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双堂屋到四角楼：粤赣山区林寨古村屋式的转变

从双堂屋到四角楼：

粤赣山区林寨 古村屋式的转变

From Double-Hall House to Tetrad Turret Building: The Typological Transition of Linzhai Folk Houses in Guangdong-Jiangxi Mountainous Area  

黄丽丹 冯江

HUANG Lidan，FENG Jiang

0 引言  

“林寨古村”是粤东北和平县林寨镇内兴井村和石镇村的合称，其传统格局保存完好，民居建筑具有浓郁的客家特色，尤以四角楼著称，2012年被列为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林寨镇地处东江支流浰江下游的椭圆形盆地内，南接东江正源，北通赣南。和平县处在粤赣文化交汇的区域，于明正德十三年（1518）建县，隶属惠州府，至   清光绪二年（1876）一直分设四图，林寨时名林镇，属仁义图，光绪三年（1877）更名林寨。

客家传统村落或大型宅第多有以“围”为名者，其共同之处是围绕村落或在建筑四周以连续的墙体封闭设防，表现了聚族围居的特点。“围村”指四周由围墙形成防御性边界（即村围）的村落，“围楼”则是以多层建筑的外墙为边界围合而成的集防御与居住功能于一体的大型民居。  

今日的林寨古村便包括了历兴围、厦镇围两座围村和10余座围楼，均由陈氏宗族创建（   图1   ）。

历兴围大致呈方形，由陈氏开基始祖陈元坤创建于元末明初。其四周环以墙垣，占地约6.6公顷，村围东、南、西三面各设一门，分别以体仁、集熏和聚奎为名，连接通往田间的阡陌。陈氏祖祠、以康公祠引导着围内建筑的朝向，总体朝南、略偏东，宅第环绕在宗祠的四周。  

图1 组成“林寨古村”的历兴围、厦镇围及四角楼建筑群航拍图

厦镇围在历兴围的东南，大致呈长椭圆形，由第五世陈凌九创建于清初。厦镇围占地约4.5公顷，三座围门均设于南侧。一条贯穿东西的主巷串联起东侧昘鼎公祠和西侧昱公祠、孔庙、关帝庙及广场等空间，引导村落从中部向两侧线性延伸，形成鱼骨状格局。  

在历兴围与厦镇围之间，散布着16座四角楼建筑，将两座围村连为一体（   图2   ）。  

a）林寨古村整体聚落形态

①永贞楼 ②司马第（堂横屋） ③薰南楼 ④丰翔第 ⑤朝仪第

⑥恒泰楼 ⑦福基楼 ⑧德馨第（堂横屋） ⑨广文第 ⑩永安楼

?福谦楼 ?中宪第 ?天佑楼 ?美尽东南 ?宣仪第

?大夫第 ?薰风自南（堂横屋）?谦光楼 ?颍川旧家

b）林寨现存大型宅第照片

图2 林寨古村整体聚落形态与现存大型宅第

围村和围楼两种形态共存，共同构成了林寨古村最鲜明的建筑特色，为研究粤赣山区客家宗族乡村的空间策略何时、为何以及如何从围村转向围楼提供了生动的样本。本文尝试梳理林寨古村屋式的动态衍变过程，厘清不同屋式所对应的主要建造时期和所适应的社会经济状况，揭示历史情境与聚落形态和家宅范式之间的关系。  

1 广东客家屋式研究综述

20世纪30年代初，历史学家罗香林（1906—1976）发明“民系”一词，提出客家为汉族之一民系，1933年《客家研究导论》一书中，罗香林论述了客家的源流、分布、语言、文教、人物诸方面，但未论及建筑。稍早的1930年，李启云《岭东地理与客家文化》一文涉及“居住”和“建设能力”；稍晚的1936年，李启修《客家之特性的研究》已有“屋宇的建筑”和“祖祠与祖坟的重视”两小节内容。  

1947年，地理学者曾昭璇（1921—2007）于《地学集刊》上发表《客家屋式之研究》，从文化地理角度对广东客家地区的屋式进行了广泛调查及研究，关注“   客家家屋的型式、变式、分布及来源   ”（家屋指住宅或宅第），而对于“   家屋之微细构造，如栋梁结构、墙式、檐式、饰装、艺术等，皆略而不论   ”。文中并未专门定义何谓“屋式”，从行文看即“家屋型式”。在“标准屋式”一节，对“屋式”的讨论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平面形态（家屋的组成部分正堂间、横屋间、围屋间、附属宅地及其组合关系）；立面形态及建筑材料（由基地地形、屋顶、墙壁、窗户、炮楼等构成）；房地利用（建筑各部分的功能、宅地的利用）；形态分析（大家族组织形态、防御形态、农业生活等）。文中还将不同的屋式分别归于原始期、少年期、壮年期和老年期。曾先生并非建筑家，用语与建筑术语有所不同，但所指明确（   图3   ）。此文为现代学术研究中“屋式”概念之滥觞，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图3 客家家屋标准屋式图、原始至壮年期演进图示

从20世纪80年代起，客家建筑在建筑史学领域受到广泛关注，许多重要的研究机构和学者投身到客家村落与民居的调查研究之中，尤以对闽、粤、赣三地的研究为多（   图4   ），而“屋式”的概念被含义相近的“类型”“形制”等术语替代。就广东客家民居研究而言，华南理工大学陆元鼎先生、魏彦钧先生的《广东民居》（1990年）从民系的角度展开讨论，结合自然地理环境及社会影响因素对广东客家传统民居进行了分类。1991年，同济大学路秉杰先生带领学生到梅州调查，于1996年形成《广东梅州传统民居实测图集》。清华大学陈志华先生（1929—2022）和李秋香、罗德胤等自20世纪90年代起带领学生对广东客家传统聚落与乡土建筑开展调研，完成《梅县三村》（2007年）等重要成果，以翔实的村落调查与建筑测绘为基础，结合地方文献，主要从宗族发展脉络、村落营建格局、建筑形制演进三个方面进行阐述与剖析，将对村落和建筑的考查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之中，形成了传统聚落个案研究的典型范式。梅县籍建筑史家、华南理工大学吴庆洲先生2008年出版《中国客家建筑文化》（上、下），详细分析了影响客家建筑的文化观念，对全国各地的客家建筑进行了分区域研究，讨论了不同地区客家建筑典型代表的建筑形制及营建技术，并探讨了中国古代生殖崇拜、图腾崇拜和风水思想在客家建筑中的体现。  

图4 1990—2010年有关广东客家建筑研究的部分成果

2010年以来，建筑史学者对广东客家地区具体个案、类型和分片区的深入研究不断涌现，“屋式”的概念重新得到使用。肖旻、林垚广《桥溪——华南乡土建筑研究报告》（2011年）深度挖掘地形、社会关系和家庭组织方式等因素对梅县桥溪村营建的影响，还原村内民居的营建过程与人物网络，重点关注了分家析产与建筑内部空间组织的关系。吴卫光《围龙屋建筑形态的图像学研究》（2010年）对客家建筑的经典类型围龙屋进行了文化阐释；劳楚静《粤北始兴四角楼建筑研究》（2016年）基于平面组合方式和外墙材料对始兴地区的四角楼建筑作出分类。杨星星《清代归善县客家围屋研究》（2011年）梳理了归善客家围屋建筑的发展脉络，归纳了建筑类型和装饰的特征；解锰《基于文化地理学的河源客家传统村落及民居研究》（2014年）从文化地理学视角对河源78个村落、215座客家传统民居进行了整理和文化基因分析。《建筑遗产》2019年第4期聚焦粤、赣客家方言区的风土建筑，林垚广等的《主家在梅州客家民居中的屋式选择与变通策略》明确使用了“屋式”一词；彭长歆等《“角楼”与“堂横”：河源仙坑村客家民居的形态建构》（2021年）一文以代表防御性的角楼和代表仪式性和生活性的堂横为切入点，讨论了仙坑村应对不同社会环境的建构策略。  

近年来，对广东客家建筑的研究已经从以梅州地区为主扩展到粤北、粤东北等不同的区域，且注意到粤地客家与闽、赣客家在建筑上的差异和关联。和平县位于粤东与粤北的交接处，不同的研究者将其归于“粤东客家区域”“东江客家文化亚区”或“东江流域山区”；在现实需求和学术研究中建构出来的“闽粤赣山区”日益引起关注，王福昌将闽粤赣交界区域称为“明清时期真正的东南边陲”。和平县与赣南在社会经济和建筑上的联系更密切，而与福建关联相对较弱，故本文采用“粤赣山区”之说。  

自1976年刘敦桢先生《中国的住宅》日文版（田中淡、泽谷昭次译）出版开始，东京工业大学茶谷研究室、东京艺术大学中国住居研究小组茂木计一郎、稲次敏郎、片山和俊等相继开展对客家建筑的考察与研究。总体而言，建筑学被视为日本客家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吴天跃整理了日本人类学家研究中国客家建筑的历程。2012年来，以河合洋尚、小林宏至为代表的新一代人类学者从“景观人类学”的角度发展了对客家建筑的新认识。日本建筑史家和人类学者不仅关注客家的住宅建筑，更将其内的居民生活视为重要的研究对象，分析客家传统生活中集体空间与个体空间的关系及组合模式，从社会学及人类学的视角对居民生活与建筑空间之间的内在逻辑和运行机制进行深入探讨，与历史人类学华南学派影响下的中国建筑史学者的研究有共通之处。  

2 林寨早期屋式的演化：从双堂屋到堂横屋  

曾昭璇先生所言的不同时期屋式在林寨古村中多有实例，又以双堂屋发展最早、数量最多。在清乾隆朝以前，历兴围和厦镇围内的宅第均为规模较小的堂屋和由堂屋发展而来的堂横屋。历兴围现存61栋传统民居，厦镇围现存近90栋传统民居，多为双堂屋或三堂屋。由厅堂和房间围绕天井形成的双堂屋是林寨家屋早期的基本型式。  

双堂屋有三种常见的平面类型，当地根据其开间数分别称为“上三下三”“上五下五”“上七下七”（   图5   ）。三类双堂屋的空间组织及功能布局基本一致。正门后的下厅，是日常堆放农具杂物及与邻里交流的空间，厨房常设于下厅一侧。下厅与天井之间常有一面夯土照壁，两侧各开一个小拱门。天井是建筑内部采光通风的重要保障，也供洗衣、打水之用。上厅是家庭内部的共用活动空间，为用餐、议事和待客之所。厅堂两侧便是称作“房”的居室了。在建筑宽度增加至五间或者七间时，天井的左右两侧会增设花厅，作为起居空间。林寨古村的双堂屋通常设有阁楼，一般用于储藏粮食和杂物，也可住人。  

图5 林寨常见的三种双堂屋

双堂屋体现了客家地区最为常见的“厅+房+天井”的空间组合方式，即提供礼仪性、日间使用较多的集体空间“厅”与偏重居住性、夜间使用较多的私密空间“房”围绕天井组合形成的典型模式，这种模式在整个客家地区都十分常见，一般认为是对中原屋式的沿用。受地形、宅地形状和家主财力等因素的影响，实际建造中会出现不规则形状或增加附属屋等变化。  

在家庭人口增加、经济条件允许时，双堂屋不再只是增加开间数，而是在开间和进深方向均加以扩展，形成规模较大的三堂两横式民居。此时，屋式就从双堂屋发展为堂横屋。从平面的功能组织及空间排布上看，纵深轴线的空间被强化，周围一圈的横屋朝向厅空间；整体建筑的向心性凸显，个体空间被融入集体空间中形成更大的整体。轴线进深上的天井空间被加大，加强了“门—庭—堂”空间序列的仪式性表达，同时天井数量增多，提供了更多的功能性空间（   图6   ）。  

图6 堂横屋司马第平面、立面及剖面图

双堂屋是曾昭璇先生所言的一种少年期屋式，也是林寨内各类屋式的演变基础，从开间和进深两个方向进行不同程度的扩展后，演化为多种形态的堂横屋。与粤东梅州地区相比较，林寨的堂横屋显得更为内向和封闭，正立面通常仅在正堂处朝外开门，横屋一般不能直接与室外联通，外墙较高且天井狭小，外观上防御性色彩更浓厚。  

3 治盗、贩盐与林寨四角楼的初兴  

林寨古村的双堂屋与堂横屋外观近乎一致，且在平面组织与功能构成两方面呈现相同的逻辑，依据建造时间的先后表现为宅地尺寸的由小及大，这使得从双堂屋演变为堂横屋的过程显而易见。与此相对，林寨四角楼在外观、体量上与双堂屋和堂横屋的差异颇大，这一客家大型宅第在林寨的出现是多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  

和平县地处粤赣边区，西接连平县，北与赣南的定南、龙南两县交界，四县形成了一个看似封闭实则交流频繁的区域，是官府所忌惮的流寇频发之地。明朝设置南赣巡抚，以王阳明为代表，对粤赣交界地带的流寇实行剿扶并行的政策，“以盗治盗”的管制方略总体而言行之有效，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激化了“新民”与原住民的矛盾，从而导致“贼盗”“流寇”不断产生。在长期的治盗过程中，官府与盗贼始终存在既相互合作又互有冲突的关系，并未真正解决“盗寇”的问题。

清初的海禁及迁界引发流民高潮，人口从沿海地区大量流入粤赣山区，导致粮食缺乏及土地争抢。同时，过度开发引发了多种生态灾害，各种矛盾一触即发。咸同间发生了两个重大历史事件，一件是广东土客大械斗（1854—1867年），另一件是太平天国运动（1851—1864年）。和平县志记载“   咸丰九年三月太平军石达开率部过境往连平   ”，途中曾于林寨盆地内驻扎，当地官吏促使村民搬入四角楼中防御；“   同治四年十一月康王复由连平经过和平   ”。  

另一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宗族械斗，县志记载清光绪三年（1877），和平县设保安局，盖因“   宗室大族欺凌小姓士族，县官不能治，宗族械斗相习成风   ”。自和平建县至民国31年（1942），424年间共记载有42起土匪贼寇事件，其中清咸丰年间便多达14起。  

凡此种种，造成了粤赣山区的客民长久不安的心理状态，是导致包括四角楼在内的防御性强的围屋和围楼出现的根本社会原因（   附表1   ）。  

另一方面，自明正德年间延续至清中期的农业大开发让粤赣山区逐渐成为华南农业、林业经济作物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初海上航运的停滞使得粤赣山区成为沟通华南沿海和中原地区的交通要道，清乾隆时期实行一口通商后，海上贸易通过东江迅速影响了沿途节点，由此形成了活跃的商贸流通体系，定南县墟市数量自明隆庆设县至清道光年间增至20个，和平县墟市数量则在清末达到39个。

 

与上述事件相对应，较大型的围屋、围楼建筑多集中出现在明清以来经济、人口发展较快的客家聚居区，如赣州府龙南、定南，韶州府始兴、翁源，惠州府和平、东源，以及梅县、兴宁一带。客家围屋建筑的最早实例是龙南武当的田心围，约建于明正德至嘉靖年间，形成规模和特色则在清康熙以后。赣南现存的600余座围屋中，有70%建于道光之后。英德现存46座四角楼均为清代所建，始兴现存的64座四角楼大部分建于清乾隆之后；翁源湖心坝59座客家围屋的建设高峰出现在清嘉庆后。和平县被记录在册的现存较完好的围屋有76座，其中60余座建于清道光以后，31座位于林寨古村及周边。  

和平是粤东北通往赣南的重要交通要塞。据县志记载，定南至和平段水路险僻，尤以下车墟至油潭水为最，“三十余里皆石崖壅水”，因而运输路线往往经和邑即改车走陆路（   图7   ）。林寨在这条贸易通道中承担了重要的中转作用。  

图7 历史上和平境内的陆上驿道

乾隆四年（1739），赣州府定南县计划拓宽联通两省的河道，以解决赣南至粤东北段的水运问题，但遭到和邑举人朱起玟等上书痛陈“凿河六害”，其中最为重要的“一害”即原有驿道是除梅岭外唯一与赣南相通的道路，和邑山多田少、土瘠民贫，长期的商贸解决了沿途百姓的生计，仰仗挑担糊口的沿途平民的生活或将因水路的开通而无以为继。凿河计划最终未能实施，其中未被详述的缘由还有自北宋以来一直经久不衰的贩盐私路。自北宋起实行盐区划分专卖，虔州（赣州）被划至浙淮盐区，然而从地理上看虔州与粤相接，食广盐更为合理，由此催生了一条甚至被沿途官府所包庇的私盐贩运路径。  

林寨陈氏宗族第十六世陈宗杰一支于清中叶实现了财富的快速积累，并捐得四品朝议大夫，其后十七世陈鸿铭和陈鸿鉴、十八世陈鼎年、十九世陈肇霖、二十世陈履中均通过科考或捐官获得官职，而后借助更高的社会地位来控制巨大的产业。陈氏宗族具体经营的行业包括放排（木材）、贩盐、烟草行业、赌馆、鸦片烟馆、当铺等，至第二十世时资产已十分庞大，被村中传颂的民国和平县县长陈履中（号襄廷，1875—1944）家财万贯：“   田租两千石；当铺八间分布于林寨、龙川、鹤市、老隆、黄石等地；龙、和两县各墟场店铺四十余间，年收入数以万计时。   ”  

出于壮大本房支的目的，同时为了在动乱的粤赣山区中保护自己的财富，陈宗杰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兴建了林寨第一座四角楼永贞楼，新的屋式由此发端。此后陈宗杰一支在四角楼的建设中充当了中坚力量，至十九世“肇”字辈甚至出现了鼎建5座四角楼的盛况（   图8   ）。  

图8 林寨古村四角楼主要建设者及其谱系关系

4 围村到围楼：林寨空间策略的转变与四角楼的兴盛  

四角楼的出现打破了陈氏宗族的聚落营建传统。陈氏宗族在林寨镇内的建设从历兴围起始，至明万历年间分房，再到清初随宗族的开枝散叶衍生出包括厦镇围在内的多个子围，聚落均为围村，家屋也保持着基本相似的状态。这一状态随着以单个房支为建设主体的围楼的出现而改变，围楼是一种更为高效的防御形式，其建造也更加灵活，同时反映出宗族出现了内部分化，宗族的自保不再依赖于全村的团结协作，而转变为依靠防御性更强、建造技艺更精湛的建筑，独立式围楼取代围村，成为林寨陈氏新的建造范式。  

林寨的四角楼大规模出现在清末同治至宣统年间，期间共建成11座，尤以光绪年间建设的数量最多，包括福基楼（1877年），广文第、永安楼（1881年），福谦楼（1882年），中宪第（1897年），美尽东南、天佑楼（1900年），宣仪第（1906年）共8座。此时的林寨陈氏已然成为当地最为强盛的宗族，四角楼不仅是维护财产安全的必然结果，也成为宗族各支系相互竞争、炫耀权力和财富的载体。

 

四角楼建筑的共用空间与私密空间形成圈层关系，是客家传统宗族观念的空间表达，其中厅堂是房支大家庭的日常空间核心，两侧的堂屋间是小家庭日常聚集空间，横屋间是私密居室，相同的空间形态与朝向促使成员融入大家庭中。  

将四角楼的平面与围村的平面进行对比（   图9   ），会发现两者存在同构关系。从构成要素看，围村与四角楼同样由核心祭祀空间、四周起居空间、线性交通空间、水井及庭院（天街）、防御性外围墙和水塘共同构成。  

图9 四角楼建筑与围村的同构关系

两者的空间关系亦有相似的组织方式。在围村中，宗祠建筑位于围村中心，居住建筑围绕宗祠四周，围村中类型相同的传统民居具有一致的朝向与大致相同的尺度；不同位置的水井与禾坪构成族人集体活动的场所；围墙与门楼提供了防御边界，将围村内部空间包围成一个整体。除去上述内部空间，还有水塘、农田等外部环境要素。  

陈氏于林寨古村先后建设四座宗祠，分别供奉开基始祖陈元坤（陈氏祖祠），五世祖陈昘、陈鼎（昘鼎公祠）、陈昱（昱公祠），十二世祖陈行衢（以康公祠），陈氏祖祠于2007年倒塌，古村内现有3座宗祠遗存。与此同时，大型堂横屋及四角楼则成了居住其内的陈氏后人奉祀本房支祖先之所，司马第由十七世陈鸿铭于1797年以祠堂屋的名义建成，1910年建成的大夫第在2015年修缮后于墙上设“祖屋修缮竣工序”，礼颂十九世祖陈肇霖。  

四角楼作为大型家屋，可以说是小型聚落的浓缩，同样需要强化血缘关系和家族意识，自创建之初即具备居住、议事、祭祖、防御等多种功能。伴随四角楼的大规模兴建，宗族原本祠宅分离的内部结构被各房支祠宅一体的范型所替代。  

自兴建永贞楼至民国的150年间，四角楼打破了原有的村落边界，地籍模式也随之改变，代际传递的地块尺度原本相差不大，因四角楼所需的地块尺度变大，在基址的获取过程中推动了土地的转让与兼并。林寨四角楼占地多数可达2亩，最大的谦光楼占地达4亩，最小的薰南楼占地也有近1亩；而此前的双堂屋占地则多数在0.2～0.5亩。  

同时，四角楼的建设形成了新的街巷与开敞空间，大型的四角楼建筑群成为新空间体系的组织者。连接四角楼建筑群的街巷与水渠将两座围村和四角楼建筑群在空间上联结在一起。至陈氏宗族十九世时，宗族内田地的置换买卖已十分频繁，司马第和中宪第宅基地的兼并过程被记录后得以流传，伴随宅地的易址及宗族内部人员的交叉流动，两座围村及其周边的空间和社会关系至陈氏十九、二十世即清末时期逐步融为一体，聚落走向了多核心的组团结构并留存至今（   图10   ）。  

清初

清中

清末（1911）

图10 林寨古村的变迁过程

5 防御性与生活性：林寨四角楼与堂横屋的融合  

四角楼的空间范型与堂横屋有一定的相似性，这为四角楼与堂横屋的融合提供了空间上的基础。二者均以厅堂为家庭活动的中心，内圈堂屋间是集体性和礼仪性较强的场所，往外的横屋间是不同家庭成员的个体空间，由内向外形成从集体空间到个体空间的过渡。房支中的所有人共同居住在一个四角楼建筑中，即便在屋主后代分家后，大部分仍会居住其中，部分房间的使用功能会有变化，例如将部分横屋改为厨房，但大体上仍以上述关系组织空间（   图11   ）。  

图11 林寨大夫第空间组织

无论规模大小，四角楼在平面上以厅堂作为空间的主导，组织两侧堂屋及横屋的排布，并在主轴线上形成完整的祭祀空间。四周的横屋间围绕堂屋形成防御工事，并以四角作为炮楼和垂直交通空间进行联通，在更加注重防御的四角楼中，顶层设有跑马廊，将四个角楼在屋顶相连，形成四角楼防御系统的核心（   图12   ）。  

a）中宪第

b）大夫第

c）谦光楼

图12 林寨内不同四角楼的平面、剖面及空间组织模式比对

5.1 平面的演进  

早期的永贞楼和永安楼中，堂屋只有上堂、下堂两进，均为不设柱的大空间，永安楼因作当铺用，将堂屋移至偏西。中期的四角楼以中宪第为代表，堂屋空间从两进增至三进，中堂增设前檐柱，且在中堂与上堂之间设置木屏门，区分日常空间与祭祀性空间。至后期的大夫第与谦光楼，沿用三堂之制，中堂加入木结构梁架，以两根檐柱和四根金柱限定空间，从而形成了三开间；天井两侧的檐下采用了装饰精美的木结构悬挑体系。上述特征表明四角楼建设后期堂屋空间加大、装饰性加强，堂屋占总体空间比例加大，空间的秩序感加强（   图13   ）。

     

     

     

     

     

图13 从典型四角楼平面看礼仪空间的核心作用 （左右 滑动 查看）

此外，永贞楼仅设置一个通往内院的开口，廊道在内部形成闭环，表现出很明显的内向性，四个角楼在顶层通过环形跑马廊相连，组成完整的防御体系（   图14   ）。中宪第通往内院的开口增至3个，如此两侧横屋的通达更加便利，顶层已不设跑马廊。而谦光楼通往内院的开口增加为5个，南北向的廊道和天井成为横屋的公共空间及对外通道，四角楼内部空间的连接加强，显然对日常生活便利性和舒适性的考虑更多，而防御性则相对减弱。从四角楼外墙厚度来看，永贞楼墙厚最大可达90厘米，其余部分的外墙厚70厘米；后期建设的四角楼墙厚则通常在45～55厘米，这一方面与建筑层数减少有关，同时也佐证了防御性有所削弱。  

a）永贞楼

b）大夫第

图14 永贞楼与大夫第空间组织模式对比

5.2 立面和体量的演化  

早期建设的永贞楼及薰南楼仅在立面开一个小门洞，窗洞细长，外立面平整朴实，表现出很强的防卫色彩（   图15   ）。继丰翔第后，林寨四角楼无一例外都在入口处设置凹斗，清中后期所建的四角楼入口凹斗多为4米开间，至清末的美尽东南、大夫第及民国的谦光楼、颍川旧家，凹间宽度达到7～8米，进深也逐渐加大，观感实则已近敞楹式。  

a）屋顶航拍     b）正立面

c）屋顶跑马廊

图15 永贞楼屋顶及正立面

同时，四角楼的高度逐渐降低，永贞楼与永安楼高13米以上，中宪第的横屋降至11米，此后厦镇围北侧的四角楼横屋高度降至8米，而大夫第的横屋高度仅有7米。降低高度有助于改善内部空间的通风采光，四角楼的外观也从防卫森严转向亲切平和（   图16   ）。

     

     

     

     

     

图16 四角楼立面高度的降低及开放性的增加（左右滑动查看）

立面的变化还表现于外立面的装饰，早期四角楼立面仅有白灰批荡，后期四角楼正立面开始出现复杂的装饰，谦光楼及大夫第入口檐下采用了瓜柱、雀替、挑梁等木结构构件，在表面施以繁复的金漆木雕，成为屋主财富和地位最直接的象征（   图17   ）。  

图17 谦光楼、大夫第的入口木结构挑梁及其装饰

5.3 建造技术的延续与发展  

四角楼与堂横屋的融合还体现在建造技术上。林寨传统建筑营造中最具有地方特色的是用当地黄土加石灰、河沙、河石及糯米浆夯筑而成的夯土墙。在长期的迁移及与外界盗匪、土著或宗族间的斗争中，客家先民创造出了材料易得、筑造简便、造价低廉的夯土版筑结构，既满足家族及村落防御的需求，又符合客家聚族而居、快速扩张及多次迁居的需求。  

林寨四角楼延续了堂横屋的夯土版筑结构，相较而言，堂横屋的厅堂较多结合木、石结构（   图18   ），而早期四角楼的厅堂空间以夯土墙承重为主。堂横屋通常为单层或双层，礼仪性空间以木结构承重为主，功能空间用夯土墙承重。而四角楼通常高三到四层，墙体需要承受大得多的垂直荷载，且厅堂不分层，若用木结构则建造成本高出许多，因此最初采用夯土墙承重、山墙搁檩的结构体系（   图19   ），木材的长度决定堂屋的大致尺寸；版筑墙体不能开过大的洞口，夯土墙的厚度和强度决定建筑的高度；总平面的尺寸取决于堂屋与横屋的数量及其围合出的天井与廊道空间。  

 

图18 堂横屋司马第建造体系示意图

图19 四角楼中宪第建造体系示意图

两种屋式在技术上的融合主要体现于后期兴建的四角楼，随着大型四角楼的建造技术趋于成熟，厅堂空间从版筑体系转变为木梁架体系，从山墙搁檩转变为梁柱承桁，从而更加接近堂横屋的做法。从大夫第的剖面（   图20   ）可看出木结构梁架对中堂空间的影响，首先屋顶由于梁架的精细控制，营造出屋面轻微的弯曲，梁架的加入使得中堂垂直向空间中的元素更为丰富；其次在平面上增加了檐柱和金柱，中堂空间从垂直向转为水平向。木梁架的瓜柱与梁的配合本身表达了秩序感，而精细的雕饰则弱化了两侧夯土墙原本较为单一的感受。  

a）大夫第剖面图

b）大夫第中厅梁架体系照片

c）大夫第中厅梁架体系拆解示意图

图20 大夫第剖面及中堂梁架体系

清晰简明的建造逻辑为四角楼与堂横屋的融合提供了技术基础，四角楼厅堂高度的降低、木结构梁架的引入，使林寨四角楼空间的仪式性和生活性色彩加强，四角楼与堂横屋走向融合。  

6 结语与余论  

林寨四角楼的出现和大规模建设是清代中叶以来粤赣山区人口激增、社会冲突不断、陈氏宗族财富快速积累等因素共同影响下的结果。  

林寨陈氏宗族往来于赣南、惠州府、广州府和粤东沿海地区之间，进行烟草、木材及海盐的贩卖，实现了宗族财富的快速积累，并通过捐官和科举提升社会地位，由此具备了建造围村和四角楼的财力。由于众多宗族械斗事件、“盗寇”四起及官府管制不力，赣南地区在清中叶后集中出现大量围屋，受到赣南深刻影响的和平地区也开始采用新的屋式。乾隆末年，陈氏宗族的空间策略从宗族共同经营围村转变为由单个房支主导兴建围楼。  

林寨古村家屋屋式总体上经历了从双堂屋到堂横屋再到四角楼的发展过程，在历兴围和厦镇围中，双堂屋是最基本的屋式，为适应家庭人口的增加而逐渐发展出三堂屋、堂横屋等型式。堂横屋数量较少，表现为一种过渡类型；清代中叶，陈宗杰所在房支兴建永贞楼，林寨首次出现了四角楼这一屋式，并在晚清臻于鼎盛。早期四角楼结构以版筑夯土墙承重为主，结合山墙搁檩，堂横屋则在礼仪空间中较多采用木结构体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四角楼高度变矮、墙体变薄、厅堂变宽并引入了檐柱、金柱和木梁架，在空间组织方式和结构体系上，四角楼和堂横屋两种屋式在晚清时期得以融合。  

本研究将林寨古村置于粤赣山区更为广阔的视域之中，结合区域史、家族史和建造史开展动态历史研究，分析林寨陈氏家族空间策略转变的拐点，解释古村当前形态生成的原因；阐释林寨屋式演化的过程，剖析不同屋式在空间组织和建造体系上的差异与关联。研究中也存在着诸多未解之处，如学术术语与地方名谓之间的差异、住户生活方式的变化和对家屋空间的改造等，仍有待进行更深入的调查与研究。  

（   本文在黄丽丹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整理而成，撰写过程中得到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肖旻老师的指导和广州美术学院吴天跃老师的有益建议，硕士研究生孔令融、张振杰、李念依在论文写作过程中提供了整理文献资料和图纸的协助，特此致谢！《林寨古村测绘图集》由华南理工大学历史建筑保护专门化方向2016级同学完成，指导：冯江，助教：黄丽丹。   ）

附表 林寨古村空间演变过程与社会经济动因

微信编辑：张维欣

责任编辑：杨   澍

审核：赵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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