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国：垃圾分类的科学管理与系统优化

近年来固体废物产生量在不断地增长，特性越来越复杂。从过去可自然循环的碳基，到与自然兼容的硅基，再到目前更多的人工合成基，要实现废物资源化需要更高的能耗物耗，碳足迹迅速升高。

大量的固体废物给环境质量的改善、双碳目标实现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固体废物如果没有得到妥善管理，污染物大部分又将回到环境当中，影响到大气、水资源和土壤的污染治理。

固体废物的资源化和能源化利用支撑起了循环经济的发展，从源头上避免原生资源消耗和能源消耗带来的排放。在这个过程当中，固体废物是跨介质污染控制和跨系统的资源循环枢纽。

我国主要的任务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在此当中有四项主要的工作：

① 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

② 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

③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④ 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

这四项工作都与垃圾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垃圾分类就成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标志和要求。

“十四五” 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

垃圾分类问题与绿色生活、绿色消费、绿色生产密切相关，是社会层面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重要切入口！

《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

从整个碳排放结构当中，甲烷、氧化亚氮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来自废物领域。从发达国家在减碳当中的经验中得知，废物领域尽管在碳排放当中占比不大，但是在减排当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1990-2007 年，欧盟15 国的温室气体减排总量下降了4.3%，主要源于生活垃圾领域甲烷排放持续减少。固废领域仅占2007年总排放量的2.76%，但其减排总量占减排总量的29.7%。

这给我国带来了启发，从废物领域挖掘碳减排的潜力，是相对来讲投入产出比最为显著，减污和降碳协同的效益最为突出的。

我国的垃圾处理从上世纪改善环境卫生为主要的目标，进入本世纪以来以改善环境质量为主要的目标，推行垃圾分类以来就进入到了环境安全的保障和气候变化应对的新阶段。到2022年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达到99.9%，也就是99.9%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达到了及格线。

从垃圾处理系统结构来讲，从过去填埋一家独大，到焚烧异军突起，再到现在焚烧为主，生化处理为辅，填埋兜底多元并举的格局。2022年我国生活垃圾焚烧占比到了72.5%，焚烧发电产能已经占到了世界的60%，生活垃圾处理领域在2019年已经实现了碳达峰。

在这种情况下，垃圾处理必然要进入到质变的阶段，垃圾分类、无废城市成为必然的要求，对策措施要向前端转移，清洁生产、循环经济成为必然的选择。

垃圾分类的作用是什么？是以它为统领，实现垃圾处理的转型升级。

垃圾分类是完整的链条，投放、收集、运输、处理环环相扣。它是循序渐进的动态过程，后端处理措施的问题大体上得到了解决，现在矛盾转移到前端，垃圾分类参与率不高，投放准确性较差，这需要通过制度来实现过渡。

四分类是既定的方针，但是它也有不同的功能定位：

①可回收物、有害垃圾是需要强制分出来的；

②最有干扰的厨余垃圾，要倡导大家把它分出来；

③其他垃圾必须要有高度的容错，降低分类难度和综合社会成本。

这个高度容错机制的设计，是我国当前推进垃圾分类当中非常重要的机制，没有这样的机制推动垃圾分类就会出现吃力不讨好的局面。

在这样的情况下面临的问题是，厨余垃圾要分出多少？分出来干什么？用什么样的技术处理？处理完了干什么？可回收也是一样的，必须要有清晰名录，哪些东西在这个阶段需要分出来？如何分？回收后再生出来的产品要达到什么样的标准？出路何在？

垃圾处理是耦合系统，分类后垃圾量和质都会发生变化，因此焚烧发电系统必须要做工艺调整，不调整的话效率可能不升反降。不能进入到循环系统中的焚烧飞灰和残渣，依然要有填埋场作为兜底保障。

未来就是要在科学管理当中提升资源能源回收的效率和减污降碳水平，这就是下一步要做的。

①预防：从供应链开始，优化供应链管理，源头减少食物的损耗和浪费；

②食物再分配：推动合格的、高质量的余量食物继续发挥食物的功能，余量食物的捐赠也是文明的标志之一；

③动物饲料：人不能吃的，制成动物饲料，但要有相应的标准。

这些都最是有效的利用方式。

尽管如此，依然有大量的厨余要成为废物，要有工业化的方式，如油脂的回收、厌氧产甲烷、堆肥等，进行循环利用。有的地方依然需要去脱水焚烧发电，甚至有的地方规范地填埋也是一种选择。

中国的特点就是这样的，不平衡、不充分，很多地方并不具备循环利用的基础条件，能够解决环境卫生问题是它的第一诉求。我们要去制定这样的层级架构。

这是前期做的调研，在不同的就餐场景，从备餐、就餐再到消费的全过程，食物废弃的量，以及各环节碳排放的量。这些数据将为政府决策提供相应的支撑，通过优化供应链管理，从源头减少食物废弃和浪费。

余量食物的捐赠，也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清华大学跟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和沃尔玛合作，编制了余量食物捐赠指南。大型商超和连锁餐饮企业可以把临期，但是没有过期，依然安全、高质量的食物捐赠到需要的人那儿，也降低了企业的成本。

这在我国是大有可为的领域，特别是公益机构在这当中可以做很多工作。

在对各种处理工艺做了全生命周期的评估以后，发现集中、大型的生物处理设施综合环境绩效比小型分散式的高出很多倍。这就意味着厨余垃圾处理还是要采用大型集中的方式去处理，小型分散作为必要补充。

厨余垃圾应该分出多少，这一直是大家有高度争议的地方。这项研究表明厨余垃圾并不是分出来越多越好，针对超大城市，在分出20—35%时，整个系统综合绩效是最优的。

事实上厨余垃圾是我国垃圾分类的痛点问题，也是焦点问题，但不是短板所在。看看垃圾分类领先的发达国家的数据：厨余垃圾的16%进到了分类的有机垃圾桶，17%家庭堆肥处理，这两部分加起来是33%，55%依然是进到其他垃圾进行焚烧处理。这样的比例不单单是市场的选择，更多也是科学的选择。

我国真正的短板是可回收物，可回收物是垃圾分类处理系统进一步降碳重点的方向。在对深圳做的研究中发现可回收物回收利用率从40%提高到46%，碳排放量就会降低43%。而在高回收率下厨余垃圾的增减对碳排放的影响微乎其微。所以说可回收物的分类对于下一步减污降碳是至关重要的。

我国先进城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在数量上已接近发达国家，可回收物回收亟需健全体系规范管理实现转型升级。 我们真正的问题不是在量上，而是在质上。回收体系没有实现现代化，作业水平和管理水平落后于时代发展，我们需要借助垃圾分类，健全体系，规范管理，实现行业转型升级。在这当中，先进的制度应用就必不可少。

比如PET瓶回收，回收率很高，但是由于回收体系不健全导致综合成本很高，只能降级利用。如果用先进的手段，引入押金回收制，就能够缩短回收流程，体系品质透明可控，就可以实现从瓶到瓶的同级高值利用，减污降碳效益就能够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再比如快递包装，引进新的制度，实现可循环快递包装，可以促进效益进一步提升。这些东西都需要有新的制度引进，让整个行业升级，要把法律规定的先进制度落实下来。

落实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推动可回收物行业现代化。 生产责任延伸制在法律中是有明文规定的，但是落实的进度和程度不尽人意。可回收物不管高值还是低值，都面临着用新的制度实现现代化，未来要将这个制度落到实处。

焚烧发电自身也要迭代升级，不能由于它的锁定效应限制垃圾分类体系优化。

分类分流与烟气净化升级进一步降低二噁英排放。 在焚烧发电依然增长的情况下，依靠烟气净化系统升级，进一步强化垃圾分类，二噁英的排放会出现降低。

我们依然需要填埋场作为兜底保障，理想中的把所有东西都实现循环利用，或者都烧掉，现实当中有很多约束条件，是不可能发生的。而且极端情况下，比如频发的自然灾害情况下，大量清理出来的废物只能进填埋场。也不建议盲目地把填埋垃圾挖出来再烧掉，需要一场一策科学评估，避免折腾，花了钱，反而把已经封闭起来的污染物和已经固定下来的碳重新排放到环境当中去。

全品类全流程多层级智慧监管实现精细化管理。 精细化的管理是未来必不可少的，未来大的系统一定要靠新一代信息化技术实现精细化管理。

在未来科学管理系统优化之下，厨余垃圾：适度适量分出，标准引领打通链条；可回收物：建立规范回收体系，制度推动转型升级；其他垃圾：降碳推动技术迭代，解决飞灰处理难题。

全国层面的回收利用率将达到45%以上，资源化回收利用率在85%以上，这在世界上已经是相当先进的水平。如果能够实现的话，隐性成本将会降低，意味着实际上在创造越来越多的经济效益。

现代化有三个维度，分别是物、制、人。制的现代化主要包括法律法规、标准规范、体制机制、制度政策等，在生活垃圾分类与处理方面，我国党的领导、政府统筹、层层问责的体制优势突出，但经济手段、企业责任、部门合力有待强化。人的现代化主要包括居民的公民意识、法定责任和文明行为，以及行业队伍的合理收入、体面工作和社会价值，在生活垃圾分类与处理方面，主动、持续地全民参与仍是最突出短板，行业队伍收入偏低、老龄化严重是最大隐患。我国在物的层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已经没有实质性的差距，但制度层面仍有相当的差距，最大的差距还是在人的层面上。有了物的基础，下一步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的“四两拨千斤”撬动作用，加快实现人的现代化，这才是中国现代化的核心。

垃圾分类是社会文明与进步的标志，必须循序渐进，坚定不移推下去。法治为基础很重要，法治社会真正建成之日就是垃圾分类真正成功之时。政府推动、全民参与、城乡统筹、因地制宜，难就难在全民参与。充分认识到垃圾分类系统性、复杂性、全局性、长期性，求真务实地推动才能取得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