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土壤集中处置模式（上）

一 土壤污染现状

自2004年北京宋家庄地块事件开始，国内土壤污染事件频出，如2006年武汉赫山地块事件、2015年靖江养猪场事件、2016年常州外国语学校事件以及湖南镉大米事件等。污染土壤不仅间接地对人体健康发生影响，已经直接导致人体致癌致畸等效应。人们对土壤污染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

图1 常外土壤污染事件的报道
中国土壤污染已对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与农产品生态安全构成威胁。根据2014年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2014年4月17日）显示，全国土壤总的超标率为16.1%，其中轻微、轻度、中度和重度污染点位比例分别为11.2%、2.3%、1.5%和1.1%。在重污染企业用地、工业废弃地、工业园区、固体废物集中处理处置场地、采油区、采矿区、污水灌溉区几干线公路两侧均村子不同程度的污染物。污染物种类各有差异，主要污染物为重金属镉、铅、砷、铜和铬等，有机污染物主要为石油烃及多环芳烃等。

 

图2 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公报

随着经济发展与城市化的加速，工矿企业导致的场地污染也十分严重。尤其在珠三角、长三角及京津冀经济区等经济发达地区，由于产业结构与城市布局的变化与调整，有些化工、冶金等污染企业纷纷搬迁，加上一些企业的倒闭，污染场地不断产生。

 

图3 全国关闭搬迁地块分布

目前我国土壤污染的特点有：第一，土地国有性质，经营主体多样化，污染土壤修复主体责任复杂；第二，同时土壤污染种类复杂，有机污染、无机污染、放射性元素污染、生物污染共存；第三，修复行业起步晚，现有的修复措施粗放，修复技术、修复装备均有待提升；第四，土壤修复周期短，土壤污染面积大，分布范围广。

 

图4 土壤修复依然有点难

 

二 土壤修复与风险管控的现实意义

土壤是人类社会生产活动的重要物质基础，是不可缺少、难以再生的自然资源。没有处理的污染场地将是定时炸弹，一旦大面积爆发将会对国家可持续发展造成难以估量的影响。因此污染土壤的修复与风险管控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2018年8月31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第一条即规定“为了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防治土壤污染，保障公众健康，推动土壤资源永续利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法。” 各级政府也越来越重视土壤问题，全国各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官方网站设立专栏，定期公布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名录。

 

图5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土壤修复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党的二十大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持续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污染土壤处置不及时或处置不当，会给当地水源和土壤造成严重污染，成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瓶颈制约，严重影响当地的生态文明建设。

 

图6 绿色草原（迟国正摄，2023年）

土壤修复是治理环境污染，实现土地再利用的需要。作为人口密度非常高的国家，土壤中的污染对国人的健康影响问题不可忽视。大量的污染土壤地块日积月累，大量堆埋，若不能加以处置消纳，将加剧对生态环境和土地占用的压力。土壤的处置与清洁土壤的再生利用，关系到我国资源紧缺下的经济循环发展和民生和谐问题。

 

图7 美妙的旋律（张晓燕摄，2023年）

三 土壤修复的难点

 近年来，土壤修复技术在项目中的应用逐步多样化，主要有稳定化固化、氧化还原、热脱附、土壤清洗等技术。而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在土壤修复行业中一枝独秀，占据半壁江山。虽然质疑者众多，但无论是地方政策还是项目抉择，往往绕不开“水泥窑协同处置技术”。原因无他，发展数年来，土壤修复技术在应用上仍有诸多的局限性。

首先，场地修复周期长。理论上从修复工程设计建设到修复工程运行维护达到修复目标值所需的时间，往往需要一年以上甚至几年时间。受政策经济的影响，修复地块的决策时间段也长。待决定修复后，往往催进度赶时间。据统计，国内地块的土壤实际修复施工周期大部分不超过1年。这就导致两个问题。第一，修复周期长将影响地块的流转及后续开发；第二，人为地缩短修复周期，有很大的以周边环境或修复效果为代价的风险。

 

图8 修复周期长影响地块的再开发利用

其次，土壤修复实施过程中，国内对于整个土壤修复的流程追踪与去向方面的法规条例不够完善，且环保监管分散，修复过程中二次环境污染风险大。

 

图9 某土壤修复项目的地面积水

再次，土壤修复后，尤其是焦化冶炼厂、农药污染地块的土壤，存在异味问题。修复过程中，甚至修复达标后，由于异味问题，仍然容易遭到周边居民投诉。

 

图10北京焦化厂地块曾经遇到的异味投诉问题

最后，土壤出路问题，如土壤修复后回填，原址回填存在长期风险评估和监管问题，影响二次开发。若填埋场回填，则有选址难、审批严、容量有限、无法持续等诸多问题。综上，在这些难点下，土壤集中处置的模式逐步被提出并开始应用于实践。不同于水泥窑协同处置方式导致产能严重过剩、添加量少、仅占原材料的3%-5%的方式，土壤集中处置可有效地大量专业处置土壤。

四 土壤集中处置的国内外现状

美国于20世纪80年代之后进行了大量土壤修复工程。据估计,美国完成所有土壤的修复将需要投资2089亿美元，2018财年，超级基金获得4.53亿美元私人方面的场地清理费用与8000万美元的前期项目偿还费用，用于清理超过2.44亿立方码的受污染土壤和水，包括数千个铅污染的住宅区地块。土壤的修复周期很长，大部分需要经过30~35年。对美国1982-2005年间的977项土壤修复项目进行统计，其中异位修复技术515项，占总数的52%。在所有污染修复项目中，18%采用异位固化/稳定化，11%采用异位离场焚烧。

 

图11 1980年，美国设立超级基金（(CERCLA or Superfund)）

在欧洲每年约有21.1亿欧元用于土壤的修复及管理工作。据报道，欧洲异位热脱附、异位生物处理和异位物化处理修复技术占34.17%。在实际工程中，生物处理技术运用最多，达到35%，其中异位生物处理占16.67%。另外，将土壤作为废弃物而非可再生资源处理（包括挖掘处置技术、污染场地管制等）的工程项目在欧洲仍然占有较大比重，达到37%。

 

图12 1980s起形成的荷兰土壤修复模式

日本曾经是世界上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早发现土壤污染的国家，其立法有《农用地土壤污染防止法》(1970)与《土壤污染对策法》(2002)等，现在已成为世界上环境污染防治最先进的国家之一。 “Daiseki”集团是日本最大的异位修复公司，在日本有多处分支机构，其修复中心大多建于港口城市，便于船运。对土壤的处理方式主要有土壤分选、土壤淋洗等方法。土壤淋洗对于Pb、As等污染物比较有效，处理后的泥饼运送到水泥窑协同处置。

 

图13 “Daiseki”集团在日本的分布

上世纪80年代，台湾曾爆发过严重的镉米事件。从那时起，台湾将治理土壤提上议程。2000年，《土壤及地下水污染整治法》完成立法程序，2010年针对法案存在的不足又进行了一次大的修正，将底泥纳入，成为防治土壤、地下水、底泥污染三位一体的完整法律。台湾地区地少狭人多稠，土地资源有限，如何创造这些污染土地的再开发利用价值是目前最大的问题。在台南地区，台境自2015年首家获得土壤处置的“S类”代码，并建有修复中心台境新化厂和台境顺庙厂，主要从事对于重金属污染土壤的离场集中处置。

 

图14 台境土壤离场处置工作

在欧美、日本以及台湾地区除土壤原位修复外，均建有相应的土壤再生中心。在国内，土壤集中处置的模式也逐渐被提出，并在江苏、广东、湖南等地开始建设相应的土壤修复中心。

五 小结

综上所述，土壤集中处置模式在近年来逐步被提出，在国内有多地已经开始尝试。土壤行业模式的发展随着土壤修复治理过程中的问题与发展而日升月异，更迭呈新。避免篇幅过长（已经有小脚老太太裹脚布的味道了），此文分文上下，我们将在下篇中浅谈土壤集中处置模式的优势、适宜的修复技术、几点建议等，敬请期待。
自2018年起，于土壤修复行业内飘转碾落，写此文时，突然想到韦应物的《淮上喜会梁州故人》：江汉曾为客，相逢每醉还。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欢笑情如旧，萧疏鬓已斑。何因不归去，淮上有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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