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院社区：不同于“垂直”城市的一种“横向”生活

文 | 大同

库哈斯在《癫狂的纽约》中提到，城市的功能被竖向的摩天大楼所容纳，那么如果摩天大楼作为一种“竖向逻辑”所存在，解决了形式与功能之间的矛盾,城市通过摩天大楼中的不同楼层彼此间的分工协作，来实现城市的生产。

那么曾经的公房大院作为一种“横向逻辑”的存在，也曾经出现在这片土地上。在那个“横向逻辑”的黄金时代下，同样也给出了一种关于集体与个人的答案，伴随着一代人的成长与回忆。 大院，已经超出了一种建筑空间形式，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而被谈论。可能上一辈人谈到大院，都会感慨大院见证了自己的成长、成熟；而自己也见这个了大院由盛转衰的无声崩塌。大量的文学作品也在凭吊大院时代下的简单与纯粹。

如今，通勤、职住、商品化、工具化等等一系列问题出现在当下。我们在和上一辈的人对话的时候，似乎又觉得大院生活是一种更享受和值得追求的生活方式。

打捞大院，也许会在这个时代下找到属于自己的答案。

社会主义逻辑下的空间母题

大院的话题要从最初的单位制说起。

建国初期，城市规划的方式是以单位为母题向外扩张的。每个大院内部有自己相对独立的功能。同时，在计划经济时期，家属院的形式与其说是一种空间形式，不如说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国家政令下达，资源配置、生产组织、社会管理与服务都是通过大院下达。人们通过单位大院形成了与社会的沟通形式。 整个社会通过大院呈现出一种向上依赖，向下控制的模式。 ^[1]

大院与城市发展的协同关系（江西南昌）

图源：李晨. 南昌单位大院与城市物质空间形态的关联性[D].东南大学,2016.

作为一种“空间母题”，大院成为很多城市中作为“基质”的一部分，党政机关、国企大院、医院、大中专院校以及相应的事业单位，都配备有对应的大院的模式。 大院，是很多城市的纪念碑。

大院的空间分布格局示例

图源：李晨. 南昌单位大院与城市物质空间形态的关联性[D].东南大学,2016.

从空间组织上，一般的配套模式。计划经济时期的单位大院内部建筑的布局遵循着生产劳动和集体主义原则，是将工作和生活结合在一起为基础的。多数的大院从形制上以轴线为特征呈对称分布，主要建筑如行政楼、车间和厂房等一般位于中轴线上，位于轴线的最前方，正对着大院的入口，而次要的附属建筑如食堂、宿舍则排列在中轴线的两侧，这种布局形式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中国古代建筑布局的特点。公共空间占比大且分散。主要分布有宅间空间围合形成的公共空间。 在此之下，单位通过“分房”，也带来了很多建筑形式上的模式化推广， 如“赫鲁晓夫楼”（40-60平方米的集合住宅），在很多北方城市，这一类型的住宅模式依然得以复制。甚至影响到现如今的户型布局模式。

苏联的装配式K-7住宅构造示意

图源：知乎

大院：生活共同体

除了作为一种空间母题，大院同样是一种社会产品。 在这种大院生活下的人们，其实本身的生活和工作的轨迹是相似的。大家使用同样的大院配备的食堂、医院、学校、电影院等，生活、休闲需求无所不包，形成了工作场所和生活场所共存的空间单元。这种可以被称为一种“生活共同体”的生活方式。

大院母题的内涵

作者自绘

共同生活体带来的是共同的生活的方式和共同的生活习惯。大院里的同龄人都有彼此相近的时间线和生活方式。从小一起玩到大的都是左邻右舍的同龄人，而他们只要不离开大院，就会和自己有着相似的人生轨迹：成为单位的职工、在单位中履行自己的职责。其实这一点在我们如今是较难感觉到的， 我们和同学、朋友的相处会因为所处的圈层、经历事情和家庭的不同最终走向不同的人生轨迹。

《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照

图源：豆瓣

而现代城市生活的发展，往往导致这种特征的减弱。在大院中，人们分享共同的物理空间，如庭院、楼道和公共设施，这使他们更容易建立亲近的关系。 这些共同的物理空间促进了情感的交流和依赖，因为人们更容易互相了解和关心彼此的生活。

彼此之间即是邻居，也是工友

图源：小红书

一户一个房间，长长的走廊把好多人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每到饭点，大家都会在走廊里做饭，我们这一群小孩儿会从走廊这一头跑到那一头，每家的饭菜都得尝一口。 ^{[ 3]}

此外，大院还提供了情感空间，让人们有机会表达情感、分享快乐和悲伤。邻居之间的情感联系在大院中往往更加密切，因为他们共同经历生活中的各种情感。这种情感空间可以增强人们之间的情感依赖，使他们在困难时更容易相互支持。

生活共同体的内涵

作者自绘

然而， 现代城市生活的发展趋势通常导致了这种大院式共同体的减弱 。人们更倾向于居住在高楼大厦中，与邻居之间的联系变得稀疏，物理空间的共享减少，情感空间受到限制，关系空间变得薄弱。这可能导致社会关系的情感依赖不通过空间来完成维系。因此，在公共空间中保留和促进大院式共同体的特征在现代城市规划中也具有一定的重要性。

隔绝？容器？

同时，大院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形式，带来了很多熟人社会的组织模式。边界的封闭性除了带来隔绝，也会带来的人们的归属感与领域感。大院，也是人自我证明的一种方式。

“那时候单位周围有院墙，并且大门那里有铁门，有专门的人在看着，进出都管的挺严格， 我们进出都要有证明，我和我老公是一个厂里的，所以也不用开什么特别的证明，要是我妹妹来了，还要我出来带她进去。”

温铁军有着一段在大院中成长的经历。在采访中提到了，我们虽然身处“北京”，但却是“大院里的人”而非真正意义上的北京人。大院“隔绝”了老北京的那些胡同文化。本身作为一种独立文化特征而存在。

一种隔绝的示意

图源：小红书

但是，和今天的“隔绝”相比，这种大院的边界并不存在于公共与私人的领域之间；更像是容器的概念。 空间在统一类人群中的社会交往中被赋予了意义。就像胡同、城中村、土楼一样，边界带来的是文化的产生。大院，是无网络时代中的一个信息社群。可能我们觉得现代城市的文化是拼贴的，是快餐式或标签的。两个陌生人会通过“打工梗”彼此拉近距离或调侃，因为相同的身份会产生共情与认同。文化和归属感的产生可能和空间的关联越来越弱了。作为一类人、一种职业或一种人格可能更容易形成一类社群。

通过“打工梗”带来的一种共识

图源：小红书

而只属于大院本身的家长里短、鸡毛蒜皮之类的共同信息，成为了一类人的茶余饭后的谈资与消遣。其实这种方式与乡村逻辑是很类似的。村庄和大院，都是通过空间的“隔绝”产生空间的“文化”。

相比于纯粹的信息交换，大院多了一份温热的空间。

大院与城市：从相容到相悖

随着改革开放与城市的发展，人们需要高密度来实现城市功能的集聚。我们出现了通勤，我们出现了社区，我们出现了社区......作为大院，似乎他的功能、形式在城市化的进程中发生了剥离与转化， 城市与大院的逻辑实现了一个从相容到相悖的过程。

第一阶段：单位的职住分离

计划经济时期，很多城市的扩张是依托大院的建立而实现的。 在城郊办一座厂，修一条路，建设一座单位大院，城市的边界就向外扩张了一部分。可以说，在这一阶段，城市与大院是一种相容或是协同的关系。 或者说，大院是实现城市化的一种手段。

大院的转变最初是工业的郊区化进程。大量工厂由于产能的扩张逐渐前往郊区，单位逐渐搬迁到城市外围，但大量职工仍然留在城市中心的居住小区。职住开始走向分离。人们开始出现了通勤的需求。

单位搬迁带来了最初的通勤

图源：小红书

第二阶段：服务设施的公共化

原本只属于大院独有的附属设施开始逐步面向公众，面向城市。今天，我们可以看到类似于附属中学、附属医院这样的机构，它们最初是为大院居民提供的服务，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服务设施逐渐面向整个城市的居民。

这一转变反映了城市向公共化发展的需要，城市人口不断增长，需要更多的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服务。不可否认，这促进了城市的社会发展，使城市居民能够享受到更多的便利和福利，更多的医疗资源和教育资源可以进行更高效地集中和发展。

此外， 生产空间、消费空间与娱乐空间纷纷独立出来作为一种城市或用地的属性,存在于城市之中。城市的公共性被放大，层级式的城市中心出现，当代城市的雏形逐渐显现 。

歌曲中提到的河北师大附中

图源：小红书

第三阶段：商品化住宅带来的优胜劣汰

在单位制时期，中国住房政策是一种公建、公有、低租的福利供给制，住房成为一种重要的国家分配的福利物品而不是由市场提供的商品。而住房商品化和地价机制的引入，社会资源的多元配置的特性体现了出来。高级住宅、商品小区逐渐取代单位大院的家属楼形式。

当土地变成一种市场资源后，原本的低密度开发的大院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中自然属于被淘汰的一种土地使用方式。 以日照间距而形成的强排形式的小区布局成为新的城市拼贴要素。

遗留的大院

现如今，在城市中隐居的大院类型依稀可见两种类型：一类是对经济市场低于作用较强的党政机关大院，党政机关、大专院校等，他们依然保留着围墙的属性，存在于城市之中，是有形的城市遗产。一类是边界逐步与城市相融合，家属区部分成为小区，大院中的中小学开放绿地等逐渐成为开放的城市设施。部分大院道路被开放、拓宽为城市道路。（他们很多长度宽超过500m，现代的城市路网来说间距过大，对旧城的交通造成了很大的困扰。）

大院拆解的过程

作者自绘

作为大院的遗产:硬性的边界作为一种城市界面要素存在于城市之中。 大院的硬性边界在城市中形成了明确的物理分隔。 这些边界通常由围墙、栅栏或建筑物构成，将大院与城市的其他部分隔开。这种分隔可以提供安全性和隐私，但也可能限制了信息和资源的流动。

原本作为大院内部的道路

图源：小红书

城愁的寄托：大院意识的再现

如前文， 空间正是在社会交往中被赋予了意义。大院的消失与隐化对城市来说，是一种“城愁”。 无论是空间性的公房住宅和集合空间，还是大院背后所隐含的共同认识与在地情感。其实，在我们如今设计中，我们依然希望将一种公共生活的特性融入到我们的建筑方案中，场景化、情感化的空间是设计师和建筑师追求的一种设计效果。也有很多建筑师给与了探讨和设计性的实践。

大院型: 围成一个院子，难道就是大院吗？

土楼公社作为都市实践一种居住建筑探索实践项目，其实是使用了高密度+高共享的手法来换取成本的降低。 从空间模式上，不失为一种的大院型空间的回归。 但是作为一种从防卫性空间——土楼为空间原型进行转译的方案，其内部空间与城市空间并没有特别有效地融合起来，本身对城市有一种“敌意”的存在。对于内部而言，土楼公社内部仍是稳定的阶层而非稳定的圈子，对于盛装“情感”的容器，仍然需要通过社会性的手段来解决。

土楼公社鸟瞰

图源：都市实践官网

大院性: 公共活动与新集体的塑造

刘家琨用锅来形容西村大院，本质上说，这是一种对公共生活的探讨，将娱乐、运动、茶馆、露天电影等等功能置于一体。 将不同人彼此之间的公共生活纳入到这项范畴中。再现成都大院的空间概念。同样的，也将微型城市、圈子城市的概念融入到了设计中。

对于公共空间的塑造，其实是体现了希望通过公共活动和情感共识的方式激活公共空间的使用。

西村大院：通过集体活动塑造的公共活动空间

图源：谷德设计网

大院化：作为模式的一种异化

现如今在城市中大量开发的产业园项目，似乎是大院或是职住型单位在如今社会的一种实现。且这种产业园的形式再一次作为郊区城市化乃至很多二线三线城市的发展动力。

富士康食堂一角

图源：小红书

但是，产业园只是从通勤层面效仿了大院的职住关系。居住只是作为工作的一种配套功能。人们并不像在这个园区安家落户，展示自己情感的一面。似乎在这个人趋原子化的社会关系下，我们更倾向于形成独立的情感圈层与社会圈层；让上班与下班割裂，共存城市的劳碌和老家的安逸。

在群体或系统内的互动中也有寻求情感归属的意义需求， 在单位制时期，处于单位庇护下的个体产生对单位集体的依赖，对单位身份的认同，是大院的一种逻辑内涵。 而这种认同，是很难在高流动性的产业园内部去找寻的。产业园区带来的边界起到的隔绝作用远大于他带来的“抵挡作用“。

结语

大院的话题，是一个关于边界、社会性与情感关系的话题。 今天所探讨的理想住区、街区制等等概念也是对大院模式的一种思考：未来的大院模式是怎样的。随着我们家庭、居住工作三者的彼此剥离，我们通过社交与公共性来寄托我们的情感需求。通过通勤来解决我们的职住需求；公共空间会解决前者的问题，产业园等模式会解决后者的问题，但彼此与大院的逻辑又有些不同，彼此直接解决彼此的问题； 但是大院作为一个“融合”的概念，看似在创造了很多问题的基础之上，又通过集体居住解决了这两个我们如今看起来需要通过“city”来解决的问题。

大院公共空间中遗留家具反映出的一种集体生活

图源：小红书

大院性的本质是创造容器的概念，这个与竖向逻辑所代表的“分工”的内核不同。容器的意义在于难以割离的公共生活与生产与情感生态。

在城市规划和社会发展中，回顾大院时代的价值和经验，可以启发我们探索如何在现代城市生活中实现更好的社会平衡，将集体与个人的需求结合起来，并在城市中创造更多的社交、文化和人文关怀。如同摩天大楼的“竖向逻辑”为城市发展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 大院的“横向逻辑”也可能为我们提供重新思考城市社会结构的灵感，找到适应当代生活的方式。

MAD北京百子湾公租房插画

所反映出的一种住房发展的“横向逻辑”的美好愿景

图源：谷德设计网

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

早期的大院生活与结尾城市生活的荒诞对比

图源：豆瓣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