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中的天津运河漕运

编辑  |  张宁

清代天津，漕运与盐业被誉为天津经济发展的两个轮子，特别是漕运，通过大运河，促进了南北经济贸易的发展、带动区域性商业贸易的繁荣。为此，天津又被称为大运河载来的城市。

明清时代，南运河是每年由江南运送贡粮于皇家的河道，故有御河之称。北运河古称潞水，又有外漕河之称。三岔口是南北运河交汇点，每届春秋两季，这里汇聚成千上万的漕船，古人有诗“晓日三汊口，连樯集万艘”，讴歌了运河漕运的繁忙景象。

天津文献对运河漕运记载十分详细，1943年10月，天津信诚银行职员董继瑚编著《清代漕运之研究》一书，介绍清代漕运的来龙去脉。书中谈到漕粮征收区域，以毗邻江河流域，可依靠水路运输抵达京通（北京、通州）为限，计有江苏、浙江、安徽、山东、江西、河南、湖北、湖南等8省，其中江苏、浙江、安徽、山东的粮食，通过南北运河直达通州。江西、湖南、湖北的粮食经长江，再转经运河。而河南粮食是经黄河转运河。各省进贡的粮食品种不一样，江苏输出粳米、糯米；安徽输出粳米、稄米；浙江输出粳米、籼米；江西、湖南输出稄米；山东、河南输出粟米（小米）、麦子、豆类等。

担任漕粮运输的不是普通的船民，而是有组织的漕帮。天津宁河县人郑长庚写了一部《通漕金鉴》，于1935年出版，介绍了漕帮的组织结构、漕船的形制、数量以及漕运文化。

据《通漕金鉴》介绍：清代漕帮128.5个帮，漕船9999.5支船，到8个省调兑粮食。其中江苏21帮，派船1638只；浙江21帮、派船1538只。江广19帮，派船1492只；湖南18帮，派船1386只；安徽16帮，派船1258只；松江府9帮，派船688只；河南9帮，派船702只。桐船麻包帮各2帮，派船300只；山东10.5帮，派船800.5只、直隶一帮，派船187只。

漕帮的船形制不同，头船长12丈8尺；尾船长九丈五尺，普通漕船七丈五尺。每船用木板365块，用钉7772根。

每年春天，各漕帮用船将粮米装齐，每帮大约50只船，由帮头代领，船的桅杆上高挑大旗，上书“天庾正供”（国家的仓廪）四个大字，浩浩荡荡奔向北京。漕帮的船通常挂一幅对联，“粮船不离漕河内，弯弯曲曲到天津”，说明天津是南北漕运的一大节点。

天津有查验漕船的钞关即天津人俗称的北大关，主要负责监放漕船，收取钱粮，是漕船入京的重要关口。据《通漕金鉴》介绍，通漕开运，山东为打头帮，在临清装粮，于德州汇集。农历三月初六日打锣，五月初六顶到天津北大关查验。早年天津钞关公署在老城户部街前，收税的官厅在南运河北岸，俗称北大关。

光绪二十五年成书的《重修天津府志》卷二十九，设有漕运专章。书中记载钞关最初设在河西务，康熙四年移到天津，设关务户部进行管理。康熙五十五年，改由直隶总督直接管理。雍正十二年，又改归长芦盐运使管理。

在天津负责漕运的官府，除了钞关外，还设河道总督，管辖直隶、山东、河南、江南、浙江等处河务。河道总督最初驻节济宁。雍正九年，设直隶正副总河，改驻天津。乾隆裁撤，归直隶总督管辖。此外还有巡漕御史，康熙年间设4名巡漕御史，其中一员驻天津，巡察天津至山东交界为止；一员驻通州，巡察通州至天津为止；每年，驻天津的巡漕御史，等到漕船全部通过天津关后回北京。驻通州的御史，等到各省漕粮交齐后回北京。后来，驻通州巡漕御史常驻杨村，管理分运漕粮的驳船。清代直隶省还设天津道与通永道，兼管漕务。

天津北大关

南方来的漕船较大，再加上载重量大，入北运河逆水而行，非常困难。康熙三十四年，由于运河水浅，南方漕船来迟。为此，将晚到天津北大关的700余只船，截留十万石粮食，在天津换载百石左右的红驳船，分批转运至京城或通州。顺治初，在天津至通州间设红驳船600只。康熙五十年，改临时雇佣民船漕运，船民自带驳船至天津北大关应召，共准备驳船1200只，其中天津县经管360只。嘉庆年间，达到1500只，除100只运铜船外，天津县经管驳船600只。每10只船设小船头一人、每百只设大船头一人。这些船由江西、湖南、广东等地所造，解送天津，交到各州县使用10年。

由于河南粮道，没有出运粮食的卫所船只，全由直隶、山东，江南三省船只就近协助运输。清代卫所是军民合一的体制，雍正四年，额定拨发协运船450只，其中通州、天津二所共船37只。天津所原额自备船19只，后减船2只，实际运船有17只。天津所设帮轮运千总二员，运船17只，屯丁170名。

通常江南漕船一过山东济宁，也就是到直隶境内前，将漕帮数、漕船数、运粮数报到直隶省。由天津钞关备好红拨船守候，至杨村以北开始起拨。按规定江南漕船需用驳船一般通知仓场总督衙门，但是驳船船户实际由天津钞关统管。每年河冰未解冻，大关的部差催提驳船（如雨），以至驳船船户急忙赶到天津（往返千里匍匐赴津），汇齐后，过堂查点。由于船户应差有费用、守候有费用、叫苦连天。为此，康熙朝臣赵之符专奏《拨船困民疏》，为驳船船户诉苦。

漕船过津，不仅带来漕粮，还带来南方的土特产。如天津的皮糖就是由漕船带来的。1936天津《益世报》记载。旧时，天津城东南斜街有一家姓赵的，一家老小七口人，开设一家烟馆，专门招待南来的运粮商人。一天，自福建来了一批粮船，一条船的船主到烟馆抽烟。抽完烟后，感到没有点新鲜东西吃吃，未免乏兴。于是将福建盛行的皮糖做法，传授给赵某。还答应再来天津时，顺便从福建带一船糖给他。福建人没有食言，在第二年送粮时，真就给他带来一船糖。赵某趁着不花本钱的原料，就干了起来。没成想，成了名震一时的天津皮糖。

除了皮糖，南方商人随着漕船带来了大量商品，到天津经营，带动了竹竿巷、针市街、估衣街的商业繁荣。这些商人在天津兴建了如闽粤会馆、浙江会馆、江苏会馆等等。

浙江会馆位于在户部街北浙江乡祠旁。浙江乡祠原为镇仓关帝庙遗址。说到镇仓关帝庙，历史较早。明永乐十三年（1415）停止海运，漕粮改走大运河，朝廷（诏）令天津卫建仓廒，以存贮粮食，供应天津三卫官兵。三仓位于东门内天津道衙门西，即天津卫大运仓，天津左卫大盈仓，天津右卫广备仓，朝廷设户部分司管理三仓。分司衙门在三仓北面，门前称户部街，衙门东建镇仓关王庙一座。

据《重修天津府志》记载，康熙七年，浙江绍兴人高启泰寄居天津，捐资将镇仓关王庙改为浙绍乡祠。光绪十年冬，天津道胡燏棻、天津知府汪守正、长芦盐运使严信厚都是浙江人，因为在津的浙江商人较多，准备修建浙江会馆，于是开始寻找地点。光绪十二年春天，严信厚发现了浙绍乡祠年久失修，已经变成一座寺庙。于是严信厚与汪守正号召浙江人捐钱兴建会馆。其中天津道胡燏棻带头捐款，响应者争先恐后，尤其是浙江漕帮每石捐一分（后改每石六厘）捐款最多。于是推举浙江人王宗堂负责修会馆事宜。由于乡祠破旧，便在乡祠西面筑馆，会馆与乡祠相通，并立两个大门，东为浙江乡祠，西为浙江会馆，门额牌匾虽分，但天津人仍通称乡祠。乡祠有前厅，有祭祀乡贤的庙堂，有供商人开会的大厅，有乡人聚餐的餐厅，还设有戏楼。乡祠后面空地建有花园，并修亭台楼阁。会馆经8个多月修成。后来浙江漕帮，又捐款在紫竹林先农坛海河岸购买民地，建商船公所。

乡祠还流传一段故事。旧时，乡祠后楼墙壁上，书有“进度修业”四个大字。上款署乾隆十一年，下款署晋安胡御玑书。当时天津人不知晋安为福建古地名，因下款书胡，遂以是狐仙所书，疑团一直未解。清代法部右侍郎沈家本为浙江湖州人，光绪年任天津知府时，来到浙江乡祠，被几个大字所吸引，于是用影法钩刻于木板之上，由于不知晋安胡御玑，故在跋语中称作狐仙所书。

后来胡御玑被天津绛雪斋书局老板甘厚慈考证出来了。甘厚慈是福建人，以刻印《官商快览》和《天津指南》而闻名。他发现天津针市街闽粤会馆中的“敬义堂”匾额之下款，也署晋安胡御玑，得知其为福建大书法家。经考证，乾隆十一年，胡御玑被闽浙总督推荐，到北京参加廷试。考试后准备赏官，但许改名字，不许用御字。胡御玑十分不高兴，于是托故离开北京。归途路过天津，住在户部街浙江乡祠，于是写了“进德修业”四个大字。由于甘厚慈提供的证据坐实，后来将沈家本的跋语删去。

说完乡祠，还要说说天津的大王庙。大家知道东门外天后宫祭祀的是海神娘娘林默。而南运河北还有一座河神庙，叫大王庙，祭祀金龙四大王。

相传南方漕帮一般农历三月开船，约在端午节前后，来到黄河。

那时黄河水浅，不能行船，要等候龙王发水，大约经历一段时间，运粮的漕船集齐。龙王必来显灵，黄河居然涨水，粮船方可成行。据说漕船一路上有许多河神大王保护。

天津南运河畔大王庙，建于在1746至1751之间（遗址今南运河北路的曾公祠西侧），庙内供奉的主神是金龙四大王。金龙大王为宋朝浙江绍兴人谢绪，是晋朝太傅谢安的后裔，南宋谢太后的亲戚，在家排行第四，还有三个哥哥谢纪、谢纲、谢统。谢绪听闻元兵攻入临安，愤而投苕（tiáo）溪中自尽，死后水高数丈。到了明朝，大将傅友德与元将蛮子海牙在吕梁洪大战，谢绪突然显灵，黄河水望北倒流，掀动波涛淹杀元军的战船。后来朱元璋梦见谢绪，封其为黄河神。

天津大王庙为江浙漕帮所建，也是漕帮的议事场所，规模很大，庙门朝向南运河，有牌坊、大殿、偏殿和钟鼓楼等，每年春秋两季漕船来津，都携带着金龙四大天王的牌位，到大王庙内举行供奉仪式。

直隶总督王文韶也是浙江人，十分关注漕运。他于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一直驻节天津。他在日记中有不少大王庙上香的记载。

1895年9月4日（光绪二十一年七月十六）日记中称：“河神化身显应，黄工旧有此说，漕船过津历年亦往往有之。昨据江北第二起漕船送到当党将军化身供奉大王庙，今早循例前往行礼，敬瞻神像，驯顺不惊。”这段文字，记录江北的漕帮送来党将军化身到大王庙供奉，清人采蘅子在《虫呜漫录》讲了党将军的故事：乾隆年间，黄河于徐州至淮安一段决口，河道总督想尽办法也无法让断堤合龙。他忽然发现治河兵卒中有个叫“党德柱”的人，不禁大喜，认为为名可以坐实，便把党姓兵卒叫来，让他穿上提督的官服，告诉他河工难成，想借他来挡水。老党慨然应诺，便喝得酩酊大醉，奔向大堤，随即填下秫秸、石块，果然决口合龙了。于是官府为老党立庙于堤上，称党将军庙，香火累世不绝。

《日记》还记载，1896年4月26日(光绪二十二年三月十四日)天津栗大王到津，供奉大王庙。第二天，王文韶专程去大王庙行礼，瞻仰栗大王法身，只见“长约尺许，细如笔杆，通身栗色，目光炯炯，昂首相向，具有神异”。有人说额上有红顶，由于王文韶眼力不好并未辨别清楚。这位栗大王叫栗毓美，道光年间担任河东河道总督的，因治理河水而殉职。《日记》中还记载给朱大王、张大王上香，朱大王为朱之锡，清代首届进士，兵备尚书，总督河道，因治河而加封太子太保。张大王为山东巡抚的张曜，因治理黄河有功，封为“黄河大王”。

由于直隶总督兼任河道总督，每有漕帮供奉河神大王，按直隶总督第二天亲自到大王庙上香，成为一种惯例。

以上这些内容，都是在阅读文献中发现的。虽然较为琐碎，但内容鲜为人知。仔细品读，也是大运河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