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灾难与记忆，关于创伤的纪念与反思

纪念碑，是为纪念已故人物或大事件而建立的建筑物或雕塑，它的造型是一种从古至今来自宗教化的、神学化的仪式。历史地看，人们面对灾难，往往倾向于强调某些人们认同的东西，例如人们只会为胜利建造辉煌的凯旋门，却忘却了战争带来的血腥。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传统的纪念碑上，战争或战斗的灾难面是被边缘化甚至是完全忽略不计的。

明星般闪耀的凯旋门

残酷的拿破仑时代战争

随着时代的发展以及思想观念的变化，20世纪初的艺术家和文化历史学家常常质疑和批评纪念碑，一些学者认为纪念碑没有保留公共记忆，而是仅仅作为“符号”而存在， 甚至代替了人们缅怀和铭记的责任。公众的纪念需求逐渐觉醒：不是只有英雄才需要被纪念，受难的百姓也在等待一个安抚伤痛的场所；不是只有胜利才需要被铭记，伤痛更加需要！ 这些迸发的思潮在二战后迅猛发展着、呼吁着新的纪念方式的出现——反纪念碑（conter-monument）!

二战之后，德国需要以 纪念大屠杀 的方式来正视历史并进行赎罪，这种对巨大伤痛的纪念有别于以往的纪念内容，迫使艺术家否定并有意地远离传统纪念碑，并建立了新的纪念性空间，称之为“反纪念碑”。

集中营的犹太儿童

1. 二战反纪念碑——五种类型

二战之后的反纪念碑与传统纪念碑有着极大的区别，由“宏伟”“永恒”“形象”向“亲近”“变化”“抽象”转变。主要从主题、形式、场地、观众体验、意义这五个方面来表现。

Subject 主题

传统纪念碑通常是肯定的:赞美一个事件或一个人，或庆祝一种意识形态。它侧重表彰著名人物或无名战士的英雄事迹，相比之下，反纪念碑作品一般承认更黑暗的事件，如 大屠杀，或被边缘化的事件和人物 。

1989  逃兵纪念碑  设计者：汉娜·斯图茨·门泽尔

在通常的认知里，只有战斗中的英雄才值得被纪念，而这个雕塑却纪念了那些“ 逃兵 ”，因为应该受到谴责的不是遗弃，而是那残酷的战争。这里住着一个人，他拒绝向他的同胞开枪，这个雕塑就是他存在过的纪念！

2008   国家社会主义受迫害同性恋者纪念碑

设计者：埃尔默格林  德拉格赛特 

自1934年开始，纳粹政权开始了对同性恋者的迫害，这个纪念碑纪念了长期受到歧视和迫害的 同性恋群体 ，位于同性恋者时常相聚的提尔加藤公园，参观者透过灰色立方体正面的一扇窗可以看到同性恋者恋爱场景的短片，创作者用这种可变的、互动性的纪念形式来激发群众的共鸣。

 Form 形式

反纪念碑性最显著和最普遍的特征可能是它反对传统的纪念碑形式，使用替代的、对比鲜明的设计技术、材料和持续时间。反纪念形式比传统形式 更消极、更复杂 ，就像它们所代表的问题一样。

1986 《反法西斯、反战争、反暴力纪念碑》设计者：Gerz夫妇

哈尔堡反法西斯纪念碑着重体现了对传统纪念碑的批评与颠覆。纪念碑邀请市民与游客在其黑铅表面随意留言或签名，鼓励人们直接参与，时刻不忘法西斯主义的沉痛。看似平凡的12m高的柱子带着这些标记慢慢下沉，为新的标记腾出空间，最后完全消失，喻示对抗不公不义需要站起来的终归还是我们自己。

Site 场地

       传统的纪念碑通常都很突出，非常显眼，通过自然地形、高度或围墙与日常空间分隔开来。 一些反纪念碑的位置是在日常通过城市会偶然遇到的 。

1995  驱逐出境纪念馆 （镜墙） 设计者：沃尔夫冈·戈谢尔等

“镜墙 ”，位于步行道中，其镜面不锈钢墙列出了当地犹太居民被纳粹驱逐出境的信息。在集市的日子里，周围的水果、蔬菜和干货摊位充分反映在镜面上；当墙壁几乎看不见时，日常生活和纪念几乎是天衣无缝的。

1996  Stolpersteine（绊脚石）设计者：冈特·德姆尼格  

Stolpersteine（绊脚石）则是放置在人行道上的小的、雕刻的黄铜匾额，分别标明邻近建筑物的前居民成为大屠杀受害者个体的姓名、出生日期、被驱逐出境和死亡日期。

Audience experience 观众体验

       传统的纪念碑通常是要求庄严和观众的尊重。大多数都主要利用视觉，而且许多设计都是为了从远处观看。反纪念策略通常会通过 邀请访客近距离、身体接触。

1987  Aschrott喷泉  设计者：霍斯特·霍海塞尔

 Aschrott喷泉纪念碑：政府希望还原纳粹时期被破坏的城市金字塔形喷泉，而艺术家没有选择重建而是将新的喷泉设计成映照过去旧纪念物的镜像，埋于原址地下。如今在地面上人们只能看到喷泉的底部平面基座的轮廓，但人们可以听到下方的水声，想像水涌入漏斗形地下空腔的通道，由于只有水流声暗示这个无形纪念碑的深度与埋藏地下的物理存在， 艺术家期待它带来失落感、不安与失去，要求访客的进行反思。

Meaning意义

传统的纪念碑是说教性的，通过形象的表现来传递清晰统一的信息，相反，反纪念碑的意义没有简单的答案。他们是 模糊的 ，拒绝任何统一的解释。

2005  犹太人大屠杀纪念碑  设计者：彼得·艾森曼

柏林被谋杀的欧洲犹太人纪念馆就是一个例子。纪念碑上没有任何标题; 如果没有事先的了解，路人可能不确定这块石碑是什么。纪念碑群位于柏林市中心，由地上的石碑群和地下档案馆组成。地上面积共占地19073平方公尺(相当四个足球场大)，从外观来看，纪念碑群由2711根长短不一的灰色碑柱组成，从远处望去，黑灰色的石碑如同一片波涛起伏的石林，让游客不由自主产生一种不稳定的、迷失方向的感觉。

游客行走在石碑群中

整个建筑群没有主要出入口，参观者徜徉在水泥块间由小方砖铺成不足1公尺宽的狭小通道，踏在同样是波浪般起伏的地面上，无论向上方仰望，还是环顾前后左右，人们感受到的是某种难以言喻般被冰冷的水泥石块挤压的窘迫。

参观者在石碑群中静静沉思

纪念碑群高度抽象的形态给参观者和评论家提供了高度自由的空间，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解读方式和感受。

2. 对话式纪念碑

除了反纪念碑之外，还有对话式纪念碑。 这种纪念碑特意与位于附近的另一个已存在的纪念碑并列，批判地质疑先前存在的纪念碑所表达的价值， 其中的典型案例便是由林缨设计的越南战争纪念碑。

1982   越南战争纪念碑  设计者：林缨

该纪念碑由用黑色花岗岩砌成的长500英尺的V字型碑体构成，用于纪念越战时期服役于越南期间战死的美国士兵和将官，闪闪生辉的黑色花岗岩墙上依每个人战死的日期为序，刻划着美军阵亡者的名字。设计者林缨用黑色来表达黑暗之镜的观念，她将这面墙看作介乎生灵世界和亡灵世界之间的界面 。

伸向两个纪念碑的v形墙

宛若黑色的伤疤匍匐于大地

越战纪念碑指向远处圣洁的华盛顿纪念碑

它的两翼分别指向林肯纪念堂及华盛顿纪念碑，这两座象征国家的纪念建筑在天空的映衬下高耸而端庄，越战纪念碑则设计得极为简洁，黑色的大理石墙上只有牺牲者的姓名，它匍匐着伸向大地，绵延又哀伤。

揭幕仪式上激动的人群

1982年11月13日的揭幕仪式上，人们在纪念碑上寻找着自己在越战中死去的朋友或亲人的名字，献上鲜花和礼品，寄托哀思。当移动手指在寻找特定的名字时，许多其他人的名字被轻轻抚摸，因而创造出了参观者与战争死亡者之间的一种非常个人化的联系或缘分。

总结与思考

       作为1980年代以来对抗官方正史、反思纪念传统的艺术原型，反纪念碑随着西方国家以之为策略来处理社会争议，引发过去集体创伤的公开辩论与文化纪念的需求。在情感方面，大量反纪念碑一改正纪念碑对战争胜利的歌颂，而是以纪念战争创伤情感为目的，正视伤痛与错误；在形式方面，反纪念碑的表达方式更加抽象，它们不再“高高在上”，而是更加重视对群众内心情感的回应。

从20世纪初至今，以地震、灾难为主的纪念碑逐渐从一开始的具象形式演变成抽象形式。

在日本，1958年为纪念广岛原子弹爆炸事件，丹下健三设计了广岛和平纪念碑。广岛原子弹爆炸之后，丹下健三决定永久保留被原子弹毁坏的圆顶屋，并以其为中心修建了一座和平公园，塑造了一种对话式的纪念意义。

新雕塑与圆顶屋形成对话关系

人们在和平公园放飞白鸽

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的地震纪念碑仍然以正向的高耸的传统纪念碑形式为主；到了20世末21世纪初，随着社会的开放发展，文化思想界出现了对“崇高”美学的反思，并引发了“人文精神讨论”， 纪念碑形式也逐渐转向低调的、负向的、对普通人物的纪念。

胡慧珊纪念馆是为纪念在5·12地震中丧生的女孩胡慧姗而修建。它以灾区最常见的坡顶救灾帐篷作为原型，内部为女孩生前喜欢的粉红色，墙上布满女孩短促一生的遗物。这个纪念碑的意义就在于 “纪念和尊重所有的普通生命”。

2009  胡慧珊纪念馆   设计者：刘家琨 

此外，北川地震纪念馆“裂缝”、映秀震中纪念馆“大地的记忆”也以 与周边环境融合 的方式，塑造一种自然平和静谧的纪念氛围。

 2011 映秀震中纪念馆“大地的记忆”   设计者：何镜堂

2010 北川地震纪念馆“裂缝”  设计者：同济大学

民众自发产生的纪念活动也逐渐增多。2021.7.20，郑州发生特大暴雨灾害。7.26，郑州地铁五号线逝者“头七”，不少逝者家属和郑州市民，自发来到沙口路站B口祭奠事故中的罹难者。

郑州地铁遇难者“头七”纪念活动

而今，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的现实仍在发展，为了怀念在疫情中逝去的人们，Gómez Platero建筑事务设计了“全球大流行纪念碑”，这是针对COVID-19大流行全球受害者的第一个大型纪念物，纪念碑被预想设立在乌拉圭海岸。

2020  全球大流行纪念碑  设计者：Gómez Platero建筑事务

纪念碑将矗立在城市滨水区的边缘，通过长长的人行道进入。当游客站上圆形平台，感受到壮阔的海洋、辽远的天空，以及脚下苍茫的大地，外观自然而内省于身，寄托反思和哀悼。大型的圆形结构将起到“弥合城市与自然世界之间的差距，为内省创造理想环境的感官体验”的作用。

总结与思考

       除了战争之外，地震、灾难性事件也渐渐出现反纪念碑的身影。人们不再执着于建造传统的宏大庄严的纪念馆，纪念碑形式也逐渐转向低调的、负向的、对普通人物的纪念，而这种温和的纪念方式却往往更加触动人心。

暴乱类小事件纪念碑往往是反纪念碑，与种族因素有关。 例如1921年一个黑人男子在电梯里与白人女子发生了口角，但其他人认为黑人在电梯上袭击了白人，小小的事件引发了两天前所未有的种族暴力。2021年，人们为纪念事件发生100周年而建造了塔尔萨种族暴乱的纪念碑。

塔尔萨种族暴乱纪念碑

巴特西公园的小狗纪念碑

起始是为了揭露动物活体解剖实验真相而建造了一座碑文纪念碑，然而纪念碑的修建引发医学院学生与当地居民、反活体解剖者之间的冲突，后来纪念碑不得不被拆除，但依然引起了广泛的公众谴责。上图的“新”纪念碑用小狗雕像代表了当年被解剖的323只实验狗，不仅是对原始纪念碑和过去残忍行为的纪念，也是对动物试验的深刻提醒。

总结与思考

      暴乱类小事件时有发生，由于数目众多，而且受害者多为普通公民，所以人们多以反纪念碑的形式进行怀念。

反纪念碑运动把记忆从石头上卸了下来，重新植入活着的人心中。 在忘却与纪念辩证关系的探索中，有一句话从未缺席：莫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而鸣！ 相比传统纪念碑，反纪念碑的“反”，表现在诸多方面：

1. 情感之“反”：没有纪念胜利，而是纪念哀伤与苦痛；

2. 对象之“反”：没有歌颂英雄，而是侧重对普通人或边缘人物的纪念，注重群众的意愿；

3. 形式之“反”：不是具象而庄重，而是抽象的、亲近的，侧重人们的感知与体验；

4. 目的之“反”：不是上位者的说教性，而是出于民众自发的纪念需求。

   
   

关于反纪念碑的理论实践还在不断地进行，希望通过此文普及反纪念碑的存在和意义，并期待看到其在未来继续拓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