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昕：以新质城乡空间支撑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整体语境下，从城乡规划与建设的视角看，您认为哪些是新质生产力，如何理解新质生产力？

袁昕： 大家都熟悉马克思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论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决定了社会发展的总趋势。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互作用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根本动力。

如果画一张图，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作为两个方向不同的力，竖轴代表生产力，横轴代表生产关系，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作用形成的合力可以理解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人类社会沿着社会发展动力这条线的方向不断向前发展。 生产力的三要素，包括劳动力、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生产关系的三要素包括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劳动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分配机制。当生产力的作用力更大时，社会发展方向偏重市场性主导；当生产关系的作用力更大时，偏重于政府在主导。在社会不同发展阶段，因为两个分力大小不同造成它们的合力方向略有不同，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目标与整体方向的偏差，可以理解为克服此阶段社会主要矛盾而付出的额外努力。

说到新质生产力，本质上还是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问题，是需要进一步探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各类要素以及在两者的相互作用过程中，出现了哪些新内容或新特征。

图片源自受访者报告

首先，我们来看中国劳动力近年的变化趋势。回顾2011年到2021年这十年间，中国的城镇化率在2011年达到50%，此后城镇化的速度逐步放缓，我们的人口出生率开始进入负增长，人口总量进入下行区间，区域人口分布增减逐步分化；同时在这个时期，中国开始迈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平均受教育水平快速提升，人口结构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当这些变化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就会有一些转折性的指标出现，产生新的空间需求，作为规划师一定要关注劳动力的变化趋势。

其次，劳动工具的创新和改进是推动社会发展和经济周期转换的主要因素。自工业革命开始，劳动工具经历了不断创新，从纺织机械、蒸汽机到燃气轮机，科技进步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不断改变社会生产生活方式，也改变了我们城市的功能和空间结构。比如，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的工厂都是小作坊，这些小作坊一般靠近河边，靠水动力进行作业；有了蒸汽机之后，工厂开始贴近城市，与城市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生产方式的变化直接改变了城市空间；又比如，汽车出现之后，美国的城市开始向郊区快速蔓延，变成了美国城市的空间形态。这些都跟工具的演变对生产生活的影响直接相关。

最后一点是劳动对象的变化。在农业文明时代，我们最主要的生产要素是土地和劳动力；到了工业时代，生产要素除了土地和劳动力，还有石油、矿产这些最基本的原材料和资本、技术等；随着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特别是大数据、人工智能、互联网和物联网、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涌现，数据目前已经成为一种新的重要资产，并且成为数字经济时代的核心生产要素。

再看生产关系，信息技术进步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与空间的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的办公模式趋向“移动化、小型化”，大家带一个笔记本，远程办公和出差都不影响正常工作，这些都较以往的模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同时，我们的市场信息通过互联网的方式来传递，参与分配的要素也不仅仅只是劳动和资本，知识产权、数据等各类资源都参与其中。所有这些改变都是在最近若干年里发生的，都体现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相互适应的过程。

所以，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要素的变化过程中，要识别哪些要素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哪些是先进的生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并不是从今天起要去创造一种全新的生产力，而是生产力的要素已经随着科技进步发生了一些本质变化，出现了一些“新特征和新内容”。这些新要素的组合发展将极大地推动生产力的提升，我们的生产关系需要积极适配这些新质生产力，对于空间规划而言也必须积极调试，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创造适配的空间载体和空间治理模式创新。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城乡空间？面对新的空间生产要素，我们如何为社会提供高品质的城乡空间？

袁昕： 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如何落实到城市空间上，我们首先要了解空间规划的价值。

空间是一个容器，需要把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互作用下的全部活动装进去。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越来越多的人进入城市生活，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这些人的空间需求有哪些重大变化？以往，我们对人需求的关注是将人作为一个整体；进入到新发展阶段，我们要关注每一类人、甚至每一个人、每一个企业的个性化需求。作为规划师，我们一方面负责提供空间生产，另一方面要关注政策的研究与制定。

图片源自受访者报告

在工业革命之前，英国的家庭作坊几乎都是“前店后厂”，工业革命带来的劳动工具变化提升了生产效能，也改变了职住的关系，大机器生产引发了环境和社会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出台《公共卫生法案》推动了现在的城市功能分区，对工业、居住、休憩等城市功能进行划分，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居住环境。时代发展到今天，随着各种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新服务的出现，城市中的产业结构、空间结构都在悄然变化，以往严格分区的居住与生产之间的空间关系也已经不能适应技术创新的需求。 这时候的空间生产与新质生产力推动下的生产要素需求变化和生产关系调适有关，需要我们在空间上有新的供给。

所有的生产力要素都需要空间的落位，规划作为空间的生产者如何支撑生产力的发展需求，作为公共政策的参与者如何助力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适配？规划和管理的作用不仅是对资源保护的行为约束，更要赋能社会进步和发展。从空间看，可能并不会涌现出各种新的空间要素，面对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需要，空间规划更多地将是创新空间要素的组合模式，提高空间效能，聚集创新人群，激发创新活力，培育创新产业，提供创新应用场景等等。

如果对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与之相对应的空间生产，我们可以称为“新质城市空间”，其应当适应高品质的现代化生活。 发展新质生产力和创造新质空间两者也是相互促进的。例如以往为了抑制人类活动对自然的破坏，我们只能划定保护范围，禁止各种建设行为，而在新质生产力的支持下，我们可以将人类活动对环境造成的影响降至最低水平，在保证自然与生态可持续的前提下允许一定的人类活动，从而创造出更加宜人的空间要素组合，满足社会需求，促进经济发展。

在一些农村地区，随着农业现代化技术的发展以及农民增收渠道的多元化，农文旅、农家乐等新经济场景的出现，农业生产方式的进步疏远了农村与农田紧密的空间关系，旅游业的发展拉近了村庄与自然之间的联系需求，分布式能源和污水处理设施的普及也为农村发展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这种情况下农民的宅基地的位置是否可以有调整的可能，有利于农业机械化的操作和新的经济活力的培育？

又例如，现代的年轻人已经习惯网络化的“宅家生活”；对于一些初创型的创新企业，他们不需要进入远离城市中心的产业园区，而是更希望在城市中心地区的小型低成本空间，同时还能兼容小型的技术试验功能；还有无人驾驶技术的发展即将带来的城市功能的组合关系以及对道路交通设施的新需求等等。所以，空间生产与新质生产力之间一定是相互促进、相互适应、相互推动的关系。 新质空间不是一种全新的空间形态，而是各种空间要素的新的组合方式，支持新的发展理念和各种新的经济场景。通过新质空间生产优化生产力各种要素的布局，协调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从而产生新场景和新服务，激发城乡经济活力，实现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推动社会高质量发展。

面对上述目标，对城乡规划者而言，将经历怎样的变革和提升？作为高校型企业智库，同衡在这个过程中将发挥怎样的作用？

袁昕： 首先，规划师要寻找和遵循空间与发展新质生产力之间的客观规律，不能就空间论空间，要考虑空间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意义。 在新技术的支撑下，我们应该从基于土地的二维思维转到基于空间的三维的、系统性、互联性的空间规划思维，要把空间生产和空间使用结合起来，重新构建面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规划底层逻辑。

我们完成一张规划蓝图之后，不仅要计算建设量的多少、测算投资规模，还应该有能力计算这个区域未来可以增加多少就业和税收，减少多少碳排放，居民的健康情况是否能得到改善……这才是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的目标。如果不能支撑新的经济场景，没有新的经济活力进入，空间规划的价值就大打折扣了。底层逻辑捋顺了，规划师就知道未来的努力方向。

其次，我们的空间治理也需要与新质生产力、空间场景的新需求相适应，这也是生产关系适配工作的一部分。业界需要达成一种共识，如何通过空间生产更好支撑或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我们空间治理的政策逻辑应该是服务于这样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行业标准、指南、规范等的制定，就要把空间治理与新质生产力、生产关系组合起来，建构空间与新制造、新业态、新服务发展的时空关系，通过把所有的要素全部打通进行研究和制定，推动新质生产关系的形成。 空间治理可以从“亩”进化到“立方米”吗？城市中空间规划的标的可以不再是土地利用，而是三维空间和它里面的应用场景和行为，是生产关系适配生产力的空间底座，是空间呈现的全部价值。

对于同衡而言，我们要认识到构建规划底层逻辑的重要性，努力提升和拓展我们从服务空间规划到服务社会发展的技术能力。坚持做高校企业型智库，我们要有更宏观的视角，一点点去探索和尝试，往前做一点预判和专业能力建设，跟上时代的发展步伐。如果我们能取得一点具有可推广价值的示范性成果，我觉得会非常有意义。

本文来源：清华同衡规划播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