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不想知道，清代，河长制是什么样子的吗？

洪水退却后，一块埋藏在河底的刻字石碑得以重见天日，前不久，浏阳市集里街道西湖村村民徐先生就有幸遇见，并见其字迹清晰，碑文颇具意义，便喊人将其搬回家中，经过逐字推敲，他觉得该石碑应该属于文物，并与记者取得联系。

记者与市博物馆专家任新民前往考证，揭开了一百八十多年前清朝道光年间一段关于河道管理的历史。

石碑是在西湖村一条小河里发现的，在这条小河与浏阳河大栗坪闸坝汇口处，河水仅没过脚踝，徐先生指着一座被藤蔓掩盖的古石拱桥说，他就是在这里发现了这块规整的石碑。

“以前我们也经常从这里过，但没有发现有这么一块石碑，可能是上个月洪水将这块石碑冲刷了出来。”徐先生说，洪水退却后，小河里水浅且清澈，前不久他从河边经过时，不经意间发现河水下浸泡着这么一块长方形的青石。

出于好奇，徐先生下到河底，透过清澈的河水，他隐约发现青石上刻着文字。“有文字肯定就是一块石碑，所以我就挑能辨认的文字，大致了解到这是一块与河道管理有关系的石碑。”徐先生说，通过查看石碑的落款时间，他觉得这块石碑不简单，“时间部分有缺失，但能辨认出一个光字，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清代道光年间所立。”

此外，徐先生还在碑文中发现了几个人名，其中一个就是清代道光年间当地比较有声望的人物邱之稑。“他是浏阳礼乐创始人。”这一发现，让徐先生十分惊喜，他认为该石碑应该属于文物，希望能有文物专家前往考证，如系文物，他愿意归还国有。

记者联系了市博物馆专家任新民，并将徐先生拍摄的石碑照片发给了他。

在查看照片上的碑文后，任新民对此也十分感兴趣，他告诉记者，从可辨别的文字来看，该石碑属于为了管理河道而设立的告示文，具有政府官文性质，有约束性，“这种专门针对河道管理设置的石碑，在浏阳发现的并不多。”

在徐先生家中，任新民仔细查看了石碑，并现场对碑文进行了释译。“碑文都没有标点符号，且部分为文言文，所以需要标注标点符号，以便现代阅读。”任新民说。

经过释译后的碑文内容为：“今因上年不法舟差籍运粮派丁淘洪按户叫嚣，闾间小民实系受其屠毒，具禀邱之稑、邱之觉、刘我寅等。奉宪批示严禁：浏阳县虽属滩河，货船既无阻滞，粮船何至难行，准出示严禁押差船户人等，不得籍运漕粮大堤毁坝毁车，致碍粮田灌溉，如遇滩浅之处自行淘洪前进，亦不准按粮派丁，故滋扰累，如敢不遵，定行拿案，严行重处。道光十四年(1834年)十月初三日示”。

“这是针对河道管理的弊端，通过当地知名乡绅禀报浏阳县府，并奉宪批示发布的一则河道禁令。”据任新民介绍，碑文的大意是说往年有一些不法之人借口河道运粮，向当地民众摊派疏通河道的任务，导致民众深受其害，现通过当地乡绅邱之稑等人禀报县府，特颁布禁令，并对不遵循禁令的明确了处罚措施。

据《清史研究》《中国水利史》《清代河道总督研究初探》等资料，清代河道管理制度主要承袭明代制度。明代灭亡以后，清政府出于保证漕运的重点考虑，于顺治元年(1644)设置河道总督一职，专门负责黄河、运河、淮河等流域的治理与防护，并形成定制。

随着治河工作的全面开展，对河道职官的设置与职能发挥的要求越来越细化。至雍正时期，清政府将河道总督这一职司一分为三，分别为江南河道总督、东河河道总督与北河河道总督，最终建立起一整套比较完备的河道管理制度。

清代除河道总督专门负责治理河患以外，还经常性地派出中央河防专员。而且，清政府也沿袭了明代地方官员协同治河的规定，最终发展成为由河道总督、地方督抚以及中央河防专员共同参与治河事务的三重河道管理模式。

“在地方，一般都由县府负责河道的管理，与现在相比，虽然没有明确提出‘河长制’的概念，但也是由专人分辖区负责。”任新民认为，碑文中提到“具禀邱之稑、邱之觉、刘我寅等”，实际上就是由此三人负责该河道的管理。

《历代琴人录》记载，邱之稑自幼喜好音律，且熟谙琴学，决心创制古乐，长大后虽然饱读诗书，却无心科举，专事古乐研究。道光年间，浏阳县令杜晓平奉上谕倡祀孔乐舞，邱之稑为总教习。通过努力，邱之稑仿古制，制成浏阳古乐。

邱之稑所著《 律音彙考 》

“邱之稑在当时是比较有声望的，所以通过他们来管理河道，能起到很好的令行禁止的作用。”任新民说，清代中后期通过有声望的乡绅来管理河道，在此之前也曾有发现过，“几年前，我们在杨花观音阁庙下游河边约200米处，也曾发现过一块立于清朝嘉庆年间关于河道管理的石碑，这说明前人的管理智慧沿用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