游的间接排放）。对于不可避免的剩余排放，可引入CCUS等碳移除技术作为补充手段。此外，零碳园区的实现依赖于多主体协同机制、系统化碳绩效管理平台以及配套政策技术保障体系，以确保其运行机制的系统性、可持续性与可验证性。

二、 零碳园区建设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零碳园区建设的必要性

零碳园区建设是实现中国碳达峰和碳中和（简称“双碳”）目标的重要路径，有助于将国家顶层设计细化为可操作的实践方案。园区作为产业集聚区，是碳排放的集中来源，也是推动低碳转型的关键环节。通过在园区推进能源系统优化、产业结构调整、污染治理和资源循环等协同措施，可以探索可复制的低碳发展模式，提升碳治理效能。同时，面对全球气候政策趋严与碳关税等绿色壁垒抬升，零碳园区有助于降低出口产品碳足迹，增强企业的国际市场适应力与产业竞争力。因此，推动零碳园区建设不仅有利于完成国内碳减排任务，也为中国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推动绿色经济转型提供了坚实支撑。

2. 零碳园区建设的可行性

零碳园区的建设在当前具备较高的可行性，主要体现在技术、经济与管理3个方面。技术层面，可再生能源（如光伏、风电）、储能系统、智能微电网、建筑能效管理系统以及工业能效提升技术已逐渐实现规模化应用，构成了园区绿色供能与节能减排的技术支撑体系。经济层面，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碳交易等多元化金融工具不断丰富，碳定价机制逐步健全，为低碳项目提供了稳定的资金来源和市场回报预期。管理层面，园区企业的能源和碳资产管理（即能碳管理）能力持续提升，越来越多企业建立了覆盖能源获取、转化、使用与碳排放全过程的内部管理体系，涵盖能效评估、碳排放监测、绿色采购、用能结构优化等关键环节。与此同时，数字化与物联网技术的深度融合也有力推动了园区能碳管理的智能化转型。

三、零碳园区建设的实践与挑战

1.零碳园区建设实践探索

（1） 政策层面：历史演进与系统治理

在政策层面，园区零碳发展政策经历了从“早期探索-孕育发展-全面深化”的阶段性演进过程（图1）。在早期探索阶段，国家相关部门主要从某个角度或者领域出发，先后推进生态工业示范园区、循环化改造示范园区、低碳工业园区、绿色工业园区、绿色产业示范基地等多类试点项目。其中，生态工业园区与循环化改造园区以循环经济理念推动产业链绿色改造，低碳工业园区聚焦重点用能行业的低碳转型，而绿色工业园区和绿色产业示范基地则突出绿色制造理念。这些试点在生态保护、资源循环利用、低碳转型、绿色制造等方面积累了经验，为后续推进系统性治理奠定了重要基础。

 

随着试点工作的不断深入，政策逐步进入孕育发展阶段，系统治理理念逐步形成并嵌入政策主线。2016年，国务院在《“十三五”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工作方案》中首次提出建设近零碳排放区示范工程。此后，生态环境部于2021年正式启动近零碳排放和碳中和试点工作。2022年，基于污染物与温室气体排放同源的认知不断增强，生态环境部提出建设减污降碳协同创新试点园区，推动碳达峰碳中和与生态环境保护统筹推进，系统治理理念逐渐明晰。2023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提出建设一批碳达峰试点园区。2024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的意见》强调，要打造绿色发展高地，探索建设一批低碳（近零碳）车站、机场、码头、高速公路服务区，强调了从“小切口”入手开展零碳园区建设的探索。至此，零碳园区建设的政策基础和现实条件日益成熟。

202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推进零碳园区建设，随后该内容被写入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这标志着零碳园区建设从探索试点阶段迈向系统部署阶段，正式上升为国家发展任务，建设工作进入全面深化阶段，推进力度和实施速度将进一步加快。

（2） 标准层面：对标国际与精准延伸

在标准层面，国家层面的零碳园区相关统一标准尚未出台，但地方、行业及团体标准建设逐渐与国际标准接轨并呈精细化发展趋势。国际上，PAS 2060、ISO 14064和GHG Protoco提供了碳中和声明验证、温室气体量化与核查的指导。LEED Zero和BREEAM针对建筑和社区提出了零碳认证体系，但对园区零碳发展的适用性仍显不足。在借鉴国际标准建设经验基础上，中国零碳园区建设标准逐渐深化细化，陆续出台了多项地方、行业和团体标准。地方标准方面，内蒙古自治区出台的《零碳产业园区建设规范》是国内首个省级零碳园区标准，强调了零碳产业园区的主要构成，涵盖零碳能源、零碳交通物流、零碳建筑等领域。行业标准方面，交通运输部发布的《近零碳交通设施技术要求》对近零碳货运枢纽（物流园区）建设的技术要求做出了规定。团体标准则具体涉及零碳园区评价边界、碳核算方法、评价指标等诸多方面。需要注意的是，当前零碳园区建设标准虽日趋细化，但仍存在评价指标不统一、覆盖范围不全面等问题，亟须建立统一标准以推动零碳园区的高质量发展。

（3）实践层面：因地制宜与各具特色

资源禀赋理论强调，区域发展应因地制宜，立足本地要素禀赋与比较优势。在零碳园区建设的实践中，不同地区基于资源禀赋、产业结构与技术能力等方面的差异，逐步探索出各具特色的发展路径。在东部地区，园区普遍拥有较强的技术创新能力和丰富的研发资源，零碳园区多以“技术赋能型”路径为主。例如，浙江紫光萧山智能制造园区依托绿洲·能源管理平台，结合分布式电源运行特性与用能数据，运用优化算法动态调控空调与照明，实现能源精细化管理与碳排放的有效控制；广东欣旺达惠州零碳智慧园区依托能源数字化管理平台，实现了光伏发电、储能与充电设施的高效一体化调度。在西部地区，园区则充分发挥光伏、风电等可再生能源资源优势，形成以“清洁能源主导型”为特征的路径。例如，内蒙古鄂尔多斯零碳产业园因地制宜构建了“风光氢储车”一体化绿色能源系统，园区80%以上的能源来自风电、光伏与储能。此外，部分园区依托独特的生态资源，形成以“生态碳汇利用型”为特色的路径。例如，上海现代农业产业园借助其丰富的农业土壤、林地与湿地资源，将生态碳汇作为实现零碳发展的重要支撑手段。

2. 零碳园区建设面临的挑战

（1·） 制度性障碍凸显，市场主体活力不足

零碳园区建设中存在多重制度性障碍，制约了市场主体的积极性和项目推进效率。园区内部风电、光伏等项目常面临繁杂的审批流程，尤其是在土地利用、项目备案、电网接入等环节存在多头管理等问题。储能系统作为平衡新能源波动性的关键技术，因安全性、收益机制等方面尚存争议，在部分地区仍面临接入电网难等实际障碍。此外，碳资产确权不清晰、跨部门协同不足、标准更新滞后等问题也普遍存在，进一步加大了制度成本。受制度性障碍影响，市场主体的活力有待提高。一方面，尽管国家“双碳”目标方向明确，但地方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匹配等现象，抑制了民营企业等市场主体的低碳投资意愿。另一方面，部分传统产业主导型园区对高碳产值的依赖较强，且缺乏明确的低碳替代路径和稳定的政策预期，转型动力较低。

（2）零碳产品政策滞后，社会认知不足

零碳园区的建设依赖于零碳产品及其配套技术的有效支撑。然而，当前支持政策体系尚不完善，社会认知水平相对滞后，制约了园区高质量发展。一方面，零碳产品相关政策存在缺位或碎片化问题。在绿色制造装备、高效用能设备、绿色工艺替代等关键领域，园区企业在技术升级过程中普遍面临融资渠道不足、成果转化周期长、市场不确定性高等现实障碍。另一方面，社会公众及部分企业对零碳产品的内涵和战略价值缺乏清晰认知，普遍存在将其等同于“绿色产品”或“节能产品”的误解，忽视了其在全生命周期碳排放控制与产品全流程清洁化方面的本质要求。零碳产品的战略意义不仅体现在其是否在园区内被直接研发或制造，更在于其作为支撑园区实现低碳运行的关键基础。因此，建设零碳园区并不要求所有企业必须从事零碳产品的开发活动。如果园区主要能源来源为可再生能源或新能源，且在生产运营过程中实现有效的碳排放控制，亦可视为（近）零碳园区。

（3）投融资渠道较少，资金保障困难

零碳园区建设对资金保障具有较高的要求，但是目前融资渠道较为单一，主要依赖政府财政拨款和少数绿色金融工具。尤其是在园区建设初期，资金需求大且回报周期长，绿色项目投资回报率不明确，资本市场普遍持观望态度。尽管绿色金融政策持续推进，但中小企业的融资难的问题依然突出，尤其是在绿色技术研发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资金支持不足。此外，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金融工具覆盖面有限，难以满足多样化的融资需求，影响园区项目落地与持续推进。

（4）市场化路径不清晰，经济激励不足

零碳园区的市场化机制尚未形成闭环。碳交易、能源市场与企业商业行为之间衔接不畅，导致企业减排和低碳投资动力不足。一是碳市场机制不完善，价格波动大、碳配额分配透明度低，园区碳资产变现渠道受限，企业参与意愿不足。二是商业模式尚未成型，碳收益预售、碳远期合约等创新金融工具尚未普及，企业初期投入缺乏合理的成本分摊机制。三是补贴政策与激励规则尚不健全，绿色技术长期效益难以转化为现实收益，企业获取稳定经济回报存在障碍。能源市场与碳市场之间有效联动不足也进一步削弱了社会资本和企业参与的积极性。

（5） 评价标准不统一，评估体系亟待完善

零碳园区缺乏统一、权威的评价体系，碳排放核算、能源效率、绿色技术应用等核心指标在不同地区标准不一，导致园区减排成效难以横向对比。这不仅增加了政策执行的复杂性，也阻碍了跨区域经验共享和绿色技术的推广应用。碳排放数据质量参差不齐，权威核算体系和认证标准尚未形成，影响了园区在智慧化管理、投资评估与政策评估中的精度。由于缺乏规范化、系统化的数据采集、监测与核算机制，各园区在绿色投资、国际合作、经验推广等方面面临较大障碍。

（6）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应用受限，电网适配性不足

加快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规模化应用是零碳园区建设的关键手段，但在实践推广中面临多重障碍。可再生能源具有间歇性和波动性特征，叠加园区能源供应链不完善，导致许多园区的能源供应不稳定，难以满足园区的全时段需求。尽管一些园区已布局风电、光伏等清洁能源项目，但由于储能技术和智能电网的建设滞后，新能源难以实现高效调度与平衡，进一步制约了其替代传统能源的能力。此外，部分电网企业出于系统安全与运营管理的考量，对于分布式新能源接入态度较为消极，削弱了新能源使用的灵活性与经济性。在电力消费端，尽管部分地区已开始探索“隔墙售电（指直接销售给周边的消费者）”等灵活模式，但国家层面明确的制度性政策尚未出台，缺乏清晰的价格机制与结算规则，难以形成稳定可持续的商业回报机制。

四、 零碳园区建设的系统路径、发展模式及治理生态

基于上述实践与挑战，本研究提出了零碳园区建设的系统路径、发展模式及治理生态。

1. 零碳园区建设的系统路径

本研究提出了零碳园区建设的系统路径框架（图2）。图2中，横向从左至右代表零碳园区建设的3个阶段：低碳园区、近零碳园区、零碳园区；纵向自下而上代表零碳园区建设过程中考虑的碳减排范围越来越大。根据这两个维度，可以得到9个区域，越是靠近右上角的区域碳减排程度越高。园区碳中和的实现依赖6个方面治理手段，它们可同时应用于碳减排过程。这一系统治理路径明确了园区的发展方向，成为应对零碳园区建设中面临一系列挑战的基础，并为制定具体政策措施提供战略支撑。未来的零碳园区建设应总体遵循这一路径，循序渐进，逐步实现高水平零碳目标。

 

（1）零碳园区发展阶段

零碳园区建设通常划分为3个阶段：低碳园区、近零碳园区和零碳园区。低碳园区是碳减排的初始阶段，通过建立循环经济模式，提升园区内资源利用效率，减少废物排放，构建“低碳、清洁、和谐”的产业环境，其目标是尽可能降低碳排放但并不追求零排放。近零碳园区是碳减排的过渡阶段，其在低碳园区的基础上进一步引入多领域的低碳技术和管理创新，逐步实现“碳源”与“碳汇”的平衡。其能源需求更多依赖于接近零碳的能源供给，建筑和交通通过智能低碳技术降低排放。零碳园区则是碳减排的最终阶段，目标是在一定期限内，通过技术手段和管理措施，抵消所有直接或间接产生的碳排放，实现净零排放。零碳园区不仅应用广泛的低碳负碳技术，还强调碳补偿和碳汇，推动产业、能源、建筑、交通等领域的零碳化，是“双碳”背景下园区演进的最终目标形态。

（2）零碳园区碳排放范围

零碳园区建设需明确碳排放控制的边界，这是应对“零碳园区评价标准不统一”等问题的基础和前提。根据现行通用惯例，园区碳排放通常分为3类：范围1排放是园区物理边界或控制的资产内直接向大气排放的温室气体。范围2的间接排放。排放是园区因使用外部电力和热力所导致如果园区不生产自身所需的能源，则其从外部发电厂或其他来源购入电力和热力所产生的排放将成为该园区的范围2排放。这类排放属于间接排放，虽非由园区自身设施产生，但仍然是其碳足迹的一部分。范围3排放是园区价值链中发生的所有其他间接排放，这也是最容易忽视的排放类型。这类排放虽然不直接来自园区自有设施或运营活动，却通过资源消耗与合作网络深度关联园区降碳过程。

零碳园区的目标应是实现覆盖以上3类排放的碳中和。其中，范围1和范围2排放通常比较好统计，而范围3由于涉及大量外部数据，目前尚未建立完善且全面的碳足迹数据库，管理难度较高。因此，在零碳园区建设初期，核算碳排放一般不包括范围3的排放。未来，随着碳足迹数据库的建设和碳管理经验的丰富，最终应将范围3的排放纳入管理范围，实现高水平的净零排放。

（3）零碳园区建设手段

零碳园区的建设依赖一系列关键的减排手段（图2）。这些手段为园区实现零碳目标提供了重要支撑。

*园区产业低碳化协同。园区产业低碳化协同聚焦企业技术共享及零碳产业集聚等方面，通过企业合理化布局构筑低碳产业生态。在技术共享方面，园区应搭建清洁生产技术共享平台，整合企业技术需求与外部创新资源，定向引进碳捕集、资源循环利用、绿色制造等关键技术。通过建立技术供需对接机制，促进低碳技术在园区内的快速转化与规模化应用，降低企业技术研发成本，缩短零碳产品商业化周期。在产业布局方面，园区应推动零碳产业集聚，优先引入新能源装备制造、节能环保服务等零碳产业，与传统高耗能企业形成“低碳-高碳”互补布局，通过产业间互补协同，全面降低产业链碳排放水平。另外，可以通过制定园区企业准入碳标准，将碳足迹评估纳入招商引资指标，优先选择供应链透明度高、可持续性强、碳足迹低的合作伙伴，提高碳排放绩效。

*园区能源清洁化替代。园区能源清洁化替代聚焦于降低化石能源依赖、提升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水平。在化石能源替代方面，园区应控制并降低园区内化石能源消费，逐步提升化石能源替代比例。园区内企业应逐步淘汰高能耗、高排放设备，推广电气化、低碳燃料替代和能效提升技术。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方面，园区应加大氢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水平，打通清洁能源发展的结构性障碍。企业应积极部署屋顶光伏、余热利用、储能系统等技术方案，探索可控可视的低碳用能体系。

*园区设施集聚化共享。园区设施集聚化共享通过优化信息基础设施和市政基础设施，提高园区运行效率、降低运营成本。在信息基础设施共享方面，园区应推动基础网络、物联网终端、数字应用系统等资源设施共享，提升信息传输和处理速度，增强园区智能化管理水平。在市政基础设施共享方面，园区应推动市政设施与节能建筑、低碳交通之间的协同建设，提高设施利用率和运行效率，并通过资源共享进一步优化供应链碳足迹。

*园区能碳智慧化管理。园区能碳智慧化管理依托实时监测、智能控制和市场化机制，统筹推进能源与碳排放的全过程数字化治理。在碳监测与核算方面，园区应部署先进的监测设备和技术，实时采集碳排放数据并进行精确核算，确保数据的透明度和准确性。在能源综合管控方面，应运用智慧化能源管理系统，对园区内的能源消耗进行实时监控和优化调度，实现能源利用效率与碳排放控制协同管理。在碳交易管理方面，园区内应建立碳资产管理平台，积极参与碳市场交易，实现碳排放成本内部化和减排价值最大化。

*园区资源循环化利用。园区资源循环化利用通过加强产业上下游资源协同、提高能源综合利用效率、优化废弃物资源化管理等方面减少碳排放。在产业协同方面，应构建上下游循环经济产业链，搭建产业共生平台，推动园区内企业间的资源共享和副产品交换，提升整体资源利用效率。在能源利用方面，应通过优化用水工艺、建设中水回用设施等，不断提高工业用水的重复率；借助先进的热交换技术和能源存储设备，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余热/余冷进行有效收集、存储和合理调配，提升综合利用效率。在废弃物管理方面，应建立和完善废弃物回收利用系统，设立分类回收站点，建立废纸、塑料、金属、电子废物等回收处理中心，推进园区废弃物的分类收集和资源化处理，促进资源循环利用常态化。

*园区碳汇多元化开发。园区碳汇多元化开发通过园区绿化、生物碳封存和生态修复提升碳吸收能力。在绿化建设方面，应合理增加园区绿地面积，种植树木、草地和其他植被，系统布局园区绿化设施。此举在促进园区直接吸收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同时，还有助于美化生产、生活及生态环境。在生物碳汇方面，应布局专业生物吸碳项目，如利用建筑外墙悬挂藻类生物反应器或绿色藻类建筑板等，进一步增强园区碳吸收能力。

2.零碳园区建设的发展模式

在系统路径基础上，本研究结合园区主导功能差异，重点聚焦于生产制造型、商务服务型和生态农业型3类典型园区，覆盖第一、二、三产业，系统分析其发展模式。

（1）生产制造型园区：以流程减排与能源替代为核心

生产制造型园区通常以高耗能制造业为主导，园区内多为工厂厂房和生产设施。如图3所示，其碳排放主要来自工业生产环节（如化工合成、金属冶炼、水泥生产等，范围1）、能源消耗环节（如煤炭、天然气等燃料燃烧和电力、热力使用，范围1和2），以及物流运输环节（如园区外燃油运输车辆等，范围3）。此类园区应聚焦如下降碳路径：在物质流方面，推广废钢回炉、塑料再生、余热回收等闭环工艺，降低原生资源依赖，推动资源循环利用。能源侧推动太阳能光伏、风能、生物质能、地热等可再生能源替代传统化石燃料，并配套构建多能源融合系统，以兼顾能源结构优化和设备集成共享。对于其他技术手段仍难以消除的剩余排放，可以通过购买绿电、认购碳指标、探索CCUS等方式消除。

 

（2） 商务服务型园区：以建筑能效与智慧管理为重点

商务服务型园区通常以第三产业为主，包括商务办公、科技研发、金融服务等功能，高层建筑密集、人口密度较大。如图4所示，其碳排放主要集中于建筑运营环节（如空调、照明等设备用能，范围2）和交通出行环节（如商务出行等，范围3）。此类园区的降碳重点应聚焦于：在建筑环节，推广超低能耗建筑、被动式设计、装备式建筑和高性能材料使用；依据园区建设条件，同步部署屋顶光伏、水源热泵、空气源热泵、地源热泵等可再生能源系统，构建分布式清洁功能网络，推动能源结构优化和建筑设施更新；构建建筑能效检测系统与碳排放管理平台，实现设备运行可视化与动态能碳管理。交通端发展园区内部慢行系统、电动通勤工具与智能公交系统，叠加实施智慧出行管理平台，优化交通结构与路径调度，推动基础设施协同与管理系统建设。

 

（3） 生态农业型园区：以生态协同与碳汇能力提升为目标

生态农业型园区通常位于城乡接合部或者郊区，涵盖现代农业生产、农村社区和生态保护功能。如图5所示，其碳排放主要来自种植活动（如园区内农机燃料使用等，范围1）和养殖活动（如反刍动物肠道发酵与粪污管理，范围1）。此类园区的降碳路径重点关注：在农业环节，推广精准农业、低碳耕作、控释肥与有机肥替代等措施以降低甲烷与氧化亚氮排放；推动生物质能替代散煤供热、农光互补等模式，提升清洁能源供给比例，促进能源结构清洁化与区域设施整合；加强对农业废弃物和粪污的资源化利用，发展农业循环经济，推动资源高效利用。在生态方面，此类园区应加强森林、草地、水体等自然系统保护与修复，提升土壤碳汇、湿地碳汇等生态功能，促进多元碳汇在生态农业型园区内布局。

 

3.零碳园区建设的治理生态

在明确零碳园区建设系统路径与发展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与之相匹配的治理生态，是实现园区碳中和目标的关键环节。基于源创新理论与两面市场模型，本研究提出一个以零碳园区为平台的“多主体协同”治理生态（图6）。其中，政府发挥基础制度供给与公共服务保障作用，其重点职责是完善碳交易市场、提供激励和约束机制、解决园区建设面临的关键障碍。园区平台承载“零碳发展理念”，不仅作为治理结构的组织载体，更是服务供给与要素配置的枢纽。它既为园区交通、建筑等基础设施提供管理服务，也承担政策对接、项目孵化、碳数据管理、能源调度与标准认证等通用功能。此外，园区平台通过建设园区级“能碳一体”智慧管理系统，实现碳排放全过程监测、动态优化与行为激励，构筑理念落地与协同运作的中介性制度基础。园区平台协调“价值放大市场”（图6左面市场）与“理念实现市场”（图6右面市场）促进两者赋能共振，构建“理念驱动-资源整合-协同落地-赋能共振-反馈优化”的闭环机制，推动零碳理念转化为协同实践。

 

在左侧的“价值放大市场”中，关键主体包括金融机构、第三方服务机构与社会公众。金融机构通过绿色信贷、碳债券、碳资产抵押贷款等金融工具，为园区的零碳基础设施建设与技术升级提供资金支持，其回报体现在碳资产增值、风险控制收益与绿色金融市场扩展。第三方服务机构则承担能力赋能职能，提供绿色低碳能源、碳核算工具、能效优化方案、碳数据平台等方面服务，助力园区治理的标准化与数字化，获得服务收益和技术应用扩展红利。社会公众在源创新消费侧扮演重要角色，既参与零碳产品与服务的消费（如绿色交通、清洁能源、低碳建材等），也承担绿色低碳践行和社会监督功能，其回报体现在环境质量改善、碳普惠获利及绿色身份认同的建构。

右侧的“理念实现市场”由链主企业与链辅企业构成。链主企业具备资源集聚与系统转型能力，是园区绿色低碳能源替代、低碳制造升级与绿色供应链重塑的主导力量，其回报体现为政策激励、市场占有率提升与品牌声誉增强。链辅企业则在低碳技术研发、零碳产品（零部件）供给和专业化配套方面发挥灵活性优势，增强园区绿色供给的多样性与适应性，进而获得技术溢出效应与新兴市场空间。在企业间协作方面，链主企业通过共建产业联盟、联合技术攻关形成协同引领格局；链辅企业之间则通过共享设施、互补技术与联合采购提升资源配置效率；链主企业与链辅企业之间通过标准联动与产业链协同推动减排责任共担与创新成果转化，最终形成一个互嵌互动、共生共赢的零碳产业生态网络。

五、零碳园区建设的对策与建议

针对中国零碳园区建设面临的主要挑战，本研究在系统路径、发展模式和治理生态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具体的对策与建议。

1. 破解制度堵点

破解制度堵点是推动园区资源高效配置和激活市场主体活力的关键前提。建议由国家层面设立零碳园区建设协调机制，赋予能源主管部门或园区管理平台审批主导权，推动跨部门信息共享与并联审批，缩短流程周期，增强投资预期稳定性。尽快发布储能技术接入标准与安全运行规范，建立公平透明的接入流程，提升储能在能源系统中的调节能力与市场回报机制。通过分类引导制定园区低碳转型路线图，明确传统产业替代路径和转型时间表；同时完善针对民营企业的低碳投资融资工具和风险保障机制，提升其绿色转型能力与参与意愿。

2. 抓住零碳产品这个关键

打造零碳产品是园区实现减排目标与提升外部竞争力的关键支撑。支持发展服务于零碳转型的关键能源装备，如电动汽车、锂电池、太阳能电池等，推动绿色供给侧能力提升。鼓励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协同推进产品全生命周期碳减排，发挥链主企业引领作用，推动原材料选择、生产工艺、能源使用与循环利用各环节的系统优化。建立零碳产品目录和政府优先采购机制，联合政府、行业组织与园区开展零碳产品的宣传推广，提升公众认知与市场接受度。完善碳足迹核算规则与碳标签认证体系，设立人才专项计划，强化认证检测与贸易规则对接，增强零碳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3. 拓宽零碳投融资渠道

构建多元化投融资渠道是园区保障技术落地和项目建设的核心支柱。国家层面应设立零碳园区发展专项基金，重点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与绿色技术研发。推动建设专业化绿色金融服务平台，开发面向低碳能源、资源循环、智慧管理等领域的长期限、低成本融资产品。地方层面应推进“项目库+金融包”机制，实施分阶段财政奖补与风险共担，探索碳账户与信贷挂钩，建立基于碳资产等级和减排绩效的差异化利率体系。鼓励绿色投资机构、产业资本与地方平台共建“母基金+子基金”架构，拓展碳汇收益权质押贷款、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抵押融资与离岸绿色债券等工具。常态化推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构建政府引导、市场驱动、资本协同的绿色投融资生态体系。

4.探索零碳园区市场化路径

健全市场化机制是推动园区从政策驱动向市场驱动转型的关键路径。建议构建“动态碳资产池”，统一登记和管理园区企业碳减排成果，运用区块链与智能合约技术提升碳数据可追溯性与交易安全性，推动碳资产与碳配额、绿证、可再生能源证书等要素市场互联互通，拓展多元交易场景。探索“碳收益预售+远期合约+碳期权”组合机制，帮助企业提前锁定收益、规避价格波动风险。推动碳资产证券化，发展碳债券、碳基金与收益型不动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s）等金融产品，拓宽资本市场融资渠道。建立基于碳减排绩效的激励补偿机制，将绿色技术应用效果与财政补贴、贴息支持、风险保障挂钩，推动“减排-变现-再投资”正向循环。加强能源市场与碳市场联动，实现绿电消费与碳收益权利的价值耦合，强化市场机制对企业低碳行为的价格激励。

5.5 构建统一零碳园区评价标准

建立统一的标准体系是园区实现科学评估与有效监管的重要基础。建议由国家牵头制定统一的零碳园区评价标准体系，涵盖碳排放强度、能源效率、绿色技术应用、生态环境保护等核心指标，建立可扩展、可更新的评估框架，实现与碳达峰碳中和、绿色制造和清洁能源政策的有效衔接。依托物联网、卫星遥感与人工智能，建设数字孪生园区实时监测平台，动态采集能耗、碳排放、碳汇等关键数据，实现智能预警与绩效评估。推动区块链技术在碳核算与第三方认证中的应用，提升数据可信度与认证透明度。支持建设“全球零碳园区评价合作平台”，完善国际评价数据库与指标对标机制，推动标准互认与经验共享，探索跨国碳信用互认机制，促进全球范围内的协同评估与制度兼容。

6.加快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

加快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是园区构建低碳能源体系的关键抓手。建议在国家层面进一步明确电网企业在保障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接入方面的职责，将绿色电力调度比例和消纳情况适度纳入绩效考核体系，稳步提升电网对分布式能源的接纳能力。推进电网设施智能化改造，提升出力预测、调频调峰与负荷响应能力。完善分布式能源管理办法，赋予园区绿电定向配送、储能调度与内部电力交易权限，打通园区“发—配—用—调”全链条路径。探索“隔墙售电”等机制，推动绿电在园区内部的直接交易与灵活流通，提升自发自用比例与经济性。支持建设“源网荷储”一体化微电网系统，增强本地能源自治能力与风险应对能力。鼓励构建“共享储能+多元负荷+分布式电源”融合系统，推动工业负荷、数据中心、充电设施等参与柔性调节，依托人工智能与能碳协同平台，提升园区能源系统的智能调度与运行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