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聚族而居到中西合璧：浙江方岩民居的发展变化

本文在查阅历史文献、建筑测绘和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比较分析浙江省岩下村在16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之间建造的五幢民居。认为不同时代建造者迥异的社会地位和价值观，以及来自香客不断变化的需求推动了岩下民居的发展变化，并使其逐步具有新功能、新空间及新思想。

1 历史和文化背景      

2 聚族而居——得耕居      

3 多进私有院落——程立重庄园      

4 单进三合院建筑群——风·雅·颂      

5 季节性家庭旅店——程成昌旅店      

6 中西合璧式洋房——程仁昌旅店的第四次扩建      

7 结论            

从聚族而居到中西合璧：

浙江方岩民居的发展变化

Beyond the Invariable Style：The Development of Residential Architecture in Yanxi a Village， Zhejiang Province  

 

赵 巍

ZHAO Wei

0 引言  

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研究，中外学者通常专注于界定建筑的原型，以及总结构造方法和空间关系上的共性与特点。例如，梁思成在他的《中国建筑史》绪论里总结归纳了中国建筑的四个特点：一、以木料为主要构材；二、历用构架制之结构原则；三、以斗栱为结构之关键，并为度量单位；四、外部轮廓之特异。林徽因把这些特点总结为“   屋顶、台基、斗栱、色彩和均称的平面布置   ”。致力于研究中国建筑史的夏南悉（Nancy Steinhardt）教授认为建造于不同时代的、功能和尺度迥然不同的中国传统建筑有毋容置疑的相似处（exhibit unmistakable similarities）。基于梁思成的论点，夏南悉认为中国建筑不但具有原型（archetype），且不随时间而改变（Chinese architecture is arche typical，but not chronotopic）。这个原型包括五个元素，即基座、大木结构、斗栱、木构屋顶和瓦质屋面。她进一步总结了中国建筑在空间组合和秩序、构造尺度、模数和方法，以及颜色应用上的十个特点。另一位当代建筑学家缪朴在《传统的本质》这篇论文里也总结了中国建筑的十三个特点，包括分隔、按人分区、微型宇宙、室内外合作、主从单元的串联、线型公共空间、接合而非转化、正格与变格并存、人工与自然分离、室内的两套尺度、简单的背景、二维线条构图和带故事的形式。相比而言，梁思成和夏南悉的总结偏重建筑的实体特点，而缪朴基于现象学的研究方法作出的归纳更关注建筑的空间体验。尽管如此，这几位学者都描绘了中国传统建筑的一个“公认的（universally recognized）”原型，而这个原型的存在便导致“许多中国建筑看起来就像其他的中国建筑一样（many Chinese buildings look like many other Chinese buildings）”。  

夏南悉认为以梁思成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建筑师对传统建筑原型的探究为中国建筑史研究提供了范本（canon）。继他们之后的建筑史著作基本都遵循这个范本，把中国古建研究按照时间、类型或地域分类。乡土建筑的研究也传承这套方法，即把乡土建筑按类型或地域总结归纳，或在此基础上作比较研究，例如《乡土瑰宝》系列丛书。这套九册（十本）丛书是由清华大学陈志华、楼庆西和李秋香以及近200名学生在历时十七年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按专题编写的。其中四册以装饰为主题，另五册（六本）以建筑类型为主题，包括村落、住宅、庙宇、宗祠和文教建筑。以建筑类型为主题的每册书都是以概括此类建筑的共性作为开篇，余下的每一章节则着重描述不同地区的代表建筑。这种研究方法固然非常重要，因为它能让读者对位于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乡土建筑有深入的理解。但是这种偏重于类型学的研究往往不会关注在同一建筑风格下空间意义和特性的不同。换句话说，类型学研究通常会忽略居住者以及他们的日常活动对建筑空间及场所意义的影响。例如，现有对浙江民居的研究通常侧重于建筑和空间类型的分类，以及在此基础上和其他地方民居的比较分析。  

本文试图从另一个角度研究中国乡土建筑，特别是住宅。这个新视角从居住者的角度理解和分析建筑空间的变化及意义，包括空间关系、空间特性以及空间的使用。不同于宫殿和庙宇等传统建筑，“   乡土建筑是乡土生活的舞台和物质环境   ”，并且“   可能会随时间而改变以适应不同的需求   ”。通常来说，需求的变化一般不会改变建筑的总体结构，而仅会改变建筑内部的空间组合、功能和特性。对于乡土住宅来说，这种需求的变化通常来自家庭结构、身份和资产的变化。不仅如此，宗族势力及人口的发展、社会及政治环境的改变、新思潮的注入，以及新的生活方式等外因也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住宅。在内因和外因的推动下，居住者不仅会逐渐改变其居住环境，还会重新阐释建筑空间的含义。与此同时，先前住宅中已经形成的空间关系和特性会限制和塑造人们对其居住空间的使用和改变。换句话说，乡土建成环境和其内在的人居文化是一个动态发展又相互制约的关系。  

本文以浙江省金华市永康市岩下村五个建于16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的住宅为例来解析当地民居的发展变化。这五幢居住建筑，除了没有使用斗栱，都遵循夏南悉所描述的“原型”，其空间构成都符合缪朴所总结的“传统的本质”。它们都属于阿莫斯·拉波波特（Amos Rapoport）所定义的院落住宅。换句话说，位于岩下的这五幢建筑属于同一类型的民居，并具有和其他浙江中部民居相似的平面和外观，例如同样位于金华市境内的俞源村民居。它们的建成环境、建造背景、建筑构造及细部在笔者之前出版的《岩下老街》里有详述。在这个认知前提下，本文背离传统的、以类型学为基础的研究方法，通过分析典型建筑来归纳和总结方岩地区乃至永康地区乡土建筑的构造和形态特点，专注于比较岩下村住宅空间关系和意义的演变过程，并探究导致其发展变化的推动力。通过比较分析，本文试图论证，这五幢看起来雷同的住宅在空间本质上大相径庭，并分别代表岩下村乡土住宅发展的不同阶段。每幢建筑的原始设计以及后续改建都反映了当时程氏家族的社会地位、资产状况和价值观，以及庙会香客对建筑空间、功能和寓意的需求。从空间功能和意义上分析，当地人居传统从聚族而居的模式逐步演变成了具有季节性服务功能和空间表现力的中西合璧式洋楼。  

1 历史和文化背景  

岩下村是位于浙江省中部的一个程氏血缘村落。村庄位于南北向的山谷内，西侧是具有典型丹霞地貌特征的方岩山，东侧为一些小的山丘。据家谱记载，程氏于1320年从安徽槐塘迁居永康，在1353年又移居岩下。当时的岩下仅仅是一个位于上坑内的杂姓村落（   图1   ）。  

图1 岩下村环境特点

岩下村的发展经过两个阶段。在19世纪中叶之前，程氏家族在方岩地区的壮大是岩下村及其乡土建成环境发展的主要推动力。在此期间，岩下村居住建筑的发展模式还具有一定的区域性。例如，岩下村内建于16世纪初期、支持聚族而居的住宅在方岩地区其他程氏村落里也可以看到。村内建于18—19世纪的三合院则代表了当时永康地区民居的主要形式。但是在19世纪中叶以后，岩下村的发展主要受每年阴历八九月间的胡公庙会，以及众多远道而来的香客的影响。胡公原名胡则（963—1039），永康胡库人。在一系列政治和文化因素的影响下，胡则在12世纪早期被供奉于位于方岩山山顶的广慈寺内。以胡公信仰为主题的方岩庙会从何时开始已无从查证，但1698年编辑的《永康县志》对庙会的盛况已有记载。在1849年庙会期间，广慈寺失火。岩下第一家旅店程隆兴在当年或次年开业，即程氏开始在自己家里招待远道而来的香客。在这之后的一百年间，香客对建筑空间、功能和寓意的需求，以及程氏家族内部有关经济利益的竞争进一步推动了岩下村住宅形式的发展。到20世纪中叶，岩下村沿着香客进香的必经之路发展为一个三里长的线性村落。老街两旁错落有致地建有40多个旅店和经营贡品及地方百货的商店。  

2 聚族而居——得耕居  

作为岩下村现存最古老的建筑，得耕居被岩下程氏尊称为祖屋，该建筑是程氏家族的象征和家族集体认同感的实体表现（   图2   ）。这一集体认同感是由对程氏先祖聚族而居的记忆以及得耕居内公共空间所承载的意义建构的。“得耕”两字取自三世祖程权（1333—1385）在岩下建造的第一座院落的堂号。这两个字代表着程权留给后人的“终身得耕陇亩足以”的慧心。  

图2  20世纪中叶岩下村示意图

得耕居始建于16世纪初，由七世祖程鍨（1474—1548）建造。岩下当时还是一个杂姓村落，程鍨希望程氏子孙能够在得耕居内聚族而居。得耕居于乾隆年间失火，并于1789年重建并大体得以保留。得耕居宽约28米，长约54米，为门楼式两层两进十五厢院落（   图3   ）。院落内沿轴线依次布置程氏家族的共有空间，包括前院、前厅（又称花厅）、戏台（下有水池）、后院和后堂。厢房为居住空间，上下两层通过内部爬梯连接。除了正门之外，得耕居还有四个侧门，侧门通过和外墙垂直的走廊与院落连接。这四个走廊除了有防火和将木结构分段的功能，还最大限度地保护了每个小家庭的隐私，并为聚族而居这种生活模式提供了出入的便利。  

图3 得耕居平面图

作为聚族而居的建筑载体，得耕居不仅是一座住宅，更是家族成员的文化和社会活动中心。这一传统即便在大部分程氏后人搬离得耕居之后也一直保留。例如，正月期间，家里没有厅堂的程氏后人，会在前厅挂上太公太婆的画像，借此地孝敬他们。在没有倒塌之前，后堂是族人办理红白喜事的地方。后堂倒塌之后，丧事改在前厅办理，喜事则因为村民经济条件的改善而多选择由酒店承办。如果说接近正方形的一进院落连并开敞的前厅主要是礼仪空间，那么长方形的后院则是族人的主要文化场所。后院的戏台在每年除夕或正月会上演“平安戏”。平日里偶尔也会有族人由于做寿等原因请戏班来演三天三夜的戏。在那几天，得耕居就是村里最热闹的地方。前厅成为后台，还是戏班的临时住所，整个后院以及后堂都挤满了来看戏的男女老少，住在后院厢房里的族人还会邀请亲朋好友到“包间”里看戏。有时，还会有人在后堂里卖馄饨、熏豆腐和花生米之类的小吃。  

得耕居所具有的文化和社会意义还延伸到其门前的空间，使其成为程氏族人文化及生活的舞台。这个空间包括一个小的空场以及空场前面一个半月形的、被当地人称为“前塘”的水池。每年正月十四，长达一百多“桥”的龙灯就在这个空场上接好后出发，并在巡游过整个村庄和方岩山之后回到这里。虽然得耕居内的住宅在21世纪已经大部分空置了，得耕居前的空间每天从早到晚依旧热闹非凡（   图4   ）。在每个平常的日子里，都可以看到妇女在塘边洗衣服、洗菜并唠家常；男人们在钓鱼、下棋或摆龙门阵；孩子们在玩耍；老人在打麻将。阳光明媚的日子里，空场上还会摆满人们晾晒的衣物和干菜。这种日常的使用和维护，让许多村民对得耕居前的空间有强烈的归属感，进而潜意识里把这个公有空间视作家庭空间的延伸。  

图4 得耕居前热闹的公共空间

3 多进私有院落——程立重庄园  

程立重庄园建于18世纪中叶，是岩下村现存建造最早的单户院落住宅。程立重（1736—1793）为程氏第十五代后人，他是备受程氏子孙敬仰的程际烈（1646—1725）最小的爱孙。岩下重要祠堂之一作勳公祠就是程际烈的两个儿子为其父亲建造的。这座庄园建造于程立重迎娶邻镇知县女儿之前，由知县出资建造。因此，和具有聚族而居功能的得耕居相比，程立重庄园仅旨在为一对年轻夫妇提供周全、奢华和私密的生活空间。程氏之所以能在彼时于岩下建造一个如此规模的私有院落，是因为那时的岩下村已经在十几代程氏后人的努力下发展成了一个独姓的血缘村落。这个血缘村落形成的标志是建造于18世纪中叶和后期的作勳公祠和世远公祠（   图2   ）。血缘村落形成的另一个佐证可以从临近村落的家谱里找到，即从岩下村出嫁的女孩在当时已全部姓程。血缘村落的形成和祠堂的建立无疑代表了当时程氏家族的社会地位和资产状况，而这新的身份则反映在程立重庄园的选址、平面布局和空间特性上。  

程立重庄园建于当时村落的南端，位于蜥蜴山和方岩溪之间。整个庄园包括一个三进院和一些室外辅助空间。相比建在平地上的得耕居，程立重庄园需要解决位于蜥蜴山脚下的老街和方岩溪河谷之间将近一层楼的高差。为解决这个问题，建造者将三进院布置在靠近老街的一侧，并把它建造在一个用巨石和夯土垒砌的高台之上。这样做不仅解决了场地之内高差的问题，而且使三进院从河谷一侧看起来愈加高大。此外，程立重庄园还是岩下仅存的将菜园和池塘等功能设施围合在院墙之内的建筑。庄园主入口位于老街上，和庄园大门相连的是一个名曰“八尺路”的小巷。小巷沿地势而建，并连接位于两侧的三进院、花园、“屋里井”“屋里塘”、用于储物的走廊和菜地（   图5   ）。总体而言，在庄园的选址上，程氏当时的社会地位和资产状况使得年轻的程立重能够突破场地的局限，把他的新房建造成有塘有井有地、既高大又实用的生活空间。  

图5 程立重庄园复原平面图

尽管得耕居和程立重庄园内的三进院在平面尺度上十分相似，两座建筑的平面布局和空间意义却大相径庭。相比得耕居以功能性为主的布局，程立重三进院则力求创造空间秩序，以及住宅的奢华性和私密性（   图5   ）。庄园的居住部分包括坐北朝南的三进院落。第一进院落整体尺度及布局和得耕居第一进院落相当，即正房加厢房围合成颇具仪式感的正方形明堂。第二进院落为四合院，虽然整体进深和第一进院落相同，但是倒座的增加使明堂尺寸减半，尺度变得更加亲切。第三进院落总体进深和明堂尺度均为第二进的一半。换句话说，三个院落的空间尺度自南向北沿轴线逐级递减，院落的性质也从仪式性的外院，过渡到半私密的中院，最后到私密的后院。值得注意的是，进入每进院落的门均沿中轴线布置，如此设计必然会使居住者在穿过交替布置的明堂和厅堂时，能最直观地感受到空间尺度的变化。  

除此之外，程立重还通过一些建筑和装饰细节来彰显程氏当时的社会经济地位。这些细节可以在保存相对较好的第一进院落中看到。例如，在第一进院落的东北和西北角，各有一个供通风采光的小天井。更重要的是，两个天井和明堂组成的一个倒置的“品”字，有“官高一品”的含义。另有一些细节体现在大小木作的细部和装饰上。例如，月梁和雀替上都雕有层次丰富并寓意吉祥的图案，包括卷草、花卉、鸟兽或回纹（   图6，图7   ）。二层栏板呈曲面并略微出挑。居住在院落里的程立重后人还提到正房明间曾经有六扇精美的雕花门扇。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细部是台明外侧用条石铺设的排水沟。这些精美的细节代表了明末清初江浙地区士大夫住宅的典型做法。在岩下，这些做法于19世纪中叶之后建造的住宅中便不再使用。  

图6 程立重庄园第一进院正房里粗大且雕琢精美的月梁

图7 程立重庄园第一进院正房前雀替及略微出挑的曲面栏板

在空间特性方面，三个院落既有联系，又保持了各自的相对独立和私密。具体来说，每两个院落之间仅通过位于防火墙一层中部的门相通，而每个院落内的二层空间则通过设置在该院落内的一到两个楼梯和一层相连。如此设计的好处便是当程立重在第一进院落里招待其友人的时候，他的两房夫人、七个儿子和若干孙子仍旧可以在后院享受相对安静和私密的家庭生活。  

4 单进三合院建筑群——风·雅·颂  

风·雅·颂是三幢独立的三合院，分别建造于18世纪末到19世纪中叶期间。三个院落的平面均效仿程立重庄园第一进院，且院落之间有门道相连。风·雅·颂的建造代表了岩下及附近村庄住宅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即单进三合院成为当地住宅的主要形式。  

风·雅·颂坐落在岩下村当时的北门之外，位于蜈蚣山和方岩溪之间（   图2   ）。“雅”原名“怡金堂（亦或贻经堂）”，由程立重的后人于1797年建成。不久后，这家人在怡金堂的南侧加建了一幢规模相当的三合院。若干年后，曾任州司马的程礼进（1778—1862）和程乐镛（1832—1866）父子买下了这两幢院落，于1860年后在“雅”的北侧加盖了第三个院落，并在同年或次年开始经营义丰旅店。程乐镛分家后，这三个幢院落分属他的三个儿子。于是三幢院落自南向北按房号得名风·雅·颂。分家后，程乐镛幼子在北边院落里继续经营义丰旅店并改名为义丰老店。二子继承“雅”，并经营义丰雅记。长子因家中人口多，未曾开店。  

虽然风·雅·颂在平面布局和建造方法上很相似，但是每幢建筑内部的空间关系、建筑细部、雕刻主题，以及建筑和场地之间的关系各有不同（   图8   ）。而正是这种区别代表了建造者当时的社会地位和价值观的改变，以及社会文化背景的变迁。  

在建筑和场地的关系上，每幢院落的建造者都要面临如何在不理想的场地内尽可能建造完美建筑的挑战。一方面，三幢院落都面临和程立重庄园一样的问题，即老街和河谷之间的高差。它们的解决方法同样是把房子建造在用巨石和夯土垒砌的高台之上。另一方面，三幢院落在解决建筑外墙和方岩溪之间关系的做法上却大相径庭。最早建造的“雅”的西墙不垂直于南北外墙，这个角度或许代表着方岩溪当年河道的走向。而若干年后建造的“风”则拥有完美对称的平面，其西墙突出“雅”的西北角将近两米。也就是说，“风”的建造很可能是在改变方岩溪河道的前提下完成的。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方岩溪在“风”的西南角外转了一个异常不自然的接近于直角的弯。位于上游的“颂”，由于受河道走向影响不大，所以仅顺着河道做了小的调整。很显然，建造者财力的不同直接决定了他们改变场地的能力。  

虽然风·雅·颂都是三合院，但是院内的空间关系和特性却不尽相同。第一个区别是天井的有无。与程立重的第一进院相同，“雅”在正房和厢房的转角处也有两个天井，并和明堂形成“品”字形平面。“风”在建成初期也有“品”字形的平面，但是这两个天井后来应该因为人口增加被改成厢房。“颂”则没有天井。另一个区别是明堂空间的设计。具体来说，“雅”的明堂四周均有较宽的檐廊围合，宽敞的正房明间面向明堂，台明外用条石做排水沟，明堂用条石铺地（   图8   ）。相比而言，“风”虽然有宽敞的明间，但明堂仅在三面用相对较窄的檐廊围合。虽然用条石做排水沟，但是明堂用鹅卵石铺地。“颂”则在各个方面都更逊一筹。其正房明间和次间面宽相同，檐廊相比“风”更窄，明堂不做排水沟，并用鹅卵石铺地。由此看来，“雅”的明堂更加宽敞明亮，具有隐喻和礼仪性，且造价更高。最晚建造的“颂”则采用了更为经济和实用的做法。

图8 风·雅·颂平面图

这三幢住宅在装饰主题和细部上也有很大区别。“雅”拥有和程立重第一进院落相似的雀替和呈曲面的二层栏板。雀替曾经是结构部件，协助承托长跨度的檐枋。随着构造方法愈加成熟，雀替等构件逐渐失去它们原有的结构功能而转为纯装饰部件。呈曲面的二层栏板不仅飘逸优雅，还有保护雀替不受雨淋的功能。当装饰性的雀替也被省略了，曲面栏板就被简单的垂直栏板所取代，比如“风”“颂”和之后建造的住宅。另一个重要区别是“雅”的明间使用整根月梁且其两端有精美的卷草纹装饰，而另外两幢住宅在明间仅采用了直梁穿斗式做法（   图9   ）。最后一点，虽然“风”和“雅”在大木装饰和小木装修上都异常精美，但是风格迥异。早期建造的“雅”以抽象几何纹样为主并附有吉祥寓意的符号。“风”则多采用繁琐具象的图案（   图10   ）。例如其正房前的梁托都雕有三维镂空都市或园林场景，煞是精美；花窗上还配有“宝石”做装饰（   图11，图12   ）。相比之下，“颂”在檐廊下没有使用月梁，窗户也仅采用了简单的格子窗棂。

     

     

     

     

     

图9 风·雅·颂剖面（左右滑动观看）

图10 “雅”（上）和“风”（下）内雀替雕刻细部对比

图11 “风”正房前的梁托

图12 “雅”（左）和“风”（右）内花窗对比

风·雅·颂空间特性、建筑细部和装饰主题的不同无疑展现了建造者社会地位和资产状况的差异。   更主要的是，这些变化还代表了人们价值观的变化，即如何衡量建筑空间的品质和意义。   在“雅”建造的18世纪末，资产雄厚的士大夫会选择宽阔而有层次、石条铺地的明堂，配上高敞的明间和精美雕筑的月梁，因为这里是他们款待贵客的地方。   他们还钟爱“品”字形的平面，希望借此高升，且心仪于抽象和经典的木雕图案，以显示他们的文艺情怀。   仅仅几十年后，“风”的建造显示出人们对空间品质的追求逐渐演化成对装饰的偏好，同时开始在装饰图案中赋予吉祥寓意。   “颂”在空间品质和建筑细部方面的进一步简化可能一方面暗示着建造者在当时略显单薄的财力，另一方面也代表了岩下住宅建筑发展的一个新的趋势，即更注重建筑的实用性而减少不必要的装饰。   在家庭旅店业发展的背景下，人们对“实用性”的定义也会不断更新，这一点将体现在后文分析的两幢住宅中。

5 季节性家庭旅店——程成昌旅店  

程立重的曾孙程昭丰（1855—1928）于20世纪初在岩下“城头”之外，老街和狮子山之间建造了程成昌旅店（   图2   ）。该旅店为三间五厢四合院，东厢房后面建有厨房、储藏室和卫生间，院落北墙外还有一个附加的厨房和储藏室（   图13   ）。程成昌旅店主体院落的占地面积和风·雅·颂相似，但是相比之前的住宅，该院落在空间关系、面积分配以及建筑朝向方面都有明显改变。这三个相互关联的变化使合院这个住宅形式从私有宅院有效转变为具有季节性家庭旅店功能的住宅。与此同时，这种新的四合院也代表了20世纪初岩下住宅的新模式。  

图13 程成昌旅店平面图

三合院到四合院的转变是程成昌旅店和岩下早期住宅相比最明显的区别。或许是因为场地尺寸的限制，程成昌旅店一层倒座没有檐廊，二层没有外走廊。这种简易的倒座不禁让人猜测程成昌的建造者是否参照“雅”的平面，并把其明堂南侧的檐廊转变成倒座？显然，这种转变的唯一优势就是增加了房间的数量，虽然这些新增的房间通常会冬季阴冷而夏热闷热。除此之外，倒座的出现还使南墙的设计变得更加拘谨，即这种四合院的南墙不可能像得耕居的立面一样高低错落，并在中间建造重檐牌楼式门楼。  

程成昌在设计上的第二个改变体现在面积的分配上。虽然程成昌旅店主体部分的占地面积以及明堂面积和一百年前建造的“雅”基本相同，但是程成昌每层有16间房，而“雅”只有7间。即使把“雅”内的每个天井改为两间房，每层也总共不过11间房。总面积不变而房间增多是因为程成昌的正房进深比“雅”短1米左右，如此省下的面积被转移到院落其他地方，比如由檐廊转化而成的倒座。程成昌旅店还在北墙外建有支持商业功能的辅助空间。  

程成昌旅店的第三个创新为在已有的南北向轴线基础上增加新的东西向轴线，连接面向老街的正门、明堂和位于院墙东侧的辅助用房。这个新增加的东西轴线无疑改变了院落的空间体验（   图14   ）。

图14 程成昌旅店剖面图

这三个变化是相辅相成的，即在院落总面积和明堂大小不变的前提下，倒座的增加势必要减小其他房间的面积，并改变建筑的入口和空间体验。究其变化的原因，笔者认为当住宅需要同时满足季节性家庭旅店这个功能的时候，“设计”的重点即从如何提供舒适的居住环境转变为如何增加房间的数量以接纳更多的客人。与此同时，建造者不再推崇精美的南立面和入口，而是选择朝向老街的、更方便客人的东西入口。由此看来，家庭旅店业的发展是导致岩下居住建筑如此演变的主要推动力。相比而言，位于方岩山谷北面的橙麓村因为没有发展家庭旅店，20世纪初建造的院落依旧以三合院为主。而在岩下，这些已有三合院貌似无足轻重的变化有效地将传统住宅转化成了季节性家庭旅店。  

更重要的是，住宅被赋予的新功能还改变了其空间特性。这种改变在程成昌旅店中主要体现在公共空间的使用和厢房的功能上。岩下住宅中的正房明间，又称“西间”，通常可以向明堂完全敞开。西间是住宅中最主要的空间。它不仅是起居空间和餐厅，还是操办红白喜事和祭祀活动的礼仪空间（   图15   ）。作为旅店的公共空间，西间还是大堂和接待空间。不仅如此，如果客人因天气原因不能上方岩，西间还会变成临时祭祀胡公的场所。每天晚上，半开敞的西间和檐廊，联同开敞的明堂会转变成旅店的餐厅和剧场。在旺季，半开敞的空间还会被“改造”成最经济的“客房”，从而使程成昌每天能接纳的客人多达300以上。除此之外，面向老街的五间西厢房的空间性质也有所改变。首先，中间的一间为入口，其余四间在庙会期间为店堂。不仅如此，南边的两间进深加长并逐渐向老街外凸，最南边的一间在二层还和老街另一侧的程振兴旅店（程昭丰弟弟的旅店）相连，形成一个过街门楼（   图16   ）。有时在门楼下还会有流浪艺人唱戏。如此一来，老街在程成昌旅店门口形成了一个瓶颈，以至本来熙熙攘攘的老街在这里会堵得水泄不通。不得不承认，这两间厢房对街道空间的影响有其重要的经济意义。换句话说，已经饱受舟车劳顿并且堵在过街门楼北侧的香客更容易选择入住在街边的程成昌或程振兴，而不会选择位于过街楼以南的旅店。  

图15 程成昌旅店的西间是重要的礼仪空间

图16 程成昌旅店在老街上形成的过街门楼

6 中西合璧式洋房——程仁昌旅店的第四次扩建  

老街上第一家旅店程隆兴的创始人为程岳标（1821—1850）。他的三子程昭业（1869—1926）于1882年离开和哥哥合伙经营的旅店，在狮子山和老街以西开始经营程仁昌旅店（   图2   ）。在这之后的几十年间，程仁昌旅店多次扩建。在这段时间里，岩下的家庭旅店业在两个家庭之间，甚至手足之间的竞争中逐渐发展成熟。这两个家庭是程岳标的四个儿子和程乐涞（1823—1882）的三个儿子。在一段时间里他们拥有岩下所有大型和超大型的旅店，包括上文提到的程成昌旅店和程振兴旅店。为了招揽客源，这些旅店力争为客人提供最好的服务。例如大型旅店会派轿子去永康和方岩的车站接人，旅店会为客人准备不同档次的吃住服务，提供免费导游，赠送礼品，以及在傍晚请戏班唱戏等。值得一提的是，每年香汛之前，大型旅店都会派若干“房头”到各地接客，以确保重要的客人不会入住别家旅店。无疑，旅店之间的竞争不但提高了服务品质，更促进了岩下乡土建筑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初，为了超越老街上当时最大的旅店程振兴，程昭业在老店北边第四次扩建程仁昌。该加建的主要功能是服务香客，特别是来自上海和杭州等大城市的贵客。可以设想，程昭业和他的伙计在去这些大城市接客的过程中，必定目睹了这些城市在西方建筑思潮影响下的变化。在当时，西式建筑风格倍受上层社会的偏爱，为了迎合这些贵客的口味，程昭业建造了一幢三开间、四层高、雕饰精美的中西合璧式洋房（后简称洋房）。不仅如此，洋房内全部是配有新式精美家具的高档客房。该洋房完工后，程仁昌超过程振兴，成为老街上最大的旅店，可以同时接待700多位客人。可好景不长，程振兴旅店在这之后的10年间又加建了两幢西式洋楼，再次超越程仁昌成为老街上最大的旅店，拥有各式客房129间（   图17   ）。如此说来，在20世纪30—40年代，客人的需求以及他们对西方建筑风格的偏好成了推动岩下建筑再次发展的新动力。  

图17 程仁昌旅店和程振兴旅店的竞争关系

洋房虽然在构造方法、建筑细部和装饰主题上依旧因袭传统，但其空间关系和空间特性明显受到西方建筑思潮的影响。即便洋房的三层和四层已被拆除，新思潮对建筑的影响依旧可以在对现存一层和二层的分析中找到答案（   图18   ）。  

图18 程仁昌旅店立面

第一个明显的变化是建筑的朝向。洋房一改传统的坐北朝南，而选择面向老街，即强调被西方建筑思想推崇的“景色（view）”。相比风·雅·颂等早期建在高台上的住宅，洋楼坐落在一个下沉院落里，其一层后退老街大致8米并约与河谷同高（   图19   ）。这个改变使院落的轴线由南北向变成东西向，沿轴线布置位于老街的正门，门后有平面对称的双跑楼梯、下沉院落、二层走廊以及正房明间。  

图19 程仁昌旅店剖面

西方建筑思想在剖面上也有很清楚的体现。洋房最主要的礼仪起居空间，即正房明间位于该建筑二层。如此安排和欧洲居住建筑中普遍采用的“主层（pianonobile）”设计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妙。不仅如此，这个设计也没有背离传统，即此明间也和位于老街上其他院落里的明间同高。其次，空间性质在剖面上的变化还体现在栏板的设计上，即精雕细琢的镂空栏板取代了传统的简单实木栏板（   图20   ）。究其原因不仅是由于栏板所界定的空间功能的变化，更体现了建造者对空间意义的解读以及他们自身意识形态的转变。依照当地传统，住宅二层通常为储藏空间，所以栏板无需做装饰。相比之下，遵循西方“主层”概念而建造的住宅，其居住空间位于二层以上。因此，半私密半开敞的阳台不仅是重要的起居空间，更是立面上重要的装饰元素。同理，由于洋楼二层以上为客房，檐廊成为主要的交通空间和半公共空间，栏板便自然而然成为装饰重点和立面上的主要元素。更重要的是，由镂空栏板界定的檐廊空间使洋楼和老街之间形成了一个视觉和空间的走廊。换句话说，这个半私密半开敞的空间使得在檐廊里交谈、乘凉或观景的客人和走在老街上的香客之间有视觉和空间上的交流。这一空间上的特点形成了洋楼与传统内向四合院的本质区别。  

图20 程仁昌旅店二层镂空栏板

7 结论  

正如梁思成、林徽因、夏南悉和缪朴对中国建筑的总结，这五幢建于16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的院落式住宅有很多相似之处，包括木构结构、模数的使用、围合空间，以及台基、木构架和屋顶的立面组合。不仅如此，这五幢建筑用材相同，并在场地尺寸、房间大小、明堂面积和剖面尺度上十分相似。然而，在看上去近似的外表之下，这五幢建筑在空间组成及使用意义上却迥然不同。每幢建筑都是对当时所认可的“传统”居住空间的重新阐释与组合，即每幢住宅在空间功能、特性和意义上都与前一幢不同。这些变化不仅是当时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的折射，更是建造者以及程氏家族不断变化的家庭结构、社会地位、资产状况和价值观的体现。  

作为岩下的新“移民”，程氏当时相对低下的社会地位让他们不但选择聚族而居，而且把住宅作为宗族礼仪和文化活动的中心。血缘村落的建立使包含多进私有院落，并配有塘、花园和菜园的大型庄园成为程氏财力和地位的象征。人口的进一步增加使多进院落的第一进院逐渐演化成经济适用的单体三合院住宅。香客的增多以及他们对建筑空间、功能和寓意的需求促使三合院演化成支持季节性旅店功能的四合院。最后，与沿海城市居民之间的商业往来把西方建筑思潮带到了偏远的岩下村，并与当地建筑传统相结合产生了不同样式的中西合璧式洋房。与此同时，每幢建筑内原有的空间关系、特性和意义由于不断受到新需求的挑战而继续演变。这些不断的变化不但赋予建筑空间永恒的活力，更是促进建筑不断演变发展的推动力。  

（   特别致谢：本文主要基于笔者于2007—2008年在清华大学乡土组做研究员时通过参与田野调查收集的数据。第一次田野调查由李秋香老师带队，参与调查和测绘的还有毛葛、孙娜，以及建筑系学生林永明和陈华。除此之外，还特别感谢陈志华老师对调研工作的指导。笔者在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读博期间，在多个基金的支持下，又多次去岩下收集资料，并于2015年发表了本论文早期版本的英文版。   ）

微信编辑：张维欣

责任编辑：杨   澍

审核：赵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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