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年来，罗炤爬上海拔450米的石经山近400次。多年前，他索性把家搬到了山脚，终日看山望山。毫不夸张地说，除了那些被淹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刻经门徒，没人能比他更熟悉远离北京城区的石经山。

他常站在盘山小径上，感受脚下的石阶，再眺望远方。千年前，一群背着石板的人，走过罗炤走过的路，心怀虔诚往山顶爬去。他们前赴后继，决定要完成一项史无前例的刻经事业。这项极具信念感的事业跨越6个朝代，众人举力，把1122部佛经镌刻在14278块石碑上，所刻经文字数达3500多万字。以至于后来，人们把房山云居寺刻经视为中外文明史上罕见的文化奇迹，而刊刻珍藏石经的云居寺则被誉为“北京的敦煌”。

罗炤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原研究员，也是房山云居寺与石经文化研究中心主任。2016年立秋，北京房山下起了雨，游客身着雨衣，踩着泥石去看九处藏经洞，当时70多岁的罗炤随游客上山。这一天，石经山藏经洞首次对外试开放，石经山大遗址保护工作也正式启动。“长年累月的雨水渗入洞穴，对石经产生威胁。解决渗水问题是‘救命’的大事儿。”罗炤告诉随行者。

2025年4月，在北京春天一个下雨的周五，82岁的罗炤带着几个年轻人，从石经山山脚沿路往藏经洞遗址上走，在爬石经山这件事儿上，他完全不输年轻人。罗炤右手打伞，迎着细雨，走在前面。站在外人看来毫不起眼的石阶上，他会停下来，讲讲古道的历史。这一路，罗炤连说了好几个“绝”。“绝”字的背后，是这些年他对于石经山考古有了新发现。

发现10种不同时期的修路方式

云居寺门口停车场的东南方，是房山区大石窝镇岩上村，此处有一磨碑寺，它与云居寺仅有一座小山之隔。磨碑寺是专门磨制经板、经幢及石碑的寺院。不过按罗炤的说法，以前山上缺水，在山上刻经成本过高，所以僧侣们开采完荒料，在磨碑寺磨制加工后，刻好石经，再往山上背。

房山石经刊刻始于隋大业年间，由高僧静琬开创。石经山雷音洞刊刻的《静琬题记》记载，“释迦如来，千五百余岁，至今贞观二年，已浸末法，七十五载。佛日既没，冥夜方深，瞽目群生，从兹失导，静琬为护正法……”2003年，罗炤在《文物》上发表一篇学术论文，论述了房山石经之源和静琬的传承。他推测，静琬与隋文帝时期全国最著名、地位最高的僧人灵裕有关，静琬是灵裕思想与事业的继承人。

作为开创者，追随静琬的也不只是后来的僧侣。随着朝代更迭，刻经事业得到了皇族权要、地方官员、平民百姓的支持与参与。在历史长河中，这些人也走过同样的路。石经山的这条千年古道有1.6公里，上山下山的人，基本上都走过这条古道。

古道上的一些石阶已经泛白发光。罗炤指着一处石阶告诉新京报记者，它有1400多年的历史，当时因陋就简，依着山势，走的人多了，才形成了坡，变成了小道。后来，僧人把山石找平，历经风吹雨打，石阶被踩出了脚窝子，就越来越光滑。

罗炤展示千年古道上的石阶。     新京报记者 张建林 摄

有些石阶原先是一块大石头，被人凿了三次，就出来三个台阶。台阶的制式和平整情况，能反映出当时朝代的财力。比如，在唐代，人们耗时费力在台阶底下刻上斜着的倒三角纹路，到了明清，石条的刻纹基本上是直的。

并非一条路走到底，1.6公里的古道周围也有些分岔小道。在一处岔路前，罗炤提醒大家仔细端详。“这条路是辽代修的。我们做测绘时发现，要是直着往上走，背石板的人要拐4个弯。所以辽代人抄了个近道，从旁边做了个直道。”罗炤说，古道的有些地方，早前也有土路，只不过后来铺上了石头。

从大道再往上爬，路边有一些凸起的矮坎。罗炤介绍，道路一侧的矮坎，实际上就是“马路牙子”。在建筑学家的眼中，矮坎是护路的基础，搬运石经，用不上这么宽敞的路。修成如此规格，主要是为了符合唐、五代节度使或者辽代皇帝出行的排面，要有仪仗队。

在一段古道石阶上，从左到右横跨了4个朝代。在隋朝，没有明显台阶，只凿了坡。到了唐代，路面路基变宽。在此基础上，辽代又对其进行了修补。最右一侧，则是明朝修出来的路，再往上走，整个古道上还有一些用碎石砌成的堡坎，最高能有20多米，工程量大，在唐代修建。此外，古道上还有一些凿的栈道。

一段古道石阶，从左到右横跨了多个朝代。新京报记者 张建林 摄

经过近几年测绘，罗炤在石经山发现了10种不同时期的修路方式，涵盖从隋唐至明清各朝代的遗迹。

雷音洞是一个特殊形态的佛殿

1956年，为纪念释迦牟尼佛涅槃2500周年，中国佛教协会决定发掘拓印房山石经。随后，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周叔迎同北京图书馆金石部主任曾毅公亲临石经山现场主持开洞拓印工作。

黄炳章是发掘拓印房山石经工作组成员之一。他在《石经山和云居寺》一文中提到，山上藏经洞原无编号，为了便于拓印及整理工作，按照近代发掘处理办法进行编号，下层两洞自右起编为第一洞、第二洞，上层自右向左顺次编为第三、四、五、六、七、八、九洞。

同年，石经山9处藏经洞首次亮相，专家发掘了4196块珍贵石经。当时，第五洞雷音洞是唯一一个对外开放的藏经洞穴。该洞穴四壁嵌有146块隋和唐初刻制的石经板，四根八角形石柱支撑中间，柱上满雕佛像。四根柱子共有1056尊佛像，故称“千佛柱”。因历史原因，柱子下方方格内的一些佛像，其面部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毁坏。

雷音洞内八角形石柱，柱上满雕佛像。新京报记者 张建林 摄

眼观镶嵌在雷音洞内四周的石经板，其色调有明有暗。石经板上刻有密密麻麻的经文，由静琬早期所刻。罗炤介绍，佛经包括《法华经》《无量义经》《涅槃经》《八戒斋法》等，一些佛经也被刻在了一块石板上，如《佛临般涅槃略说教戒经》《大王观世音经》合刻在一面。

2012年9月，经过考古专家考察研究，认定雷音洞为我国现存最早的佛殿。雷音洞的门、窗、柱、柱础、地面都是按照佛殿形制建造。有学者分析指出，雷音洞是殿堂与佛塔融为一体的独特建筑类型。

“这（雷音洞）是中国最早人工构建的佛殿。以前多数人也把它归为藏经洞，实际洞内的石经不是藏的，而是用来供的。”罗炤告诉记者，石经山上的藏经洞遭受过4次8级以上的大地震，洞穴受到创伤。再到后来，一些建筑构件也脱落了下来。在雷音洞内，外嵌在壁上的石板，大部分都是互相咬合的，不过也能看到少数石板的边角有缺损，一些边角有补过的痕迹。

早期，发掘拓印房山石经工作组发现，在雷音洞的内外散失不少残石碎片，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雷音洞的左侧壁镶经板脱落了18块，经过清洗仔细拼接，大体还能凑齐，便令石工按顺序镶还原处。从石构建造来讲，雷音洞现存95%遗物都是初始构建之物。

另据罗炤介绍，雷音洞与隔壁的第六洞原本是一个洞，第五洞到第六洞，从左到右，是一个高到低斜落的洞穴。最高处到最低处近6米，后来，僧人在洞穴往北的中段位置砌了墙，从而截成了两个洞。

至于这一分为二的洞在隋朝以后是否被拆封也无从考证。不过，在当时，其他8处藏经洞是密封的，只有雷音洞是开放的。罗炤说，洞穴里的“千佛柱”并不起承重作用，因为雷音洞是个天然洞穴。之所以有这四根柱子，是为了表明雷音洞就是佛殿，极其庄严。

1981年11月，专家在雷音洞内4个对角线的正中间，也就是原佛座后面石板下，发掘出两颗舍利。“一般佛舍利是放在塔里的，而这里是把佛舍利放在佛像下。雷音洞或许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把舍利安置在佛像下的佛殿。”罗炤猜测。

雷音洞壁上刻满佛经。新京报记者 张建林 摄

重要碑刻被雨水侵蚀受损

走至石经山第八洞，罗炤提醒大家，该洞刊刻的《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是现存最早版本，确认为“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有多种汉文译本，流行最广泛的是伟大翻译家玄奘的译本。

镌刻该心经时，玄奘尚在世，三年以后才圆寂。这部石经明确题署：“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而且造经功德主来自邻近长安的栎阳县，距离玄奘当时所在的大慈恩寺不远。根据相关题记，专家断定是玄奘翻译了《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而且是“奉”唐太宗的“诏”命翻译的。

除了石经外，云居寺还有千年古塔。云居寺的北塔始建于辽代，举高30.46米，后修于明代。因为经过历代修葺，古塔形成了特有的建筑风格，据介绍，这种形制的塔相对少见，是研究中国历代造塔艺术的典范。其中塔上浮雕甚为珍贵，是研究中古时期舞蹈、文化、生活等的艺术珍品。

云居寺的千年古塔，形制少见。新京报记者 张建林 摄

房山云居寺塔及石经是国务院首批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年4月，162件云居寺文物来到南池子大街皇城艺术馆展出，其中超过80件是首次走出云居寺。本次展览旨在进一步提升云居寺知名度，让更多游客感受珍贵文物背后凝聚着的历史与艺术价值。

罗炤觉得，大家对石经山的认识还不够。从遗址的角度来看，他认为，石经山遗址的整体规模可以与陕西统万城、新疆高昌古城、西藏古格王国媲美。更重要的是这项千余年来的刻经事业所透露出的精神内涵。

专家发现，石经山顶上有个用石头垒出来的12米高、70米宽的石墙，前年考古发现了一个小型房址。罗炤猜测这个房子有可能是当年用来摆放静琬大师棺材的，因为从房子方位往外看，它正对着8公里外的磨碑寺。

据石刻记载，静琬的弟子在他死后的30周年和80周年，曾在坟墓前向他汇报刻经事业完成的进度。罗炤说，“试想下，他的弟子在磨碑寺刻石经时，抬头往山顶祭拜祖师，这就是一种愚公移山般的精神传承。”

一心想要保护好石经的罗炤也担心这些藏在洞里的宝贝。洞内的石经板，避免不了遭受山体渗漏的雨水侵蚀。沉积岩遇水后，再一蒸发，就容易把氧化钙带出来，从而腐蚀石刻文字。罗炤说，1956年发掘时，不少受雨水侵蚀的石经板就都粘在了一起。

不仅如此，一位考古专家向记者透露，实际上，这几年北京地区很多露天的唐代、辽代重要碑刻被雨水侵蚀后，字迹迅速漫漶。

“长期受雨水影响，这些碑刻表面真的是一层一层掉。这么多精美的碑刻，裸露在地上让雨水洗，看着确实心痛。我觉得，在碑刻上加盖碑亭或者通风透气的简易防雨设施，都会好很多。”该专家建议。

来源：知道New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