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昕：适配新发展的空间生产与治理

各位嘉宾都是非常严谨的学者，我今天应该算是一个规划设计企业的代表，讲一个并不很严谨的话题：石楠秘书长刚要求我们要为治理现代化搞好城市规划，我站在一个规划师的视角，觉得 我们要想做好规划，我们也需要管理、治理方面能够给予规划更多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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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技术改变空间生产和治理

最近有很多新词，如“新发展理念”、“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等等，反映出我们当前正处在一个快速变化的时期，大家一直称之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反映在国际上，国家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体量、发展质量发生了一些变化；反映在国内，可能是在转型过程当中，我们发展的动力、发展的机制也在不断地调整和适应这些外部和内部的变化。这些变化的基础，或者说更深层的原因，都 离不开科技进步对生产力的推动以及新技术对社会治理的变革。

人居环境是一个开放的复杂巨系统，人居科学一直倡导“复杂问题有限求解”。如果把城市这样一个复杂的巨系统简单地概括一下，我个人一直认为可以归结为三个词： 生态、人文和科技。 今天先不谈“生态”，只讲讲科技和人文。

人文在城市发展和演进的历史当中，更多的是承载着传承的稳定基因，有很强的惰性。而科技则活跃得多，更多的是负责突变和创新。这两者的关系就像中关村大街上矗立的那座DNA模型雕塑，始终纠缠在一起，组成了我们城市发展DNA的双螺旋。

我们一直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是社会经济发展持续的根本动力，借用牛顿的力学分析图，我把它们理解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合力就是我们社会发展的综合动力。生产力的一侧是市场和资本主导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一侧则是政府和社会主导，是人文特征的总体呈现。虽然为了克服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可能会有一个小的力矩偏转，但整体来看社会发展的方向无非是这两个力之间的大小变化所带来的。

回顾历史，城市的形态和科技进步所推动的生产力水平的跃升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从古至今，从第一次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到现在所说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技术的变革和进步都给城市的形态和功能带来了重大的变化。从传统的聚居点到出现城镇、城市，开始有城市群，形成世界城市网络格局，现在我们在智慧城市等方面也做了不少新的探索。

可以预见，随着人工智能的出现和广泛应用，在接下来的这一段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里，城市的形态和格局可能会有一些颠覆性的变化。其实我们已经能够感到新技术革命对社会治理所带来的一些冲击了，比如芯片、智能手机、互联网、自媒体软件、模型算法，虽然简单看都是传统的要素，但是这些要素的新组合，不仅创造了新的商业模式，也影响了社会治理模式和工具的深刻变革，它让更多的人能够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并得到更广泛的传播。社会治理的逻辑已经不再仅基于原来少数的社会精英或者意见领袖的引导。

我们看到，无论在生产力要素还是生产关系要素方面，这些年中国社会都发生了非常深刻的变化。生产力一端，劳动力的数量、结构和分布都随着城镇化、老龄化、教育水平发展而变化；劳动工具逐渐自动化、智能化，以及以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为代表的办公系统的小型化和移动化；劳动对象不再局限于自然资源，一产现在占比已经很少，一些新的劳动对象开始出现，包括数据资产，甚至我们人类，不仅仅作为劳动力，也变成被服务的对象，成为劳动对象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生产关系一端，无论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还是劳动者相互关系，以及生产资料的分配方式，都变得更为广泛多元。比如网约车，这辆车算是私人消费品还是生产资料？包括从市场上获取的信息，也不再简简单单地被某个企业或者某几个人所垄断，大家有更广泛的获取方式。劳动技能的取得、产品分配方式和参与分配的要素也更加广泛和多元。

我们将这些要素都可以标注在下面的图上， 从城乡规划领域看，在生产力一侧，所有的生产力要素都落到城乡空间里，在生产关系一侧的象限里面则承载着所有空间治理的内容。 城乡规划与空间生产最终是为人服务的。刚才说到劳动力和劳动工具的变化，2023年中国工业机器人布设量占全球比重超过了50%，未来与人工智能结合的工业机器人到底算劳动力还是劳动工具？我个人还真不好说。它目前已经替代了一部分劳动力，但是如果更多的劳动力都被替代的话，人到底该干什么？前一段时间Sora出来，有段子说本来想的是Sora应该去买菜做饭，人类就可以作诗画画，结果Sora开始作诗画画了，我们人类还能干什么？

在今天，生产力、社会发展动力演变成了“新质生产力”、“社会发展新动能”，科技进步的累积已经逐渐从量到质，显现出颠覆式创新的苗头。但是这些颠覆式创新的爆发，一定需要对应有新质生产关系（正式的名词是新型生产关系）的适配，才能解放对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束缚，用新质的治理来支持新质的空间生产，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空间需求。

昨天我出差，看到路边的两幢大楼，一幢写着“生产力促进中心”，旁边是“人口国际教育培训中心”，引发了一个思考：到底有哪些因素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我理解， 对于新质空间，不是说要创造一种全新的空间形态，而是以全新的组合形式去组合传统的空间要素，承载新质生产力各要素，满足它们发展的要求。 为什么需要新质生产关系的适配？因为现有的跟多技术标准、制度规范不支持这些生产力要素的新组合模式的形成。要从治理端明确新质生产力与新型生产关系之间的底层逻辑，推动治理范式的更新，甚至需要一些颠覆性的变革。

去年住建部的倪虹部长在中国电动汽车百人论坛上做了“如何学习借鉴汽车产业，为人民群众建好房子”的报告，提到了房地产业应该借鉴汽车产业的技术和服务，实现房子的柔性制造和个性化定制，统筹智能家居产品，把汽车4S的管理模式和技术手段引入到物业管理上面去，把汽车的保险体系引入到住房财产保险的体系里面，来实现一种全新的“好房子”。这个美好的设想就是以新技术进步为基础，综合提升管理和服务水平，创造新质的空间案例。

02

住宅 “轻资产”化的一种新可能

我们可以再往前想一步，我们的“好房子”到底是怎么来的？人类为了生命安全和遮风避雨，从狩猎的居无定所到洞穴和简陋的聚居点；在农业社会，人类居所进一步被固化在耕地的周边；进入到工业社会又被资本所挟持，逐渐形成了今天这样密集的居住形态，虽然社会的流动性正在加大，但人们的生活还是被束缚在这个固定资产上。这是否就是我们人类终极的住房形态和生活方式呢？或者说，可持续发展的逻辑是不是沿着既有的路径继续往下走？

再回过头来看一眼，其实住宅并不都是固定不变的。渔民们的水上人家就没有固化在土地上；逐水草而居的牧民，方便移动的蒙古包和帐篷可能更适合他们的生活。前些天路过路边看见一个大巴车司机，车底下的行李箱里面有被褥、锅碗瓢盆、柴米油盐，这就是他的一个随他走天涯的小居所。这就给了我一个启发：我们的住宅，或者说“好房子”在新的发展时期里，是不是还可以有新的定义和新的想法？住房是否可以回归“用”的用途，可移动化、轻资产化呢？

我们是不是可以重新定义“住宅”？我们每一个人，这一生能辛苦挣来的钱，几乎都被解决住的问题所占用，我们所有的资本和积蓄都沉淀到这个固定资产上去。所以现在年轻人面临很大的问题，被房贷的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也没有什么其他的发展的念想，就是挣钱然后还房贷。所以我们在想，为什么住宅一定是固定的资产、重资产，为什么不能轻量化和移动化？ 住宅其实是为人服务的，我们应该更多地考虑家庭、社会、消费、创新和持续等等一些社会发展的新需求。 因此我们提出一个理念：能不能把住宅变成一个轻资产，从不动产变成一个动产？

联想到汽车，房车如果拿掉了轱辘，拿掉了它的动力系统，把车的概念去掉，是不是它就是一个房吗？造这样一个房子，目前从造车企业的建造成本上来讲，一套房子可能几十万就可以了。此外就是类似立体车库一样的有着标准的水电接口的停放空间的租金，以及4S的物业服务和财产保险费用等。我们可以极大地减少用于固定资产的投入，转而催生更丰富的消费方式来促进生育、消费、创新等，产生可持续的发展动力。

如果这个设想可以落地，这个立体的框架到底算是立体停车设施，归交通部门管？还是算可以灵活移动和重新组合的住宅以及多种工作与消费场景空间的混合体，归住建部门管？我们现在的治理方式、治理手段是否能够跟得上这种新时代的变化和要求？怎么来定义好房子？怎么来重新思考土地利用？怎么做好延伸一系列后续的服务保障，围绕这个轻资产真正让金融赋能人的发展，而不是跟房产做绑定？可能后续在技术、规范、空间生产和治理变革上都需要一系列适配生产力发展要求的变革和创新。

这是纽约最近建成的一栋新房子，业主把邻居的空中发展权买下来了，所以就长成了这个样子。我最近一直在说，我们的城市管理是不是还要停留在原来传统的基于土地利用的二维平面的管理？能不能真正地适配我们生产力的发展和智慧城市的技术进化，能够进入到三维的空间管理与赋能阶段？如果不能的话，这样的建筑在我们的规划里面根本不可能实现。

我谈的东西可能并不那么学术，小心求证是学者们的事情，我们做产业的就负责大胆设想，因为万一它实现了呢？所以我抛出这么一个题目，核心的观点就是： 要深化改革，要积极主动地调整生产关系端，提升治理能力与治理水平，适配这些年飞速发展的技术进步和技术革新，才能让我们引领新时代，有更好的、可持续的未来。

本文来源：城中百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