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条线索交织的意义——三个文化中心的设计历程及思考

我们团队专注于文化中心设计的思考起始于 2008 年，持续深耕该领域历时十余年，至今相继完成 天津文化中心、滨海文化中心、济宁文化中心 的设计。回顾这些作品的建设时序，会发现文化中心系列建设的时间跨度同我国经济的发展状况高度关联，它们在建筑形式和空间上的输出，记录了城市发展的足迹，折射出我们作为这个时代的建筑师对城市与建筑的思考。

在我们设计的三个文化中心总图中，呈现出一条明晰的城市设计的线索， “城市性” 成为推动公共空间向城市客厅转变的核心动力，同时强化公共空间的社会属性，有力保障了建筑的尺度统一和空间有序。几个建筑作品在空间和形式上分别展现出独特个性，建筑室内空间各具特色的背后均有建构技术的痕迹， “强结构” 是建筑共有的隐性线索，“强结构”为探索物质呈现与空间呈现之间存在的必然联系提供了帮助，并蕴含着将建筑技术与艺术的结合引向未来的可能性。

“城市性”线索

两条线索交织的意义——三个文化中心的设计历程及思考

文化中心系列所展现的在城市文化类集群的空间组织 方式，是我们对城市文化的回应、对地域风貌的尊重 及对项目独特性的理解。

天津文化中心 选址在周围密布居住社区的老城区，轴线突出、围塑核心的布局承载了人们对于它展示城市形象、提升城市品质的愿景。

布局以大剧院为核心，中央轴线统领文化集群和商业体的同时，延续了市政府大礼堂的空间关系，将 郑重礼仪性同叙事性空间 描绘得既清晰又准确，成为“新旧”城市建筑对话的高品质公共空间。

图1 天津文化中心

滨海文化中心 的城市设计中，我们没有再延续天津的范式，而是优先考虑人们交往的需求，本着提升土地使用效率、增加城市活力的原则，采用体现市井生活的“街巷空间”的集约布局。

长廊空间以街巷尺度来组织文化建筑 ，通过在水平方向、垂直方向分别建立同城市公园、城市干道的联系，融入城市生活，成为兼具舒适步行体验和商业活力的效率综合体。

芦原义信《外部空间》中讨论的尺度应用在室内空间，街巷空间被现代文化巨构移植并活用到体系之中。我们在滨海文化中心城市设计中 关注人性尺度及采取集约布局 ，得益于对天津文化中心经验的反思，以及尝试创新与自我提升的勇气。

图2  滨海文化中心

济宁文化中心 的现场踏勘是在初秋，位于太白湖畔的基地被齐鲁大地的秋色掩埋在婆娑的树影间，波光粼粼与树影斑驳成为我们对场地的集体印象（图3），直觉告诉我们，环境成为方案的决定因素。

济宁文化中心的平台承担连接“东商西文”的功能，生态及景观要素决定了 沿湖敞开的界面和将绿色景观引入城市街区 的总体空间结构，文化中心就像从湖边生长出来一样，成为承接风景的载体。

图3 济宁文化中心前期调研照片

如果天津文化中心的 分散布局 （图 4）、滨海文化中心 集约布局 （图 5）是我们综合思考城市政治、经济、文化后对现实条件的理性回应，那么济宁文化中心（图 6）则是我们找回最自然的方式 重塑了人与城市、与环境的友好关系 。

我们在不同城市提出的三种解决方案成为文化中心的 三种范式 ，从 “城市性”视角 赋予文化中心更大空间格局和环境责任，同时，“城市性”对集合式公共空间的需求，必然引发关于 集合空间“冗余” 功能 的讨论甚至争论。

图4 天津文化中心弱联系

图5 滨海文化中心强联系

图6 济宁文化中心引入自然

冗余空间活力

两条线索交织的意义——三个文化中心的设计历程及思考

天津文化中心大剧院的亲水平台上成功举办了2012 年 “夏季达沃斯”论坛的答谢晚会（图7、图8）， 同天津文化中心相比，滨 海文化中心面临的挑战除了创造优美的城市空间之外， 更要应对人气不足的压力。

图7 “达沃斯”论坛文化中心喷泉

图8 “达沃斯”论坛现场照片

滨海文化中心采用 集约布局 （图9），传统的街巷尺度给各个单体建筑带来空间上的强烈联系，此时把两侧已经围合的空间加上采光屋顶，将室外空间转化为室内空间的构想呼之欲出，最终促使决策者下决心的是我们 对收缩集约之后围绕单体建筑公共空间迸发惊人活力的预见 。

图9 滨海文化中心集约布局

正如 槙文彦先生 意识到密斯· 凡· 德罗、勒· 柯布西耶等大师设计的单体建筑已经无法应对CIAM 之后提出的城市设计课题，同时他指出： 现代建筑所追求的主题应是“发展集合空间的功能主义和人道主义” 。

尽管长廊的存在对提升整个公共空间品质带来巨大帮助，但刻板的任务书却将其定性为无用的“冗余”空间，并将是否建设长廊的争论延续到建成之后。

好在， 正是看似“冗余”的长廊空间使文化中心成为极具包容性的文化秀场 ，承载了从文化建筑外溢的各种文化消费（图10），超值的“冗余”空间给文化中心带来旺盛活力的同时用事实结束了是否建设长廊的争论。

图10 滨海文化中心文商结合布局

罗杰所强调的城市肌理对于讨论城市大型公共空间的营造有重要价值，滨海文化中心长廊 复原传统街巷尺度 ， 植入街巷空间 使建筑不再各自孤立，在它们之间建立了适宜步行的室内空间，为文化中心整体带来了倍增的活力。

正由于“冗余”空间带有城市街巷的尺度，其“城市性”赋予文化中心巨构与城市街道建立联系的可能性 ，属于室内空间的长廊连接建筑与街道，长廊对建筑是室外，对街道是室内，它的双重身份显现出超前的预见性，给建筑空间带来了包容性与弹性，此种“冗余空间的活力”不正是具有“城市性”集合空间带给未来城市的礼物吗？

强结构的线索

两条线索交织的意义——三个文化中心的设计历程及思考

天津图书馆采用我们研发的 “钢框架支撑旋转交错桁架” 体系，各层荷载通过屋顶桁架传递到竖向支撑构件，再由它们向下传递到砼基础的“由下到上再由顶至底”的特殊传力路径，使底层空间的支撑减少到极限，实现了整体无柱支撑的空间效果（图 11、图 12）。

新结构体系的力学传导路径的变化 使通常受力最大的底层的竖向框架支撑成为不受力的建筑构件 ，极大地支持了底层开放的空间构想，放飞想象，赋予建筑师史无前例的空间创作自由（图 13、图 14）。

钢结构的创新使结构展现出参与创造崭新空间的强烈愿望，为设计师打开一扇通向自由创造的窗口 ，从而为文化类建筑实现为公共服务的社会属性，即“城市性”，提供了一种具有普遍价值的 技术范式 。

“强结构”技术在我们的项目中被不断拓展并改善优化，从天津图书馆开始，滨海图书馆、滨海科技馆再到济宁文化馆的空间创造都根植于此。

如果“强结构”是为空间创造提供某种可能的一种技术，那么实现空间体验才是最终目的。正如卒姆托所说，光线与形式操作成为引导漫步实现空间体验的首要之物。

光线与形式操作

两条线索交织的意义——三个文化中心的设计历程及思考

天津图书馆的天光（图15）被屋顶百叶分割后均匀地投射到四壁，我们 “七窍玲珑心” 的构想用于天窗设计，借用典故隐喻读书带来的“心智与自然的融合”。

滨海图书馆的“天窗”（图16）让“大眼睛”更加具有时空的存在感，我们力主增加的天窗在尺度上 减少了楼板对“大眼睛”的压迫感 ，同时将光线引申为形体的创造者。

同样对光线的反复思考在济宁文化馆的设计中，成为创造个性空间的切入点。

济宁文化馆（图17 ～图19）的空间构思发轫于 “游于艺” ，正如上文提及借助“强结构”的理念，将空间的体验性追求作为空间创作的目标，通过一条预设的动线将四体串联，在推敲空间过程中追随光线的指引， 四体的核心分别由四个不同类型的采光体构成 。

光线成为空间的创造者，其天然引导性和神圣性进一步唤醒对形式的操作。罗兰巴特的 “零度”建筑 ，主张去探索一种内在结构性、组织性原则，这些原则构成作品的另一种意义。

文化馆中抽象的建筑构成形式，为使用者赋予一种抽象属性的空间程序，但其开启方式则是充满感性和人文关怀的源于对光线的自由选择。

两条线索交织的意义

两条线索交织的意义——三个文化中心的设计历程及思考

文化中心由1.0、2.0 向3.0 演 进，是“城市性”由重视宏大叙事向人文关怀、由重文 轻商向文商融合转化的结果，以人为本、注重活力、功 能兼容的空间组织方式带来了文化中心的布局模式不断 向上跃迁。

“城市性”线索，既不是单纯场地决定论的机械场所主义，更不是复原历史文化的狭隘地域主义 ，它是对城市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生态环境统筹思考之后，基于理性判断为特定需求而建立的面向未来的发展方向。

天津图书馆是 “钢框架支撑旋转交错桁架”体系的最初应用 （图20 ～图22）；滨海图书馆的结构设计为适应营造“洞穴”的形象，选择 “大跨度交错桁架” 支撑网红的中庭空间；济宁文化馆则将该 结构体系与室内流线结合 ，重新定义并拓展了“强结构”的概念。

我们的作品被“强结构”体系的持 续应用打下鲜明烙印，无论是否承认，每一次创作都是 一次充满挑战的冒险，都会带来建筑与结构的争论，从 这个角度来说，我们选择的技术路线本质上是“技术与艺 术”的博弈之路，其结果在客观上促进了技术与艺术在 更高层级的融合。

明暗两条线索交织在一起互相作用，相互纠缠，共同铸就了我们建筑空间的特点，这些在济宁文化中心文化馆设计中得到充分印证。

在“城市性线索”的指引下，中央十字轴线空间建立起自然、建筑、城市之间明晰的制序和彼此稳定的联系；有了“强结构线索”的支持，“游于艺” 的设计意向才能通过设置环形游线给游人带来丰富感知和临场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