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影响下东亚古代都城规划研究：以朝鲜、日本与越南三国为例

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黄河、长江、辽河流域等区域在文化交流下形成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曾对东亚地区产生深远影响。该影响过程包含两层涵义，一是其他国家或地区通过后天学习在文化、制度、习俗等方面获得中华文明或受中华文明影响，二是这些国家或地区受影响后与本土文化相融合形成新的文化体系。影响内容包括汉字、儒学、道教、中国佛教、文学、艺术、礼仪、习俗、政治制度等等。  

出于历史、地理、族源等原因，古代朝鲜、日本、越南等东亚国家与中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密切，受中华文明或中国文化影响较大。学者常将这4个国家作为整体进行研究，将这一特殊的文明同源的地理单元称为“汉文化圈”。中国历史上形成的包括营国制度在内的多种都城规划模式作为中华文明的精髓，在不同时期通过各种方式传至汉文化圈其他3个国家，直接或间接影响了其都城规划与建设。3个国家在此过程中也都结合本国特色形成了都城规划模式创新。  

基于都城在外部所处地理环境以及内部空间布局、重要构成要素等方面的特征，本文从选址、空间结构（即空间形态和路网结构）、宫城、街坊、市场、防御设施（即城墙和护城河）6个方面，分析朝鲜、日本、越南3个国家学习中国都城规划模式的具体情况。并以国家间政治外交关系为主，民间经济文化交流为辅，结合规划情况分析各都城规划的影响源。为清晰论述起见，本文界定中华文明在都城规划上影响东亚国家的方式有三——汉人直接建设与管理、直接学习中国、间接学习中国（即通过其他国家学习中国），界定东亚都城结合本土特色对中国模式的适应性改进是规划的创新。论述顺序为3个国家受中华文明影响的起始时间。  

  ▲   图1  |  朝鲜、日本、越南受中国都城规划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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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至隋唐都城规划对朝鲜的影响

朝鲜半岛因地缘关系受中国的文化与技术影响最早。古朝鲜时代，中国与朝鲜已存在文化、经济、技术交流。至汉四郡时代，中国汉朝在朝鲜半岛上设汉四郡并建造和管理城市，直接输出中国的文化与城市建设技术。朝鲜三国时代，朝鲜前三国与中国南北朝及隋唐遣使通交，积极学习汉文化，吸纳中国地方城市与都城的规划建设方式、规划模式，形成具有朝鲜特色的都城规划模式。朝鲜后三国都城存在时间短，既有考古与文献研究较少。之后时代的都城仍受中国风水地理学说影响，但已在多方面突破中国传统，继承与发展朝鲜本土特色。  

▲   图2  |  朝鲜历史分期与都城建设情况

4世纪时，朝鲜进入高句丽、百济、新罗并立的三国时代（313-936年）。朝鲜三国为壮大自身力量，积极与中国南北朝诸朝及隋唐二朝通交，使中国城市规划文化、制度、技术在朝鲜半岛传播、发展。综览朝鲜三国都城规划，主要在都城空间结构和宫城两方面学习中国汉至唐都城；创新主要体现于都城选址、街坊以及防御设施等方面。例如，高句丽开创了平地与山地城市相结合的“双城体制”；三国诸都城均采用了里坊制的空间形式，但在行政管理上则采纳了朝鲜部落联盟时期的管理制度，即五部（或六部）制，等。

▲   图3  |  高句丽都城平面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王绵厚. 高句丽古城研究[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的图4，图5，图7；参考文献李华东. 朝鲜半岛古代建筑文化[M].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的图1-5，图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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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至隋唐都城规划对日本的影响

日本定居文明源起于上古时代的绳文时期，绳纹后期中国和朝鲜移民开始进入日本，带来中国农耕与工具制作技术。古世时代日本派遣唐使及随团留学生、学问僧直接学习中国的文化与技术，不仅效仿唐制建设自己的律令制国家，还直接沿用中国的营国制度和相关都城规划实践。中世时代律令制逐渐瓦解，在武家政权与商业自由化影响下，日本逐渐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都城规划模式。

▲   图4  |  日本历史分期与都城建设情况  

日本古世的飞鸟时期，统一畿内地区的大和国奉行一代（天皇）一迁宫（都）的传统，运用中国或朝鲜“归化人”带来大陆先进的土木建筑技术乃至都城建设传统。古世的飞鸟末期至平安时期，日本遣使直接学习中国唐朝文明，都城规划模式与技术也通过这种方式系统传播到日本，先后兴建藤原京、平城京、长冈京与平安京。日本古世都城规划分别仿效了中国一个或多个都城，且日本对中国的学习主要体现于都城的选址、空间结构、市场与防御设施，创新主要体现于宫城与街坊。例如，古世都城的大内里是唐长安宫城与皇城的结合体。街坊规划上，则变里坊制为条坊制。日本中世时期，在武家政权与商业自由化影响下，日本逐渐发展出具有本土特色的都城规划模式，镰仓是典型代表。

▲   图5  |  日本都城平面

资料来源：改绘自参考文献王海燕. 古代日本的都城空间与礼仪[M].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的图9，图10，图13，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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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汉至清都城规划对越南的影响

在长达千余年的越南郡县时期（公元前214-公元975年）中，越南北部一直处于中国王朝的统治下，全面接受了中国的社会制度、文化、生产技术，其中也包括城市建设技术。越南独立后的自主时期一直与中国王朝保持藩属与宗主的关系，政府间、民间均交流密切，直接学习中国都城规划经验并结合实际加以应用。自主时期末，越南逐渐沦为法国殖民地，形成了带有中法文化混杂特征的独特规划模式。  

  ▲     图6    |    越南历史分期与都城建设情况

越南自主时期（968-1884年）北越建立了数个独立的君主制封建王国。自主时期越南为中国藩属，与宋、元、明、清历朝通交，学习中国中央集权制度，官方与民间各类交流密切。都城规划的技术与经验是中越之间明确的交流内容，表明越南的都城规划直接学习了中国。例如，陈朝使臣邓汝霖曾至元大都，私下摹画宫苑图及购买地图，以便建城时借鉴。属明时期，越南建筑家阮安甚至被明成祖委任，负责明北京总体规划。阮朝时期越南曾多次遣使向嘉庆帝求封，并学习北京城规划经验。自主时期末越南逐渐沦为法国殖民地，越南都城在中国传统中融入了法国元素，最终形成既具有中法文化混杂特征，又具有越南本土特色的规划模式。独立后越南先后建有华闾城、升龙城、西阶城（又称西斋、西都）与顺化城。越南都城对中国都城规划的学习体现于选址、空间结构、宫城与皇城、街坊、市场等各方面，创新主要体现于防御设施方面。

▲   图7  |  升龙城与顺化城平面

资料来源：参考文献布野修司. 亚洲城市建筑史[M]. 胡惠琴，沈瑶，译.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9的图5-35，图5-36，图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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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中华文明影响下，朝鲜、日本、越南对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学习与创新既有相似性也有差异性。  

首先，3个国家都受到中国文化与技术的显著影响，经历了引入中国建筑技术、直接向中国学习都城规划模式以及形成本土模式3个阶段。但各国受影响的起止时间、方式有所差异。  

其次，3国古代都城在选址、空间结构（空间形态与路网结构）、宫城、街坊、市场以及防御设施（城墙与护城河）等方面都体现出中国影响。但各国仿效的中国都城不同，学习与创新的内容亦有所差异。朝鲜主要学习中国秦汉至隋唐都城，其创新多体现于选址与防御设施。由于地理位置、自然条件以及防御需求，朝鲜都城大多选址于临近河流的丘陵地带，仅筑一层城墙，以山城为都或山城拱卫平地都城，以自然河流为护城河，开创了山城与平地城相结合的都城规划模式。日本主要学习中国南北朝至隋唐都城，其创新尤其体现于街坊——在学习中国里坊制的基础上创新条坊制，改进条坊的命名方法与划分方式，使条坊的划分更平均、精细。越南主要学习中国秦汉至清都城，其创新尤其体现于防御设施。其中顺化城引入法国沃邦军事城塞理论与技术，极大地提高了都城防御能力，使都城规划体现出中法混杂特征。  

第三，东亚国家在历代都城规划中延续或遵循了共同的理念，诸如天人合一和王权至上、强调空间秩序体现的礼制以及重视对自然地理与环境的适应等。这与东亚国家在受中华文明影响过程中对中国政治制度、文化等中华文明的学习与吸纳密切相关。但东亚各国的都城规划各具特色，体现出这些国家结合本国自然条件与社会情况对中国都城规划模式的灵活运用。中华文明影响下，东亚古代都城规划是学习与创新并举、共性与差异共存的。

▲   图8  |  中华文明影响下东亚古代都城的规划演变

本文撰稿： 曹康  林惠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