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山东运河沿岸的“水次仓”

古人说“粮仓满,天下安”,就是说,丰收后总是不忘先存满粮仓,以防荒年。因此,中国古代建设了大批官仓、义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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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种粮仓中,有一种比较特殊的叫作水次仓。水次仓是建在水边或码头边上的粮仓。明代运河山东段沿岸就建了多处水次仓,其中比较有名的有济宁仓、德州仓、临清仓等。水次仓还是漕粮的重要中转地。

在河流沿岸建设的粮仓

水次仓又称中转仓、转输仓,其主要功能是存储、转运漕粮,同时还兼具丰歉赈济等功能。

早在秦汉时期,朝廷每年通过黄河等河道由山东、河南转运大批粮食供应京师,于是有了漕运制度。其后,水次仓得到进一步发展,至明代达到鼎盛。

隋唐时期,都城建在北方,而经济重心和重要粮食产地却在江南,就开始形成南漕北运的格局,到了北宋也是如此。

元代建都北京后,原来的运道已经不能适应需求,就在山东境内开凿会通河,以通漕运。明清两代都很注重保障会通河的畅通,每年有数百万担粮食由此运往京城。

由此可见,漕运对朝廷来说是多么重要,山东作为南漕北运主要通道,朝廷在此建立了征收、运输、储存漕粮的机构,尤其是建设了一些重要的水次仓。

明代永乐十九年,朱棣迁都北京后,粮食的供给需求更加迫切。据《明会典》记载:“国朝自永乐定都于北,军国之需,皆仰给东南”,发展漕运为当时的大计。

山东由于地处京畿要道,是漕运必经之地。但是,当时山东境内的会通河,由于元末战争破坏及黄河淤塞,运道无法畅通。为疏通会通河,早在明代永乐九年,朝廷就开始开展疏浚工程,由工部尚书宋礼总领其事,征发济南、青州、兖州、东昌、登州、莱州民夫16万人,徐州、应天、镇江等府民丁、军卒十余万。花了半年时间,疏通了从济宁到临清的385里会通河道。疏通后的会通河“深一丈三尺,广三丈二尺”,同时从济宁到临清建设了15座闸,以节制水源,保持运道通畅无阻。山东运河的通航能力大大加强,每年通过漕船上万艘,漕粮数百万石。

当时,朝廷在六个省征收漕粮,其中,南直隶(今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湖广(今湖南、湖北)的粮食称“南粮”,山东、河南二省的称为“北粮”。南粮主要征收粳米、糯米,北粮则征收麦豆、粟米。据《明会典》载,各地在交漕粮之前,要在当地拣选“干圆洁净”者为样米,交户部验收后,转发至各地粮仓,粮户将所交粮食与样米“比对相同,方许交纳”。

为便于漕粮存储与转运,明代在运河沿岸线修建了多处水次仓,“迨会通河成,始设仓于徐州、淮安、德州,而临清因洪武之旧,并天津仓凡五,谓之水次仓,以资转运”,其中山东运河沿岸著名的水次仓有临清仓、德州仓和济宁仓。

成为漕粮重要中转地

临清位于会通河最北端,北连德州、南接聊城,是运河重镇。早在明太祖洪武三年,就设临清、临濠二仓以供转运。洪武二十四年在此储粮达十六万石,以供给训练骑兵。

临清水次仓开始时叫广积仓,有敖七十二座,房七百二十间。永乐年间则设广积分敖十座,共一百间,这时才开始设仓并叫临清仓。据《临清州志》记载,临清水次仓“曰广积、曰临清,廒八十一连,连十间,曰常盈廒二百间。”

临清建水次仓后,成为“漕挽之咽喉,舟车水陆之冲”。据记载,永乐十三年,“原坐太仓岁粮、苏州并山东兖州送济宁仓,河南、山东送临清仓,各交收。”

明中期以后,临清建有三座水次仓,即广积仓、临清仓,俗称大仓,“寄留备缓急之虞,补缺够京通之数,时给续挽牵之食”,是储存北运漕粮的粮仓；还有常盈仓,俗称小仓,“乃有司卫所官吏军旗暨养济月粮米也”,是供应地方官吏月俸的粮仓。景泰初年,临清筑成砖城,三座粮仓均在城内,大约占了全城四分之一的面积。

文献上记载了临清仓的建筑结构与布局。永乐十三年,朝廷在临清城西北角设户部督饷,分司管理临清仓。临清仓三仓相连,建于运河东岸。仓院内由10间库房连在一起,称为“一连”。大仓共有81连,小仓也有20连。每连都有编号,以博、厚、高、明、悠、久、智、仁、圣、义、中、和等为名。

明宣宗宣德四年,朝廷曾令应天、常州、镇江、淮安、扬州、凤阳、太州、滁州、和州、徐州民众运粮二百二十万石到临清仓,然后由官军接送北京、通州。这种由各地民众运送漕粮到水次仓,然后由官军到各水次仓支粮运往京师的办法称为“支运法”。由于宣德年间临清仓需要存储的粮食很多,所以“益增修京、通、淮、徐等仓,拓临清仓度可容三百万石”。当时全国每年经运河北上的漕粮总数才有四百万石,而临清一仓储粮就达三百万石,可见临清仓规模有多庞大。

德州历史悠久,汉代称平原郡,隋置德州,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德州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历代因军事方面的需要,都会在此设仓存粮。金太宗天会七年建设的将陵仓,就是为了便于把通过运河运来的河南漕粮储存。元世祖至元三年将陵仓改名为陵州仓,元廷在此设盐支纳、大使、副使等管理仓务。会通河开凿后,陵州仓储粮规模进一步扩大,成为元代重要的漕粮中转站。

明朝建立后,因德州位于南北通衢之处,其政治、经济、军事地位进一步提高。明洪武九年设德州卫,为更好地保护德州仓粮,建文帝元年,都督韩观在卫城北又筑十二连城,以护卫北厂仓廒。由于这时京杭运河尚未全线贯通,永乐五年,朝廷命山东布政司,量起车夫,将济南府并济宁州仓粮运送德州仓,候卫河船接运。《明会典》记载,永乐九年会通河疏浚后,朝廷沿大运河设立天津、德州、临清、徐州、淮安五大水次仓,转运东南漕粮。

德州水次仓又称广积仓,是在旧陵州仓的基础上改建而成的。同时设立的还有被称为常丰仓的预备仓,水次仓由户部分司管辖,常丰仓由分司通辖。德州仓在永乐年间主要接纳来自淮、徐、临等水次仓转运的漕粮,然后由山东、河南两地卫所军队运送到通州。宣德四年,“开封、彰德、卫辉粮运德州仓,其后山东、河南皆运德州仓”。这一时期每年通过德州水次仓转运的漕粮达三四百万石。

永乐十二年,朝廷采纳陈瑄的建议,“苏州等处及徐、兖送济宁仓,河南、山东送临清仓”。就是说,会通河全线贯通后,济宁也建起了大型水次粮仓,成为重要的漕粮中转地。

收粮、出粮由御史监督

为了加强对山东运河沿线水次仓的管理,从中央到地方都建立了一系列管理机构。明代永乐年间在临清设户部督储分司,督理仓务,后在临清和德州,或派户部主事出任“监仓”,或由户部员外郎出任督理仓储。自宣德至正德,共有79人担任过临清监仓,其中包括户部主事61人,员外郎9人。

水次仓的工作人员设有“大使”和“副使”,另外还有劳役性人员“攒典”“斗级”“修仓夫”等。“大使”为一员或两员,“副使”为二到四员。“大使”主要管理水次仓的日常运作,“攒典”设数名,掌管漕粮的接纳和输出,“斗级”设有数十名,负责粮食的日常晾晒和存储,“修仓夫”设有上百名,负责粮仓的维护和修理。德州水次仓户部分司最早设于永乐年间,第一任监督为主事王浚。

为防止监仓官员久任专权,监仓官员开始时三年一代,后改为每年一代,成为定制。为加强对水次仓的管理,明代正统十年朝廷赋予京通仓场侍郎“兼提督临清、徐州、淮安等处仓粮”的权力,水次仓收粮或出粮则由御史监督。

尽管水次仓管理制度周密,但后期还是出现了太监监仓,导致违法乱纪、贪污受贿、扰乱仓务等严重问题。大约在明代宣德年间,太监开始到仓储部门任职,而且人数越来越多,到正德年间竟然达到数十人。由于德州、临清水次仓距京师较近,所以深受其害。成化年间户部主事王蹯督临清仓时,看到监仓太监违法乱纪、无恶不作,并且祸害波及仓储周围的郡县,王蹯坚持严格执法,一个月就抓捕到祸害仓务的胥吏二十多人。到宋明督临清仓时,监仓太监仍然为所欲为,宋明依法对监仓太监进行了惩处。针对此现象,朝廷内大量官员纷纷上书,弹劾太监监仓弊端,到了嘉靖十四年,又因监仓中官王奉、季慎相互揭发对方的贪渎,朝廷才最终撤销了太监监仓这一任命。

最初,这些水次仓是由户部督饷分司管辖,分司并不直接对仓务进行管理,而是由地方代管,后因“军横难制”,仓务才收归户部官员直接管理。

由于临清、德州水次仓担负着四百万漕粮转输的重任,所以朝廷对仓储官员的选择非常重视,出现了一批勤政、廉洁的官员。天顺年间进士陶玺任户部员外郎,督德州仓储时就以廉政而著名；成化年间蒲县人曹鼎的父亲任德州仓大使,在任上去世,因其为官廉洁,甚至无钱埋葬,曹鼎只得拉车载着父亲的棺柩归葬故里。而周蹟山“督德州仓储,后榷崇文门商税,皆利权易,染君绝无所近,如置玉涅中,渐而不入,其白皜如也。”这些廉政监仓官员有力地保证了临清、德州等水次仓的正常运行。

为了防止水次仓官员徇私舞弊,明代朝廷还不定期派出巡察组,分别进行巡视监督检查,“京仓以御史、户部官、锦衣卫千百户,季更巡察,外仓则布政、按察、都司关防之”,内仓即京仓、外仓即水次仓。发现贪污现象直接上报朝廷刑部,予以惩处。

救济赈灾平抑粮价

明代山东运河沿岸的水次仓不仅起到调节粮食余缺、满足京城供应的作用,同时还具有救济赈灾的功能。

在明代,每当发生灾荒,朝廷会采取降低物价、发谷赈灾、修建公共工程、豁免税粮等措施,来安置救济灾民。水次仓存储的漕粮一般是不允许挪作他用,但在赈灾到了极度危急的情况下,是可以动用水次仓的粮食。

明宪宗成化九年,给事中邓山奏:“北直隶、山东民饥相食,今德州、临清、天津水次三仓,去岁等减改兑运粮多,宜借拨三十万石。”明孝宗弘治六年五月,都察院左都御史白昂上奏:“山东一方甚旱,请于今岁漕运粮内借四十万石以赈之”,户部议处后,认为“国朝漕运之规,以岁漕四百万石为定数,盖计一岁所漕之人,仅是充京师一岁之用,今岁岂敢以江南漕米借给山东乎。况前次所以借给山东者多矣,若犹不足,请即德州、临清水次二仓发米麦十余万石减价粜之,则米价自平,民艰亦渐可济也。”

由此可见,水次仓存储漕粮管理很严格,这次赈灾,朝廷仅仅允许发放十余万石低价粮来平抑市场粮价,帮助灾民渡过难关。

来源：齐鲁晚报

作者：刘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