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城乡空间同构取向的后发地区乡村振兴——以内蒙古和林格尔为例

乡村振兴的难点在后发地区。后发地区乡村面临普遍基底性问题，即乡村在城乡生产体系中处于下游地位，特别是现代化建设以来城乡关系等级差异倾向愈发明显，乡村呈现出人口素质普遍不高、生态环境脆弱、产业结构较为单一以及公民意识淡薄等表征。另外，后发地区本身的经济能力并不是很强，虽然部分城市的中心及腹地发展抢眼，但大部分城市郊区及旗县的城镇化水平与东部发达地区存在很大差异和差距，其空间管控、社会治理尚缺乏足够科学性及战略性考虑。后发地区乡村同时面临自身及区域环境后发制约，对于资本扩张、资源消耗、土地利用等城市战略实施缺乏基本预判及应对，其整个乡村系统在双重极差关系中呈现出显著脆弱性。内蒙古和林格尔县2023年入选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名单，其乡村振兴模式及发展路径对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和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在城镇化对乡村人居空间的影响依然十分显著的背景下，从博弈视角进行城乡关系重新建构研究具有后发地区乡村振兴发展研究的普遍性意义，也是本文要研究的关键科学问题；同时以乡村振兴示范县域乡村为实证对象审视如何通过与城市联合进行生产空间和文化基质同构，可初步构建县域乡村实现“去元化发展”可持续振兴的乡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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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发地区乡村振兴困局：后发语境与经验失灵

后发地区乡村极容易被动发生转型，城市话语及思维模式发挥重要推动作用，因此乡村面临发展模式固化、经济结构弹性丢失等自驱力下降等问题，以及“社会自组织结构解体”“传统文化异化”“物质空间空废化”等发展能力问题。后发地区城市的驱动力不足导致基本无产业基础的乡村难以独善其身，加上乡村问题的上下动力不整合，基于后发城市资源的有限性和相关农村的空白性，后发乡村的可持续振兴需要遵循自身发展规律，摆脱“乡村城镇化”和“乡村工业化”的传统线性路径，因此发达地区的乡村振兴策略面临经验失灵。  

本文提出的互动机制以差异化再生产为后发城市和后发乡村的共生环境；后发城市和后发乡村为共生单元；资本及文化等环境因素为共生基质；产业（现代工业/传统农业）、景观（城市/乡村）、符号（都市/乡土）等具体为共生界面（图1）。同时，提出的空间关系同构，除了城乡空间物理形态上的统一，更强调文化基质同构。其中，经济积累是城乡二元化消除的基础，但是合适的经济对于落后地区的农村振兴过程要遵循阶段化，城市资本不可能凭空降落，即使受到政府权力的倾向性引导，也要防止其在乡村空间增值过程中过度垄断化。

▲   图1  |  以差异化生产为共生环境的城乡共生模型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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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林格尔案例：空间关系同构与后发地区乡村振兴关系

2.1 基于互馈关系的模式建构

和林格尔县（简称：和林县）位于呼和浩特市正南部，是呼和浩特所管辖旗县之一。和林县城乡同构建设打破城乡之间人、信息、资源和生产设施等空间障碍，探索出不同于一般落后地区乡村振兴的“和林路径”，促进了乡镇本体的多向度发展，包括分层启动的网状生产空间，城乡交互文化基质的建构和提升农民自主意识。通过有效物理空间营建，和林格尔县与周边城市体系的交错关系提升了和林县域乡村的文化影响力和身份地位。不同层级下的权利分化和相互关联塑造了所有的互馈空间关系的基础，最终形成了和林县-呼和浩特市双层有序及多元整合的经济结构。  

2.2 城乡文化基质同构

和林县-呼和浩特市文化基质是3种空间形式：现代空间、现代-乡土空间、乡土空间，这3种形式在和林县的乡村振兴中以非线性的方式存在于城乡之间。现代空间以空间要素可以直接增值为特征，表现为企业总部大楼、商业建筑等，目前，这种空间存在于城市和乡村；现代-乡土空间以空间具备增值和文化传承两种特性为价值导向，比如学校建筑、文化设施、文旅设施等，广泛存在于城市和周边农村；乡土空间以乡村聚落肌理、农业科技园区、国家示范园为典型代表。  

2.3 公民权实践同构

将村民委员会纳入行政范畴是和林县社会体制和法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的部分，虽然功能还不是很完善，但是已经充分表征县政府在城乡可持续性同构的大胆尝试。和林县主推的理念是吸引金融体系进农村，依托“家庭-乡村”社区，打造土地复合权的城乡同构模式。除去通过政府进行单独的政策引导，和林县还注重土地复合权的社会化推进，比如某个返乡精英通过土地流转政策购买了乡村一块区域的使用权，但是这些私人的地块如果想摆脱被资本奴役的命运，须与乡村本地“农户-社区”生产结构相适应，在此基础上利用乡村-城市联盟的高级智慧和创新氛围充分激发乡土土地复核权的社会化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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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林格尔模式的解释：空间同构及其实现

3.1 乡村柔性纳入城市体系

乡村已经被全新的资本体系编入城市生产的序列，除去精心塑造的城市异质化的乡村物理空间，另一方面要通过城市资本及文化驱动，使乡村拥有更好的管理和运营才能完成乡村空间的持续溢价。和林县依靠呼和浩特这样一个潜在的统一体，通过各种地域特色创造新的乡村个性模式，并且通过呼和浩特乃至“呼-包-鄂-榆”城市圈将城乡之间的生产元素和文化功能进行转换和组合。虽然乡村本身存在着各种生产力或者意识形态落后的制约，和林县的每个乡镇在城市资本的驱动过程中拥有稳定性和适应性。  

3.2 后发地区乡村多层面培力与赋权

后发地区乡村凭借赋权所带来的力量能够更好地掌握生活所需的资源，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实现自己的目标，并从乡村本体、城乡关系、政治制度3个层面实现赋权。赋权的过程分为5个阶段：评估乡村自身资源条件及诊断导致乡村本身无权利的原因；根据第1阶段结果，国家在第2阶段决定使用何种授权策略，采用这些战略的目的不仅在于消除造成乡村无权利的一些外部条件，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赋予乡村权利；城市向乡村提供自我效能信息，从经济、文化、社会、生态、自然等多元层面介入；乡村在此阶段感到被授权，透过县域、省域、国家等不同赋权单元，获取乡村发展所需的各种政策支持和环境条件；从地位差异消除和能力提升视角，乡村实现目标同时表现出优势特征和对区域的引领作用，并实现城乡同构（图2）。

▲   图2  |  后发地区乡村赋权过程的5个阶段

资料来源：笔者自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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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空间同构的内涵认知

文章通过对城乡同构关系解释及空间同构路径阐释，指出城乡空间同构是以一种真正多中心的人类关系制度构建一种去元化的乡村发展意义，城市和乡村同构形式的选择取决于城市在乡村进行的空间生产需求与乡村提供给城市的资源类型。城乡空间同构是乡村多方面增权与城市可持续发展之间的显性同盟关系，这种关系网络本质是一种均衡组织模型，且出于发展需求和资源利用考量，必然要在空间同构组织中建构契约关系。笔者认为城乡同构不是实指建立一个物性的巨型城乡综合体组织，而是城乡正在进行与形成中的城乡融合发展实践，最终形成的城乡空间同构是一种包括直观及非直观空间的社会关系场境。这一解释为复杂变迁情境中乡村系统发展提供了更细微深刻的理论支撑。因此，作为一个新时期系统性概念，后发地区城乡空间同构所包括的内容繁杂、表现多元，包括政治、资本、产业、权利、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下一步研究需增加后发地区乡村与所隶属地区城市化推进、经济网脉络、土地制度演化等的密切关系建构。

本文撰稿：   任凯   阳建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