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都邑规画及其现代价值

都邑是中国式城市概念，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长期以来，以农为本的观念根深蒂固，对于中华文明的都邑特征及其作用并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事实上，中华民族生产生活于中华大地，自觉不自觉地追求长治久安的秩序和理想适宜的人居，形成整合的“大地山河—都邑体系—行政体系—交通网络”，自上而下（自国家而地方），由里而外（由城市而区域），这是都邑规画的宏观结果与综合表现。在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背景下，重新审视中国都邑及其规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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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中国的“城市性”

近代以来城市研究话语在相当程度上沿用西方城市概念，遮蔽了中国的城市特性，影响了对中国内在特性和深厚底蕴的认识。实际上，悠久而丰厚的农业与农村哺育了中国特别的城市性，可以从3个方面来认识：  

（1）以农为本 都邑起源。中华文明是农业文明，早期中国人居从游牧渔猎而农耕定居，从聚到邑到都不断演进，都邑因此成为中华文明最重要的结晶与最综合的标志之一。  

（2）以城为国 体国经野。中国文化中，“国 ” 的本义是“城 ” 。距今五千多年前，中华文明迈入了“古国文明 ” 阶段，当时号称“天下万国 ” ，从聚落形态看，实际上是星罗棋布 “古城 ” 。周代都邑及近郊称为“国”，近郊以外广大地区称为 “ 野 ” ，当时所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 ，实际上一个个相对独立的“国一野 ” 单元散布于大地之上，期间有道路联系，但是并没有形成后世那种连续的"领土"。

（3）圣王域民 城以盛民。在中国文化与政治语境中，“城”的主要功能是安置万民，以都邑为核心的空间规划与人居营建不是一种随心所欲的纯技术性创造，而是基于一定的社会理想对国土空间进行的合理配置，根本目标是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

总之， “城”植根于乡土，就像网格上的“结”，形塑了早期中国的大格局。 乡土中国是都邑中国的血肉，都邑中国构成了乡土中国的骨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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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尺度的都邑“规画”

中国古代很少使用“规划”（規劃 ） 一词，多使用更为广义的“规画”（規画 ） ，表达国家区划、区域水利治理、城市营建、建筑设计等多尺度体形环境的创造。中国都邑规画在全国、都邑及其周边区域、单个都邑3个尺度体现出不同特征与内涵。  

（1）全国都邑成体系。都邑作为中央政府置于地方的政治、军事枢纽，紧紧地控制着包括广大农村在内的地区局势（ 图1 ）。都邑体系是实现国家与社会治理的关键抓手，通过都邑体系实现广袤空间治理的体系化、制度化，是对我国历史影响至深至远的空间规划战略。  

▲   图1 |  都邑天下规画图

（2）都邑区域一体化。空间组织上，围绕相应等级中心都邑组织区域性的“城市—山河—道路”体系，具有“都邑—区域”一体化的同构特征（图2）。  

▲   图2 |  体国经野规画图

（3）单个都邑中规矩。中国古代都邑规画时通过不同空间尺度的圆、圜或环来处理都邑与具体山水形态的空间关系，中规矩又合自然，实现人工秩序与山水秩序的巧妙融汇（图3）。

  ▲   图3 |    匠人营国规画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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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人—城—文”规画大框架

面对大自然及世间万物，人类要敬畏自然、崇尚自然、顺应自然，效法自然，所作所为要合乎自然之道，才能得到自然之道的滋养。都邑是大地的产物，都邑规画是实现人居天地间的手段，通过对大地的观察、测量、营度和利用，将人类有序地安居于天地之间。基于历史时期多尺度的都邑规画特征，可以提炼出“天—地—人—城—文”规画大框架（图4）。  

  ▲   图4 |    “天—地—人—城—文”规画大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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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邑规画与中国式现代化

运用“都邑规画”（Chinese Urbanism）概念，一方面为了延续中国传统话语，另一方面可以更加直观地体现中国式城市及其规划的鲜明特色。建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历史实践和当代城镇化实践，在“天—地—人—城—文”框架下，总结中国都邑规画丰富经验并提升，努力建立中国城市规划知识体系，为新型城镇化与中国式现代化作出贡献。在中国城市规划知识体系建构中，要把握：  

（1）中国乡土性与城市性的统一。都邑中国与乡土社会并不矛盾，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相生相成。中国式现代化引领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本质上是城市文明。城市文明中的乡村是城市主导下的乡村，乡村振兴与发展从属于城镇化，服务于城镇化全局，应追求城乡平衡，缩小城乡差距，城乡发展差别化（功能分工不同 ） 与一体化，但不是城乡趋同或均一化。  

（2）都邑中国与文化中国的统一。都邑中国是文化中国的骨架，文化中国是都邑中国的灵魂。虽然时过境迁，但是变中有不变，都邑中国与文化中国营魄抱一且一以贯之。  

（3）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现代化的空间差别。西方现代化是现代大工业城市产生与发展的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根源于中国的城市性。基于自然、本于文化，是中国城市规划知识体系的一个特色，并且可能也是一个出路，对于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城乡规划实践、学理和创新，具有重要的基础性和启发性意义。  

本文撰稿：   武廷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