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裕民：推进城中村改造“复合型做地模式” 满足流动人口多层次居住需求

事实上，从农村到城市，就业结构不断调整的过程，就是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发展过程。因为城乡就业结构的调整，是从低效率向高效率进行调整。根据我的计算，2020年一个劳动力从农业进入到城市就业，其创造GDP会从4万元跃升到16万元（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就业效率的平均值），所以就业结构的城乡空间不断调整，带来了我国经济效率的持续提高，为我国经济的长期高增长提供了基本的要素保障和支撑。

如何解决城中村住房难题呢？《指导意见》提出三种模式，分别为“公租房”、“民租房”和“整租房”，这三个模式各有其特点和服务对象：公租房基本属于新建，成本最高，服务于城市最急需的人才和最低收入人群，一般占比10%~15%；民租房是利用现有存量住房资源、以拆除新建的形式改造后出租，可以配置完整社区的基本功能服务的房屋，适合于中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中低收入者家庭以及各类租赁住房需要者，约占40%~60%，可以成为保租房的主体供给模式；“整租房”（包括集租房等）利用存量住房资源、以整治提升的形式改造后出租，很多时候住房内没有独立厨房，社区内不进行公共配套，主要适合于高收入单身青年和无孩家庭居住，约占15%~25%。最后还有《指导意见》中没有提到的10%~15%的低收入单身迁移人员，他们一般居住在企业提供的集体宿舍，作为过渡性居住模式。以上四种居住方式相互配合，在城中村改造过程中会持续解决住房难题，最终实现全体居民住有所居。

我国由于流动人口的居住和公共服务长期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目前流动人口二代和三代人力资本的有效积累不足，这成为经济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的短板，需要进一步改善。

再次，城中村改造也可以通过促进内需，从而拉动经济持续增长。

但是该模式也有待完善部分。在房地产下行周期环境里，由于后续开发企业前期未介入土地征收，会增加土地出让风险和政府债务风险，并延长后续开发时间、增加开发成本，这是城中村改造推进较慢的原因。因此城市在做地模式中需要探索协商式规划机制、市场充分参与的国企和民企公平竞争机制、政府与社会合作治理的“复合型做地模式”，保持“做地模式”的优点并提升可操作性。

叶裕民：避免债务风险的关键是社会投资与空间品质提升能够形成良性循环，也就是通过本轮城中村改造过程，能够积累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为下一轮高质量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一旦形成良性循环，将会扩大税基、增加税收，从而形成城中村改造—人力资本积累—经济高质量发展—税收增加—进一步城中村改造的良性循环，政府债务偿还能力将持续提升，债务风险逐步下降。所以只要扩大良性循环的投资，便可以降低债务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