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化寺明代大木结构特点分析

智化寺始建于明正统八年(1443年)，建成于明正统九年(1444年)，是明英宗宠信的司礼监太监王振的家庙。据《明史》记载，“正统七年太皇太后崩……振遂跋扈不可制，作大第皇城东，建智化寺穷极土木。”智化寺繁盛时占地两万平方米，前后五进殿院，分东、中、西三路，为皇城东部一处显赫的大型寺院。目前智化寺中轴线上的主体建筑保存基本完整，共四进殿宇，堪称北京市内最大的明代木结构建筑群，同时又是一处汇集造像、佛经、壁画、音乐等佛教艺术的禅林净土。

智化寺在历史上然经过几次修缮，但大体保持了明代风格，尤其是主要建筑的彩画、装饰、雕刻等，都具有明代的特性，屋顶步架、举架及上下昂结构，具有宋、清两代过渡时期的特点，各殿堂中，上有接近宋元的做法，下有靠近清代的形制，智化寺是研究明代建筑，乃至宋元建筑发展演变过程的重要实物，故宫古建部专家王仲杰先生说：“如果说恭王府是半部清朝史，那么一座智化寺，就是小半部的明代官式建筑史。”

根据智化寺智化门前《敕赐智化禅寺之记》碑文记载，智化寺“盖始于正统九年(1444年)正月初九日，而落成于是年三月初一日”，碑文的落款为“大明正统九年九月初九日”，为期不到两个月的修建时间，引起了人们的关注，通过对有关智化寺的史料和智化寺碑文记载的研究，智化寺从建寺到开光时间顺序推断如下：

正统八年(1443年)，王振筹备建寺。

正统九年(1444年)春，求得圣旨，为此写记，刻于碑上。

正统九年(1444年)秋，寺基本建成，立石碑。

正统十一年(1446年)，智化寺全部建成，正式开光。

根据智化寺山门汉白玉“敕赐智化寺”匾文记载，“万历五年三月三日司礼监管监事兼掌内务府供用库印提督礼仪房太监郑真等重修”，得知在明万历五年智化寺进行过修缮。

清康熙十八年(1679年)七月二十八日发生地震，极乐殿(今大悲堂)受损较为严重，清康熙二十年二月，宗玉化缘修缮智化寺。根据极乐殿(今大悲堂)内三世佛背光的底部墨书“康熙甲子春月造·秋月金完奉供极乐殿”题记，可知，清康熙二十三年修缮完毕。

智化寺数百年间香火不绝、法事不断，善男信女出出进进热闹非凡。直到清乾隆七年(1742年)，智化寺才由盛而衰。山东道监察御史沈廷芳，因公事路过禄米仓，见到智化寺内香火不绝，王振塑像俨居高座，玉带锦衣，并有明英宗谕祭之碑，褒其忠义。沈廷芳曾经参与《明史》的校阅工作，熟知王振专权害国，因此他上奏皇帝，请求仆毁王振塑像、拉倒石碑，“以示惩创”。这一奏议获得了乾隆皇帝的批准，王振塑像被毁，石碑上有关王振的文字均被铲掉，从此智化寺开始衰落。也许正是沈庭芳的这封奏折，使得智化寺保存了明代早期的建筑特征。

民国年间，智化寺建筑破败，栏楯歪斜，戒律难持，寺风日下。寺僧以出租房屋度日。为维持生计，将万佛阁和智化殿中央斗八藻井及天花拆下卖给美国人，使这两件明代宝贵艺术品流失海外，现存于美国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纳尔逊一阿特金斯博物馆和美国费城艺术博物馆。

1931年夏，刘敦桢先生以南京中央大学建筑系主任的身份来北平调查古物，“闻城东有智化寺创于明正统间，虽墙垣倾颓，檐牙落地，而规范犹间有存者”，于是进行了初步测绘，智化寺成为他调查北平的第一处古建，当时梁思成、刘南策等人都曾参与。次年秋天，他发现脱误不少，又重行订正补缀，完成了《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一文，此文成为研究智化寺建筑的重要文献。

虽然智化寺在历史上几经修缮，但基本上保存了明代建筑的基本风貌。

明代建筑介于宋代和清代之间，处于由宋向清变化的中间过程，因而继承宋代传统的地方更多，这就是人们常说的“明承宋制”。但是，它又不是完全的承袭宋制，而是在继承宋代建筑风格、工艺技术的基础上，又继续向前发展，出现了许多有异于宋代建筑的特点，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佛教自印度传入中国以后，早期的佛教寺院，是以塔为中心的建筑布局。南北朝是中国佛寺发展较快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基本形成了中国式的佛寺格局，佛寺由以塔为中心改为以佛殿为中心，形成院落式的建筑布局。

隋唐时期是中国佛寺的鼎盛时期，佛殿已成为寺院的主体。平面上继承了南北朝的传统，以殿堂廊庑等组成的庭院为单元的群落方式，前殿后堂，围以廊院，即廊院式布局，这种布局井然有序，分区明确。

宋元时期，禅宗发展迅猛，禅院丛林制度成熟。宋代佛寺基本延续了唐代的传统，并且佛殿地位的更加强化，至宋代末期，佛殿逐渐成为禅寺的中心。这可从南宋时著名的“五山十刹图”中的灵隐、天童、及万年三寺的平面布置中得到证明。宋元禅寺中，祖堂在禅寺内已成为普遍的配置，并且与伽蓝堂相对存在，一般东为伽蓝堂，西为祖师堂。此时，还存在“左钟楼、右轮藏”，“东钟楼、西经藏”相峙的格局。

明清时期，寺庙布局的形式更加强化中轴线的地位，更加讲究左右对称的布局，这与明清时期城市以中轴线为中心左右对称的规划布局有关。宋元时“左钟楼右经藏”的布局形式，到了明代早期，逐渐演变为左观音殿右轮藏殿对置的布局形式，成为明代禅寺布局的典型特征。而单一钟楼也演变为钟楼、鼓楼相峙的形式。明代早期，佛殿的地位进一步加强，中轴线上出现了两座或两座以上的大殿，法堂虽仍位于中轴线上，但其地位与职能已经更加衰微。此时佛寺形成了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廊院式布局，寺院的布局分为前院和主殿院两部分。前院多建钟鼓楼，主殿院在中轴线上建一门两殿，用廊庑围成长方形殿庭[1]。

智化寺作为明代一座较大型的寺院，具有典型的明早期特点，采用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廊院式的布局。前院山门之内，钟楼和鼓楼左右对置。主殿院为一门两殿，即智化门，智化殿(前殿)和如来殿(后殿)，智化殿前左右为大智殿和藏殿，大智殿内供奉观音、文殊、普贤三大士，藏殿内有一具藏经的转轮藏，这种配置体现了明代左观音殿右轮藏殿的典型特征。从《乾隆京城全图》上的智化寺位置平面图可知，智化寺原由东、中、西三路组成，前院及主殿院外有廊庑围绕。在如来殿的北侧由一墙隔开，并列三个院落，中路为大悲堂、万法堂，东为方丈院，西为一座小庙。智化寺中轴线上的建筑自南向北依次为山门、智化门、智化殿、如来殿、大悲堂(原名极乐殿)、万法堂(现已无存)，由山门至如来殿殿堂高度逐渐上升，殿内佛像逐渐增大。信众由山门而入，避开市井尘俗，逐殿参拜礼佛，让其从心理和视觉上产生一种佛殿越雄伟，佛法越强大的感觉。

智化寺如今只保留了中路的四进院落，南北长，东西窄，平面呈不规则矩形，南北最长为144米，东西最宽为46米，总占地面积5000多平方米，现存建筑主要为山门、钟楼、鼓楼、智化门、藏殿、大智殿、智化殿、如来殿(万佛阁)、大悲堂(原名极乐殿)(图1、图2)。

图1《乾隆京城全图》中的智化寺

(图片来源：智化寺存相关资料中扫描)

图2 民国时期智化寺平面图

(图片来源：刘敦桢《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

智化寺建筑柱网特点

中国古建筑的平面通常表现为纵横成行的柱列。一般在大型官式建筑中，柱列均纵横成行，排列规整。小型建筑由于进深较小，有只用檐柱，不用内柱的情况。随着使用功能的变化，为了扩大礼佛空间，辽金时期的建筑上多使用减柱、移柱的做法，尽管带来了构架的复杂性，但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空间效果[2]。

明代在建国初期，统治阶级为了恢复大汉民族文化，标榜自己皇权的正统地位，极力推从唐宋时期的文化，在《明会典》中有载：“明代立国，事事皆上仿唐宋。”佛教建筑也基本上沿着唐宋传统的规制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明代建筑柱网布置的总体特点是规整严谨、纵横有序。即使因功能布置需要采用了柱子随宜增减的纵架体系时，仍表现为梁架清晰、柱网规整、结构严谨，这是明代大木构架的重要特征[3]。

智化寺的柱网布置体现了明代建筑的特点，有两种类型：第一类是不减柱的布局，如智化门、智化殿、如来殿;第二类是减柱造的平面，如大智殿、藏殿、大悲堂。

智化门，东西三间，南北二间，单檐歇山顶。殿内采用了厅堂建筑平面布置的分心用三柱的做法，四周檐柱上为额枋、平板枋、斗栱，殿内中柱直上承脊檩，前后施单步、双步、三步梁支撑屋顶，檐柱与中柱间施穿插枋。

藏殿、大智殿的结构相同，南北三间，东西七檩，单檐歇山顶。平面布局则由于佛教礼仪功能上的需要，两殿都是减去前檐明间两根金柱，但这两座建筑的木构架仍表现为梁架清晰、柱网规整、结构严谨。

智化殿，东西三间，南北三间，九檩，单檐歇山顶。殿内中央有金柱四根，但南侧二柱略小，大概是因为大柁自北侧金柱向南直接搭于南侧檐柱之上，实际智化殿的梁架为八架梁而不是九架梁，因此由于前面两根金柱所受重量稍轻，柱径较小。

如来殿的金柱、檐柱排列非常规整，如来殿为二层楼阁式建筑，二层为万佛阁，该楼阁建筑采用通柱的做法，即下层金柱向上延伸，成为上层之檐柱，相较而言，比宋代采用的上下层柱子断开、中间加铺作层的做法更简练，而且，通柱式做法增强了楼阁结构的刚性和整体性[4]。

柱

柱径

明代建筑柱径取值换算成斗口数后，其柱径取值总体上大于宋代的规定，而接近清代的制度[5]。宋代《营造法式》卷五规定，柱径按建筑物的等级确定。殿阁结构的柱径为4.2～4.5斗口(按宋式10分以一斗口计算)，厅堂结构的柱径为3.6斗口，余屋的柱径为2.1～3.0斗口。清代《工程做法》中规定檐柱柱径为6斗口，金柱柱径为7.2斗口[6]。

智化寺各殿的檐柱柱径在4.38～4.71斗口之间，平均4.6斗口。智化寺各殿的金柱(内柱)的柱径都比檐柱的柱径要大，金柱柱径在5.43～6.25斗口之间，平均5.58斗口。总得来看，智化寺各殿的柱径要比清代的柱径小，但大于宋代的规定(表1)。

表1 智化寺建筑柱径尺寸表(单位：厘米)

檐柱径与柱高之比

明代之前的木结构建筑，檐柱柱径与柱高的比例，历代均不一致，同时代的建筑也各不相同。宋代《营造法式》中规定：“柱虽长不越间之广”。清代《工程做法》中规定了柱高为10个柱径，即60斗口。

智化寺内各殿虽然是同一时期的建筑，但檐柱径与柱高的比例除了如来殿下层为1/9.64外，其余各殿都在1/10.75～1/12.32之间。北京现存的其他几座明代建筑的檐柱径与柱高的比例多在1/8～1/10之间。由此可知明代建筑比清代建筑的檐柱要粗一些，虽然檐柱径高的比值不确定，但是为清代最终确定柱径与柱高1：10的规则，奠定了基础[7](表2)。

表2 智化寺建筑檐柱径与柱高之比(单位：厘米)

柱高与明间面阔之比

明代建筑檐柱高与明间面阔在比例关系上，基本遵循宋《营造法式》中的“副阶，廊舍下，檐柱虽长不越间之广”的原则。在清工部《工程做法则例》中，规定明间置六攒平身科斗栱的宫殿式建筑，面阔77斗口，柱高60斗口，柱高为面阔的77.9%。

智化寺如来殿下层檐柱净高357厘米，如来殿的斗口为8厘米，仅为44.5斗口，比清代雍、乾时期的制度略短。如来殿下层明间置六攒平身科斗栱面阔586厘米，合74斗口。檐柱净高为面阔的60.9%，立面总体宽阔，舒朗。又如北京先农坛拜殿，檐柱净高500厘米，明间面阔830厘米，檐柱净高为面阔的60.2%，柱高比清代较矮。

智化寺内的其他各殿建筑明间均放置六攒平身科斗栱，笔者对智化门、大智殿、藏殿、智化殿、大悲堂等建筑的檐柱净高和明间面阔也进行了测量。智化殿及如来殿的斗口尺寸为8厘米，其余各殿斗口为7厘米，通过测量的数据显示，柱高和面阔的比值均比清代的比值小，檐柱比清代建筑稍矮。从各殿柱高和面阔的数值来看，各殿根据不同的等级，檐柱与面阔的比例不确定(表3)。

表3 智化寺内的各殿建筑的柱高与面宽之比(单位：厘米)

智化寺如来殿檐柱有生起

古建筑中“生起”的做法流行于唐宋辽金元各代，是古建筑的普遍造型特点。宋《营造法式》对“生起”作了具体的规定：“至角则随间数生起角柱，若十三间殿堂，则角柱比平柱生高一尺二寸；十一间生高一尺；九间生高八寸；七间生高六寸；五间生高四寸；三间生高二寸。”由此可见，平柱与角柱不在一条水平线上，从明间、次间、梢间，平柱至角柱逐渐增高，每间生高二寸，形成缓缓上升的弧线，“生起”既使建筑外形优美，又增强了建筑构件之间的结构强度。

明代建筑檐柱，生起值相对于宋代来说，大幅度减弱，虽然明初建筑都有生起，但已不能形成向心内聚力增加木构稳定的作用，可能只是当时的人们在思想上追慕古风，上仿唐宋罢了。在智化寺内，如来殿的生起较为明显，从如来殿的正面观看，可以明显看到一条中间低两端高的曲线，但是从目前实测的尺寸来看，大殿西侧角檐柱和明间西侧檐柱的高度基本一致，只有东侧角檐柱比明间东侧檐柱高4.2厘米，次间檐柱不仅没有比明间檐柱高，反而有些低，这可能是由于历次维修和地基下沉的缘故。智化门没有生起，大智殿、藏殿、智化殿、大悲堂虽然有一些数值，可能是由于历次修缮和地基下沉有关，藏殿明间檐柱的柱础风化非常严重，修缮时为了与角柱的高度一样，可能对明间檐柱进行了墩接，明间檐柱的柱础从表面上看已经消失。

到了清初，外檐柱生起的做法基本消失，改为等高[8](表4、图3)。

表4 智化寺各殿檐柱净高(单位：厘米)

图3 智化寺如来殿生起和侧脚

智化寺各殿所有柱子均有侧脚

侧脚是古建筑柱子的制作与安装的方法，宋《营造法式》中记载：“凡立柱，并令柱首微收向内，柱脚微出向外，谓之侧脚。”其中规定，檐柱向内倾斜千分之十，山柱向内倾斜千分之八，角柱向建筑中心的两个方向倾斜。

明代的木结构建筑，内外檐所有柱子均有侧脚，如明代智化寺万佛阁，为二层楼阁式建筑，不仅外檐柱有侧脚，内檐金柱直通二层之柱也有侧脚，所有柱子均向室内中心点倾斜。外檐柱向内倾斜13.5厘米，从檐柱的侧面观察，侧脚非常明显。殿内金柱底径50厘米，其高度自地面至上层楼面高611.5厘米，从如来殿扶梯转角处查看，下层的金柱一直向上延伸，成为上层万佛阁的金柱，金柱总高900.2厘米。金柱的侧脚，可以通过比较上下两层中央明次三间金柱中距面阔和进深，来计算侧脚的大小[9]。下层面阔1449.5厘米，进深819厘米，上层面阔1432.1厘米，进深800厘米，上层面阔收小17.4厘米，进深收小19厘米。将收小的尺寸除二，再与柱高进行比较，得出侧脚大小约为柱高的1/100。这种内外柱均有侧脚的做法，也是明代遵循了宋代的传统。至清代，将侧脚简化，除外围檐柱仍保留侧脚做法外，其余内檐柱已均无侧脚[10]。

柱头卷杀

明代以前的各个历史时期的木构古建筑中的柱头都有卷杀，形如覆盆。明代建筑除了南方还有保留卷杀外，北方的明代建筑则普便取消了这种做法，而是在柱头的正面抹斜一段，不做更多的艺术加工，如智化寺各殿檐柱的柱头就是此种形制。

举高与步架

智化寺各殿屋面曲线采用宋代举折制度，屋面陡峻。宋代《营造法式》的举折制度和清代《工程做法则例》的举架制度，是我国古建筑的屋面曲线确定的两种方法。按照清代举架制度所得之屋面曲线，上中下曲度基本一致，而按照宋代举折制度所得之屋面曲线，上陡下缓，两者有非常明显的区别。明代的屋面基本都是按照宋代《营造法式》所规定的举折之法确定屋面曲度[11]。

梁架中每两根檩之间的水平距离成为一步架。宋代《营造法式》中规定：“每架不过六尺，若殿阁或加五寸或一尺五寸”。各步架的尺寸都不一致，一般情况下是檐步最大，至脊步依次缩小，步架不均。清代《工程做法》中规定：“廊步按柁下皮十分之四，其余脊步架，按廊步八扣”。一般清代建筑步架，除檐步架较大外，其余各步架均相等[12]。

智化寺各殿建筑，步架深度从檐步至脊步，均明显递减，举架高度自檐步至脊步，逐渐增高变陡。刘敦桢先生在《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中详细记载了智化门、智化殿和如来殿的相关数据。

智化门“其檐步宽度等于斗栱二攒，惟金步、脊步之总宽度，仅等于斗栱三攒，而金步又视脊步略广。故自外至内，其檐、金、脊三步逐渐缩小，非皆等于斗栱二攒”(图4)。

图4 智化门内部梁架

智化殿“其步架之宽度，檐步大于平身科二攒”，“自下金步至脊檩，共占平身科四攒半。而下金、上金二步皆相等，各为平身科一·六攒。脊步略窄，为平身科一·三攒”(图5)。

图5 智化殿横剖面图

(图片来源：作者根据智化寺1988年修缮图纸修改)

如来殿上层万佛阁“檐步、金步、脊步三者之宽，等于山科五攒。就中檐步为二攒，金步一·六攒，脊步一·四攒”，“屋架总高亦分为五份，脊步高二份，金步高一·六份，檐步高一·四份，与步架之比例系数，适成颠倒相反之状”(图6)。

图6 万佛阁屋架结构横断面图

(图片来源：刘敦桢《北平智化寺如来殿调查记》)

推山

智化寺万佛阁庑殿顶使用推山做法，推山是向山面推出屋脊和檩条的做法。以推山处理的庑殿顶垂脊，其垂脊于正面和侧面，均呈舒缓自然直曲线。推山的做法在宋代《营造法式》中规定：“八椽五间至十椽七间，并两头增出脊榑各三尺”，但宋代推山，仅为早期做法，即脊榑加长。一般认为明代还未普遍使用，清代，将推山做法归入官式做法，在清代《工程做法》中规定：“庑殿正脊加长向两山推出”，清代凡是木构的庑殿顶梁架，均采用推山的做法。智化寺万佛阁为庑殿顶，其屋架结构就使用了推山的做法。

根据《营造算例》第一章通例庑殿推山项内：“除檐步方角不推外，自金步至脊步，按进深步架，每步递减一成。如七檩每山三步，各五尺，除第一步方角不推外，第二步按一成推，计五寸，再按一成推，计四寸五分，净计四尺零五分”。

万佛阁屋架为七檩大木，南北金步宽128.00厘米，脊步宽111.20厘米，根据清代《营造算例》中的算法，两山金步的宽度，应该首先减去南北金步的十分之一：12.80厘米，再减去余数115.20厘米的十分之一：11.52厘米，最后净剩103.68厘米。两山的脊步，原宽111.20厘米，减去金步已经减掉的12.80厘米和11.52厘米，剩余87.88厘米，再减去南北脊步剩余的十分之一：8.79厘米，最后净剩79.09厘米。在实际测量中两山金步宽106.00厘米，两山脊步宽76.10厘米，仅与《营造算例》相差约3.00厘米，在大木构架中完全可以忽略不计。通过对万佛阁推山各步尺寸的测量，再比较清《营造算例》中的规定，足以证明清代的推山比例，完全遵守明代的做法[13]。

又如明初建筑北京故宫神武门城楼，北京先农坛庆成宫前、后二殿，这两座建筑都为七檩大木，其屋架推山后所得尺寸都与按照《营造算例》计算出来的数值相等或非常接近。因此可以说，明代庑殿七檩大木的推山做法已经成熟和定型，并被清代所继承[14]。

收山

明代歇山顶建筑的收山尺度大于清代，歇山收山尺度是直接影响建筑外观的重要因素之一。宋代《营造法式》规定，自梢间或尽间梁缝中心线向两侧挑出，尺寸依构架椽数的多寡而定。一般为2尺至5尺不等。清代《工程做法则例》规定歇山收山尺度为：由山面檐檩 <或檐柱> 中线向内收一檩径定作山花板外皮位置。

智化寺智化殿收山为42厘米，檐檩径为28厘米，收进1.5檩径。又如明代先农坛拜殿、太岁殿、具服殿均收山2檩径左右，明显大于清代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