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漕运与大运河惠济闸的变迁

编辑  |  张宁

惠济闸原名新庄闸，又名天妃闸，明永乐年间陈瑄所建，原在惠济祠后，嘉靖年间南移，改名通济闸。万历六年，潘季驯又移建于甘罗城东。学界现有研究成果有不少涉及惠济闸目前与惠济闸相关的成果主要有李孝聪、席会东：《淮安运河图考》，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王英华：《洪泽湖——清口水利枢纽的形成与演变：兼论明清时期以淮安清口为中心的黄淮运治理》，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年版；淮安市历史文化研究会：《淮安运河文化研究文集(第三辑)》，河海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大运河清口枢纽工程遗产调查与研究》，文物出版社2012年版；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南京博物院：《京杭大运河清口水利枢纽考古报告》，文物出版社2016年版；王耀：《〈黄运河口古今图说〉图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等等。相关论文主要有：邹逸麟：《淮河下游南北运口变迁和城镇兴衰》，《历史地理》1988年第6辑；张鹏程、路伟东：《明清以来淮安清口闸坝体系考辨》，《运河学研究》2020年第1期；等等。，但系统性研究成果不多。本文深入探究明代惠济闸的时空变迁，以期对于讲好大运河故事、推动区域运河遗产的传承与利用有所裨益。

新庄闸建于明永乐年间，是清江浦开通后最早设立的河闸之一，位于清江浦河入淮口。新庄闸之名沿用了100多年，直到明嘉靖年间才有了新的称谓。

明洪武三年(1370)，因淮南运河水浅，漕船北上难以入淮(亦称入河)，淮安知府姚斌便在新城东门外建筑“仁”坝壅水，漕船到此，需要将粮食卸下，车盘过坝，复装船入河，再溯流而上，抵清口自古以来，泗水就是南北水运交通的要道。泗水发源于山东，向南流经兖州、徐州，然后从桃源(今泗阳)、清河(今淮阴区)两县边界处分为东西两支，东支为主流，称大清河，流经渔沟、浪石，在今淮阴区杨庄老街东(袁集桂塘南)会淮，入淮之口称大清口；西支为派流，称小清河，流经清河县(今马头镇御坝村)南，至马头镇西，会淮之口称小清口。，凡60里。永乐初年，仍由海运，淮郡与黄、淮二河隔绝不通。为了继续执行加强北方防务的漕运之策，永乐二年(1404)平江伯陈瑄在淮安新城东建义字坝，与仁字坝相连；在新城西门外筑礼、智、信三坝，均自城南引水抵坝口，其外即淮河。2082漕船从东二坝、官民商船从西三坝车盘入淮，挽输甚为劳苦。

永乐十三年(1415)，陈瑄奉命治理淮扬运河。为了避免漕船盘坝及逆行于淮河的风险，陈瑄从城西马家嘴引管家湖开清江浦河，引湖水直达鸭陈口，再循宋代沙河故道入淮，河长60里。同年五月，运河开凿成功，沿河置四闸，由城而西又20里为移风闸，又10里为清江闸，又10里为福兴闸，又20里至鸭陈口为新庄闸，以新庄闸为新南运口。至此，淮南运河山阳段由城东移到城西，运船从新庄闸入淮，再斜渡淮河，半晌达相距7里的大清口，由大清河北上。由于自瓜洲、仪真迤北至新庄闸均为运道所经之处，“自是漕运直达通州，而海陆运俱废”。

由于四闸不能节水，永乐十四年(1416)，陈瑄又在淮安城西北10里、北距移风闸10里处仓促用木板建闸，第二年改为坚固石闸,仍称板闸，“去府西十里”。可见，板闸是在原址重建的，合前四闸为五闸。此时，新庄闸、福兴闸仍相距20里，并未添置闸座，而新庄之外不建闸，亦宋人洪泽(即清口曾建洪泽闸)之外不置闸之意。

新庄闸闸官设置较晚。据《正德淮安府志》记载：板闸、清江闸、福兴闸兴建之后均设官厅三间。永乐二十一年(1423)五月，“设直隶淮安府山阳县移风闸，置闸官一员”。《乾隆淮安府志》记载：“惠济闸闸官一员。明宣德年设。驻工。”惠济闸即新庄闸，闸官设置比清江等闸晚了十多年。

起初，五闸启闭遵循一定的时间规定和严格的程序。据记载，板闸、移风、清江、福兴、新庄启闭有期，或二三日，或四五日，且迭为启闭。如启板闸，则闭新庄等闸；如启新庄闸，则闭板闸等闸。闭新庄等闸，则板闸为平水；闭板闸等闸，则新庄闸为平水，“故启闭甚易易也”。又虑水发之时湍急，难于启闭，故新庄之外有坝，亦仿宋人新坝之制。水发时，暂筑坝以遏水头。水稍定，即去坝用闸如常。所谓“锁钥掌之漕抚，开放属之分司，法至严矣”。随着黄淮不断泛滥，新庄闸等经常被淤塞。正统六年(1441)，黄河泛溢，“每水一斗，其泥数升，汇于清口而为洲者十余里，运舟不通”，在新庄闸东淤成洲十多里的情况下，征发几个郡的丁夫开浚却未成功。第二年，修筑淮安西湖中路10余里，以便漕运。景泰七年(1456)，黄河灌入新庄闸至清江浦30余里，淤浅阻漕，都御史陈泰及时进行浚治，漕运复通。成化七年(1471)，淮河水涨入新庄闸口，忽尔而退，自此至清江闸内30余里沙淤，不通舟楫，“遂筑清江坝以蓄水，运船由仁、义二坝车盘，又于清江浦置东西二坝以助不及”。弘治七年(1494)，河又灌新庄闸，闸口至清江浦30余里淤浅不通，皇帝诏命官员修浚。

自永乐十三年(1415)新庄闸兴建之后，沿用一百多年，至嘉靖年间才有了新的称谓，这与朝廷赐建的道教行祠惠济祠等有很大关系。

据嘉靖《清河县志》记载，惠济祠位于新庄闸河口，于正德三年(1508)始创，原名泰山行祠，由道士袁洞明利用水上漂来的巨木于新庄闸西北创建，供奉道教神明即泰山圣母碧霞元君。泰山圣母是以华北地区为中心的山神信仰(道教)，最初来源于泰山女神之神话传说。据顾炎武考证，泰山顶碧霞元君，宋真宗所封，世人多以为泰山之女。“今考封号虽自宋时，而泰山女之说则晋时已有之。”碧霞元君称为“泰山女神”，全称“东岳泰山天仙玉女碧霞元君”，俗称“泰山奶奶”“泰山老奶奶”及“泰山娘娘”等。

△《南巡盛典》中的“惠济祠全图”

泰山碧霞元君祠名扬天下，与明武宗朱厚照南巡有关。正德十四年(1519)，朱厚照南巡，与皇后亲至泰山圣母碧霞元君祠，曾在祠下驻跸。此后，碧霞元君祠逐渐名满天下。

嘉靖皇帝继位后，其生母章圣皇太后经泰山行祠渡淮北上，又赏赐黄香、金币等，道士缪道鉴利用这笔赏赐拓建了钟鼓诸楼。嘉靖十六年(1537)，住持道士张真海募资建镇淮之阁作为朝见真人之所，“皇帝赐今额”，曰“惠济祠”。随着泰山行祠改称“惠济祠”，新庄闸因濒临该祠，故又称惠济闸。

嘉靖年间，泰山圣母碧霞元君开始兼有护佑河漕的特殊职能，与天妃类同。天妃又称天后、天上圣母、娘妈等，是指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民间妈祖海神。妈祖文化肇始于宋代，成于元代，兴于明代，盛于清朝，繁荣于近现代时期，体现了汉族海洋文化的一种特质。妈祖是历代船工、海员、旅客、商人和渔民共同信奉的神祇。到了清代，又即其旧庙宇，崇祀天后，遂称为天妃庙。故自嘉靖以后，新庄闸又称天妃闸。

嘉靖年间，随着运口南迁至三里沟，惠济闸移于新运口，称通济闸。之后，新运口航运遇阻时，重启新庄运口，重修天妃闸以通运船。

明弘治八年(1495)，黄河北流完全断绝，河水全部入淮，加重了淮河的负担。在嘉靖之前，黄河南下入淮，主流在桃源(今泗阳县)三岔口分成两股即大清河和小清河入淮，漕船大部分时间走大清河。由于黄河泥沙不断沉积，嘉靖三年(1524)大清河口淤塞，黄河主流改从清河县南，在小清河口与淮河交会。黄强淮弱，横截于新庄运口，于是“淤湖、淤运，百病丛生矣”。

受黄河水患影响，嘉靖初年清江浦五闸的方位有所改变。《漕运通志》记载：板闸在淮安淮阴驿西北十里；移风闸在淮安新城西，东距板闸二里；清江浦闸在淮安新城西北，东南距移风闸一十七里；福兴闸在淮安新城西，东距清江浦[闸]一十五里。“又有新庄闸、新城上闸在新城北……皆非漕舟所历，故不列。”可见，除了移风闸东移、福兴闸西移之外，此时新庄闸淤塞，不通运船。

嘉靖六年(1527)以后，“河流益南，一支入涡河直下长淮，一支仍由梁靖口出徐州小浮桥，一支由赵皮寨出宿迁小河口，各入清河口，汇由新庄闸入里河，水退沙存，日渐淤塞”。当时黄河南下分为三条支流，全部流入清河口即小清河口，“新庄闸正当二水之口，河、淮既合，昔之为沛县患者，今移淮安矣”。

嘉靖八年(1529)，坝禁弛，河渠淤塞。漕运都御史唐龙、河道侍郎潘希曾等奏请恢复闸坝旧规。《淮南水利考》记载：“河漕二院奏新庄闸口，凡遇水涨则闭，涸则开，而以为常焉。”不久，在黄水浩劫之下，水退沙存，新庄运口又被淤塞，且屡浚屡淤。

嘉靖十五年(1536)闰十二月，督漕都御史周金“奏请于新庄更置一渠，立闸以资蓄泄”。于是，开凿一条短距离新河，长约五丈，立闸三层，重加防护，“水发即三板齐下，贴席封固”，“纳清流拒浊流，以期不淤”。新河成为新庄闸口淤塞时的辅道，与主道相互配合，“淤则浚其一，而开其一以行舟，可免停泊矣”。

嘉靖二十五年(1546)后，黄河下游多股分流的局面基本结束，“全河尽出徐、邳，夺泗入淮”。这是河势的一大变化。嘉靖三十年(1551)，河淮大涨，黄水倒灌清江浦，浊流淤垫天妃闸(即新庄闸，下同)，重运船只无法通行。

嘉靖三十年(1551)七月总督漕运都御史应檟认为，三里沟(位于马头镇东南三里)位于“淮河下流，黄河未合之上”，淮水清多浊少，开运河至三里沟，船由三里沟出淮河、达黄河，“且道里甚近，工费不多。欲除河患，无以易此”。于是，漕臣连鑛堵塞了天妃运口(即新庄运口，下同)，从新庄闸向南开河至三里沟，直达通济桥，西接清淮以避浑浊，通运艘，所谓“河臣费十万开新河以北接于淮，其说以为接清流勿接浊流，可不淤”。运船出三里沟运口，需绕道湖水，出淮河再达黄河，从小清河北上。

嘉靖三十二年(1553)正月，河道都御史曾钧上奏说，三里沟新河口比旧口水高六尺，若开旧口，虽有沙淤之患而为患稍轻；若开新口，未免淹没之虞而漕舟颇便。故“宜将新口暂闭，建置闸座”，“新庄等闸加石修砌，以遏横流”。《淮系年表》亦记载：时运口移在镇东南，“越二岁，建通济闸”。“越二岁”即嘉靖三十二年，惠济闸改移于三里沟运口，仍称通济闸，“比新庄闸加崇实”。

隆庆三年(1569)七月，淮水大涨，自清河县至通济闸，及淮安府城西，“淤者三十余里，决方、信二坝出海”，通济闸内外、清江浦上下淤浅。同年冬，淮安板闸至清河西湖嘴疏浚成功，里运河口再次淤塞。督漕侍郎赵孔昭认为，“清江一带黄河五十里，宜筑堰以防河溢；淮河高良涧一带七十余里，宜筑堰以防淮涨”。皇帝下诏疏浚里运口并商讨筑堰事宜。

隆庆四年(1570)，自泰山庙至七里沟(在清河旧县东七里，淮河淤十余里，水从通济闸附近的朱家沟分泄，至清河县河南镇(朱家沟及河南镇均在清河旧县大河之南)与黄河汇合，此时，淮河与运河隔断。隆庆六年(1572)，三里沟运口淤塞，由于运路纡远，船只胶浅，漕运更为不便。

万历元年(1573)，总河万恭认为，天妃口受黄河一淤，三里沟运口受黄、淮二淤，防一淤而生二淤，又生淮、黄交会之浅，运船要迂八里浅滞才到达清河。相比而言，运船从新庄闸出淮，穿清入黄，资费较少。新庄运口比三里沟运口近直，漕船出天妃闸直达清河，“运尽而黄水盛发，则闭闸绝黄，水落则启天妃闸以利商船，新河口勿浚可也”，“坐省年年黄淮交会挑浚之扰，是补陈瑄之所未备”。修复陈瑄开通的天妃运口，修建天妃庙口石闸，至此，运河再次与黄河会合，运船从天妃运口出淮。但天妃口重启之后，专门引黄水入闸济运，加上高堰决进之水又封锁其下流，天妃闸“沙淤日积”。至万历三年(1575)八月，河决砀山及邵家口、曹家庄、韩登家口而北，淮水亦决高家堰而东，徐、邳、淮南北漂没千里，“淮城几没”。“自此桃、清上下河道淤塞，漕艘梗阻者数年，淮、扬多水患矣。”于是关闭天妃运口，运船改从三里沟通济闸进出，又修通济闸、福兴闸及新庄闸，使之高厚坚固，严守启闭之制。后来增修通济闸，规定农历五月至九月，隔日一放回空漕船。不久，因闸禁不严，未按时启闭，淤塞日甚。

万历五年(1577)，主持朝政的张居正命吴桂芳为工部尚书，兼理河道，裁总河都御史官。由于河渠堙塞，随浚随淤，不得已又掘开朱家口，引清水灌入里河通运。同年冬，关闭通济闸，在淮安城南建兴文闸，水由宝带河达涧河，并修建新庄各闸，修筑清江浦南堤，创建板闸漕堤，南北与新旧堤相接，“板闸即故移风闸也。堤、闸并修，淮、扬漕道渐固”。

△天妃坝明代砖工

△天妃坝清代石工

万历年间，通济闸移建于甘罗城东，一度成为清江浦河与永济新河共用出口闸。为了减轻运船过闸的风险，通济闸一再开凿越河并建越闸，逐渐确立了正越闸配合的制度。

万历六年(1578)二月，潘季驯总理河漕兼提督军务，奉行“筑堤束水，以水攻沙”，“蓄清刷浑”等方针，大修洪泽湖东岸高家堰，从新庄至越城，长一万八百七十余丈，以抬高水位，增强水势，刷黄以保漕运。

万历七年(1579)，潘季驯认为天妃闸沙淤日积，粮船等过闸需要七八百人牵挽，加上闸座因为使用多年，底桩朽烂，修建时若增加石料，难免坍卸，决定改建通济闸，引范家湖清流济运。同年，潘季驯筑塞朱家口，堵塞天妃运口，改浚河口斜向西南，专向淮水，纳清避黄。新运口介于天妃运口之南、通济运口之北，水势纡回，黄水不至于直接汇入运河。又由于旧通济闸逼近外河，河形浅直，水势汹涌，不便启闭，而朱家口一带尤为难守，于是潘季驯在甘罗城东坚固结实之处移建通济闸，史称万历通济闸，并于旧闸内半里许，筑拦水大坝一道。正如史料所载“盖当时河口东南泰山墩、七里墩一带，森然巨浸，舍通济闸之外，别无彼善于此之地。地形水势实限之，以不得不然尔”。

通济闸移建甘罗城东以后，距新庄闸不足一里，无法容纳许多只船，“关锁太促，水势湍急不易启闭”，于是拆除了新庄闸，改建仁义二坝于该处(即后世的天妃坝)。由于新庄闸又名惠济闸、天妃闸，故在新庄闸被废除后，万历通济闸亦称天妃闸，俗称新庄闸，所谓“后亦以天妃名之，非其故矣”。

万历七年(1579)，潘季驯将福兴闸向西移至寿州厂附近(今韩信城西)，修复板闸、清江、福兴、通济等闸，每座闸都加石六七层不等。并恢复漕河旧规，规定通济、福兴、清江三闸“启一闭二”：“如启通济闸，则福清二闸必不可启；启清江闸，则福通二闸必不可启；启福兴闸，则清通二闸必不可启。单日放进，双日放出，满漕方放，放后即闭。入伏即于通济闸外填筑软坝，秋杪方启，悉照先年旧规。”

越河也称月河，开越河泄洪是清江浦河抵御黄淮灌运的一项重要举措。按功能分，一是大越河，河宽而长；二是开诸闸越河。嘉靖十五年(1536)，都御史周金开短距离新河并建闸，与新庄闸配合行运。万历七年(1579)总河潘季驯将“四闸各开月河，打坝截流”。“四闸”指板闸、清江闸、福兴闸、通济闸，均开凿越河。

由于清江浦河堤与黄河堤相邻，黄水上涨容易南决运河。为了“避清江浦黄河啮堤之虞”，万历十年(1582)督漕尚书凌云翼从浦西开凿永济新河，长45里，由城南窑湾出发，经杨家涧，达武家墩东，折而东至文华寺入清江浦正河，“合通济闸出口”，更置三闸以备清江浦之险，“是时漕河就治，淮、扬免水灾者十余年”。

可见，永济新河成为清江浦正河的大越河，通济闸为其共用出口闸。永济河的开凿可以分泄异涨之水，不至运河盈溢，故有护城河之名，淮水经此达泾河，“下射阳湖入海”。可是，等到清江筑堤，运船仍旧由故沙河岀清口，而此河并存。事实上，永济新河仅通行一年，因为走漏部税，又闭塞。

天启初年(1621)，淮、黄涨溢，决入里河王公祠。天启三年(1623)秋，外河(即淮河)又在几处决口。同年冬，不得不疏浚永济新河。因为自凌云翼开河后，不久筑坝闭塞。总河都御史刘士忠曾开坝以济运，不久又闭塞。此时淮安正河30年未浚，沙壅淤塞。治河官员朱国盛等本着先挑浚新河通运船回空，后疏浚正河的方针，“爰具畚锸，构篷厂，调淮扬廪夫，以穿新河”，自杨家庙至文华寺，长七百一十丈，“久壅之渠潺潺矣”。接着，疏浚清江浦正河，自许家闸至惠济祠长一千四百余丈。运船皆由正河，新河复闭。可见，天启三年(1623)冬，回空漕船等先是从通济闸进入新河南行，而又全部改从正河航运。

福兴闸淤塞及五坝废弃等影响通济闸航运。万历十四年(1586)五月，黄水决入清江浦，灌入淮城，“又决天妃坝，福兴渐淤”，“启一闭二”的闸制被废止。万历十六年(1586)黄河一次冲决，草湾河大通。从此，黄河离开淮安城北侧，末口五坝均被废弃，盘坝入淮的历史宣告终结。此时，运船经过通济闸时危险异常。据记载：近年来黄强淮弱，五坝不通，闸座不闭，以至泥沙内侵，伏秋水溜，漕船上闸难若登天，每舟用三四百名纤夫还不能过闸，用力急则断缆沉舟。

同年，潘季驯再次总督河道(管理河道又有了专官)，决定大力整治清江浦运河，开诸闸越河。据记载：至是“于各闸旁开月河一道，避险就平，以便漕挽”；并置小闸口，水涨则分其势，水小则堵塞以归正闸，“其制甚善”。通济闸等清江各闸旁开凿越河并建越闸，促进了清江浦航运的平稳运行。

天启初年，黄、淮不断泛滥，灌入里河。为了保证通济闸航运的畅通，天启四年(1624)复建通济越河小闸，互相启闭。到了崇祯九年(1636)，侍郎周鼎又修高家堰，增筑天妃闸石工。然而，由于运口距淮、黄交会处不过二百余丈，仍不免灌淤运河，阻塞时告。

△万历六年河口图

综上所述，明代惠济闸是大运河漕运的重要枢纽，惠济闸的迁改始终以保漕为首要任务。永乐十三年(1415)平江伯陈瑄开清江浦河并建新庄等闸，淮南运河山阳段从城东盘坝入淮改为从城西新庄闸入淮，再由大清口北上。嘉靖初年(1522)黄河入淮口改为小清口之后，引起了惠济闸航运形势的一系列变化。新庄闸之名到嘉靖年间改称惠济闸、天妃闸，新庄运口亦称天妃运口；惠济闸从初期未设闸官，宣德年间始设闸官，至嘉靖三十二年(1553)南迁至三里沟新运口，称通济闸，并设闸官管理。此后，三里沟新运口的航运十分曲折：从被弃用而启天妃旧运口、闭天妃运口而从通济闸出入、闭通济闸而建他闸等，直至万历七年(1579)潘季驯移建于甘罗城东，俗称新庄闸、天妃闸。同年，潘季驯又移建福兴闸，恢复“启一闭二”旧闸制；尤其是通济闸等四闸各开越河，进一步推广了嘉靖中新庄闸开新河的尝试。此后，清江浦正越河闸配合之制逐渐盛行：万历十年(1582)通济闸成为永济新河(作为大越河)与清江浦正河共同的运口闸，万历十六年(1588)潘季驯复“开诸闸月河”并建小闸口。天启四年又建通济越河小闸，与正闸互相启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