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5日，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纪玉堂一行在山西五台山确认佛光寺东大殿为唐代建筑，推翻了日本学者“中国境内无千岁木料建造物”的论断。今天是“发现佛光寺”86周年纪念日，蒙作者及出版方惠允，《建筑史学刊》公众号特别转载我刊编委、故宫博物院故宫学研究所所长王军老师撰写的《五台山佛光寺发现记》一文（原文刊载于《建筑学报》2017年第6期）以飨读者，欢迎阅读！
谨以此文纪念佛光寺发现80周年
并献给梁思成先生诞辰116周年
1937年7月7日，北平西南郊卢沟桥枪声大作，炮声隆隆。侵华日军挑起事端，攻击中国守军，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这一天，一份电报从山西五台发至北平；7月9日，《北平晨报》披露了电报内容，题为《营造学社调查组发见唐代建筑寺院，梁思成由五台佛光寺报告，测绘故宫赶制模型即开始》。
这是中国首次发现唐代木结构建筑的报道，所发现建筑即山西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即佛光寺之大雄宝殿，亦称正殿、大殿)，发现者为梁思成、林徽因、莫宗江、纪玉堂组成的中国营造学社调查队（
图1，图2）
。此前，日本建筑史学者关野贞以异常肯定的口气宣称：“
中国全境内木质遗物的存在，缺乏得令人失望。实际说来，中国和朝鲜一千岁的木料建造物，一个亦没有。而日本却有三十多所一千至一千三百年的建筑物。
”这一判断，建立在日本与西方学者对中国建筑遗存长达20多年大规模调查基础之上，却在卢沟桥事变前两日，因佛光寺东大殿之发现，遭到颠覆。
《北平晨报》在第五版头条位置刊发了这篇报道（
图3
），全文如下：
图3 《北平晨报》1937年7月9日刊登发现佛光寺唐代建筑的报道
【本报特讯】中国营造学社，法式主任梁思成，自月前率同该社人员，由平出发考察山西五台及应县等处古代建筑物后，迄今已届满两周，兹悉梁氏近在五台佛光寺发见唐代寺院建筑，记者闻讯，昨特往访文献主任刘敦桢，适刘氏外出，改由刘致平君接见，据谈此次梁氏发见唐代寺院建筑经过，及该社本年度工作计划颇详，援将各情汇录如左：
本社法式主任梁思成自月前由本社出发后，上月杪即到达号称我国三大佛教发源地之山西五台山，考察该地建筑工程，昨日本社接到梁主任快函报称，本月五日在该山佛光寺发见唐代建筑，缘该佛光寺所有建筑及佛像等，均系木质建造，由我国古代建筑史上考验证明，确系唐代建筑物，刻梁主任已率同工作人员加紧测绘中，约于本月杪即可全部测绘蒇事，异日倘携归本社，再加以整理与研究，当为我国古代文化建筑史上放一异彩，刻梁主任已定此处测绘工作终了后，即转往应县及朔县一带考察。
本社此次调查测绘工作，计分内外四组分别举行，每组人员二三人至四五人不等，第一组即梁主任，第二组由文献刘主任敦桢，率领至河南，陕西等处考察，已于今春返平，所获各代石刻建筑颇多，第三组由刘致平率领到天津德州，一带考察，刻亦回平，所获古代建筑工程，亦颇不少，以上二三两组调查所得以及建筑图样，均在着手整理中，约于九月底即可全部整竣事，第四组为编制工作，刻中华营造学社绘刊，及古代佛塔建筑报告，参考图集等刊务，均定月内出版，本社并定自暑期过后，即开始着手测绘故宫各殿建筑。
本社前受天津，青青，及首都中央博物院委托，特赶制山西应县佛宫寺，释迦木塔模型，该塔凡五级，为辽代所建，建筑物极为精致而且塔体均为木质完成，诚为国内绝无仅有之建筑物，按该塔图型，本社上年度，派员前往该处测绘而携归本社者，刻本社已绘就二公尺插图一幅，其内外两部构造刻已研究终了，拟定日内开始制造工作，两个月内即可全部赶制竣事，届时本社即派员分送上开各地点陈列，并开详细说明，以便引起全国人士注意云。
(又讯) 该社以适值夏令酷暑逼人，待定自昨日起，社内人员分两班休息，致每人休息日期闻已定为四星期云。(范)
这篇报道披露了佛光寺唐构的发现时间 —— 1937年7月5日。
刘致平是在报道刊登之“昨”，即7月8日，接受《北平晨报》记者采访，称“
昨日本社接到梁主任快函
”，遂知梁思成的电报是在1937年7月7日——这个深刻改变了中国命运的时刻——发至学社。
1927年4月，他与日本佛教史学者常盘大定合著出版《支那佛教史迹》第5卷，已收录佛光寺照片9帧。但关野、常盘未亲赴现场调查，所选用之照片，6帧由日本僧人、佛学家小野玄妙摄于1922年9月，3帧由常盘大定托太原美丽兴照相馆摄于1925年10月，它们皆以佛像、经幢为主要内容，建筑物只是作为局部的背景或远景存在（
图4~图11
）
。1928年3月，关野贞、常盘大定发表《支那佛教史迹评解》第5卷，对佛光寺9帧照片进行解说，考证了寺史、佛像、经幢，唯对建筑未作任何研究。
关野、常盘称“
佛光寺之寺院规模、伽蓝并不雄伟，它却是隋唐之后一大名刹，特别是大殿内三尊佛像是五台山中唯一杰作
” 。他们对比了小野玄妙与美丽兴照相馆拍摄的内容，发现短短3年之间，佛光寺已有改变。
一是佛像被重妆，“
中央的释迦如来像变化尤显，令人惊诧，其左手添持了宝珠，袈裟衣纹被抹上甚俗恶之色，卒然视之，已不似同一尊佛像。虽然重修并附加了近代的色彩，但佛像之面容、姿态和衣褶尚存宋代之前的气息
”(
图6，图9
)。
二是大殿前的经幢，底部添设了基台，顶部增置了莲座，莲座所托火珠已非原物。“
著者对两帧照片的内容不能作出异同之断，甚感困惑。幸运的是，看到了小野氏带来的拓片，再细览大正十四年的照片(1925年10月美丽兴照相馆摄影——笔者注)，皆有大中十一年年号，遂断定两帧照片所摄为同一经幢。中国佛教遗物变化之路径得此印证，亦令人欣喜
”(
图10
)。
关野、常盘已知殿前经幢为唐大中十一年(857年)原物，却对建筑年代未予探究。佛光寺东大殿所在台地高狭，实难近摄全貌。可是，关野、常盘所选9帧照片之6帧，已显示建筑物硕大的斗栱和内部平闇等，哪怕只是局部，亦能看出其与彼时已发现的辽代建筑大同下华严寺薄迦教藏殿、应县佛宫寺释迦塔，以及日本所存相当于中国唐代的殿宇，存在相似或一致之处。
1931年5月29日，关野贞途经蓟县调查清东陵偶遇独乐寺，断其为辽代建筑，进而确认其乃“中国现存最古之木造建筑”。独乐寺观音阁、山门之斗栱、平闇，与佛光寺东大殿颇为相似，这亦未引起关野贞注意。
“
佛光寺之寺院规模、伽蓝并不雄伟
”，这是关野、常盘对佛光寺建筑发表的唯一评论。事实上，佛光寺占地还包括周边的墓塔区，论其规模实乃大寺；关野、常盘选用的照片(图版编号：V-24，
图4
)已显示佛光寺东大殿之正面与建于金代的佛光寺文殊殿之侧面轮廓，与日本同时期建筑相比，此二殿皆为巨构。
图4 原题“大佛光寺全景”,1922年。隐约可见远处佛光寺东大殿硕大的转角辅作、补间辅作、阑额、直棂窗等；佛光寺文殊殿体形庞大的侧影，清晰可见
图5 原题“大佛光寺三尊”,1922年。可见内槽斗栱、明栿、平闇、内柱、阑额、柱头枋等
图6 原题“大佛光寺三尊中中央释迦如来”，1922年。可见佛像背后的斗栱、柱头枋等
图7 原题“大佛光寺三尊中西方阿弥如来”，1922年。可见佛像背后的斗栱、柱头枋等
图8 原题“大佛光寺古玉像”，1925年
图9 原题“大佛光寺大殿中中央释迦如来”，1925年。与1922年的照片(图6)相比，佛像左手添持了宝珠，袈裟绘上了醒目的纹样
图10 原题“大佛光寺殿前陀罗尼幢(唐大中十一年)”。比较小图(1925年美丽兴照相馆摄)与大图(1922年小野玄妙摄)，可见经幢底部与顶部发生了变化。小图显示经幢底部添设了基台，顶部增置了莲座，莲座所托火珠已非原物。大图隐约可见大殿转角辅作硕大的昂嘴，小图可见大殿的柱头铺作、补间铺作、柱头枋、阑额、直棂窗、门、地栿等
图11 原题“大佛光寺殿庭陀罗尼幢(唐乾符四年)”，1922年
1937年7月5日，佛光寺遇到了知音。对这一刻，梁思成如此记录：
工作数日，始见殿内梁底隐约有墨迹，且有字者左右共四梁。但字迹为土朱所掩。梁底距地两丈有奇，光线尤不足，各梁文字，颇难确辨。审视良久，各凭目力，揣拟再三，始得官职一二，不辨人名。徽因素病远视，独见“女弟子宁公遇”之名，甚恐有误，又细检阶前经幢建立姓名。幢上有官职者外，果亦有“女弟子宁公遇”者称“佛殿主”，名列诸尼之前。“佛殿主”之名既书于梁，又刻于幢，则幢之建造当与殿为同时。即非同年兴工，幢之建立要亦在殿完工之时也。殿之年代于此得征。
林徽因所审视的，正是关野贞、常盘大定通过照片反复打量的唐大中十一年陀罗尼经幢。她的那双远视眼立了大功。
1995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58周年，当年中国营造学社调查队成员莫宗江接受笔者采访，录音整理如下：
莫
：咳，别提了，佛光寺，我的老师高兴得不得了！我们第一次看到唐朝建筑！我们当初为什么高兴到那种程度呢？原来日本人说，中国已经没有唐朝建筑了。日本人说什么呢？日本学者是善意的，他说，中国人要想研究唐朝建筑，只能到日本来。日本有比佛光寺早的建筑，从建筑史上是很清楚的一个事情，日本留下了几个最早的唐朝建筑。
日本自己的建筑发展史，前头没有。所以，很明显的是，这些建筑是日本当时派的遣唐使带回的中国工匠干的，所以是地道的唐朝建筑。特别是鉴真大师去盖的那个唐招提寺，完全是中国式的。请中国工匠过去很容易，你请一个当地好的师傅，跟着天皇派来的代表团，到日本去，工匠是愿意的。好工匠希望自己能搞出一个作品来，用现在的话，叫给自己树一个纪念碑吧。他希望搞出自己理想的好建筑。所以，那种情况，请好工匠，他一定去的。
日本留下了这些东西，我讲建筑史的时候没办法，讲到唐朝，还得引用日本的这个。有了佛光寺以后，我们才开始发现了两个唐朝建筑，可都没日本那么早，佛光寺已经是晚唐的了，日本有唐朝早期的建筑。
王
：听说梁先生是看了一幅敦煌的壁画，是这么找过去的，是吧？
莫
：那是法国伯希和拍的《敦煌图录》，我们用的是北京图书馆的《敦煌图录》。当时我们条件好，北京图书馆馆长——当时的——也是营造学社的理事，所以，我们借北京图书馆的书很容易，北京图书馆给了营造学社一个研究室，研究室在内部借书，不需要通过外头，直接到仓库里，写个条就调到研究室来了。没有外头人借的时候，那个书就一直在研究室，外头有人借，然后到研究室提出去。所以，我们有时候，从研究室借出来送到营造学社去。《敦煌图录》什么的，就一直摆在办公桌上。
王
：就这样找到佛光寺的啊。你们去找佛光寺的时候，是从北京出发的？
莫
：不是。我们过去的工作条件是这样的。这次计划，到哪一省？走哪几条线？先到北京图书馆，把原先所有的地方志，县志、府志，全借出来，顺着县志、府志上的，顺着线路一路抄过去。这里面记载的有哪些有名的庙？哪些古庙？哪些重要的文物？都抄在一个本上。我们走的时候，就顺着这个本子一路找过去。到了地方上，挨着个问：这庙是在哪儿？什么地方？现在保存情况怎么样？哪个地方能去？可是，从前，很多地方不能去，县里就告诉我们，那个地方不能去，因为对你们的安全没法保证，离城远了。
莫
：怕你们出了问题，他没法交代。因为都是从上头拿着介绍信来的。他也不清楚，好像是很重要的科研单位来的，又是有名的人物。一听，梁启超的长公子，这可不得了！就怕万一你出了问题他负担不起。所以，远的地方，不安全，就不让我们去。我们也知道，那时候交通非常困难，你真是在离城几十里的地方出了问题，只能人把你抬进城去，真是摔了、伤了，甚至于碰到抢劫的刀伤了，也许进城的时候，就已经流血过多了。
莫
：一路都是民警拿着枪送我们啊，一到不安全的地儿，民警就叫我们停下来，他上高处看，看完打招呼，可以走，就过去。因为，据说，当地那些警察跟土匪之间是有契约的，默契，他一看那情况，就知道不要给他们去找麻烦吧，来的人不是普通老百姓。所以，一看那个，好像招呼打通了，走吧。真是动手的时候，民警打不过土匪。
莫
：我们测量完了，大家高兴，下来，该吃晚饭了。于是，就不在和尚的屋子里吃晚饭，这是林先生出的主意，走，我们上大殿前面去，上那儿！好像野餐似的。地上铺上席子、毯子，在那儿吃的晚饭。一边吃，一边看。
莫
：整个佛光寺我们去测的时候，建筑全刷了土朱，就是后来重修的时候，没有钱画彩画，通通用土朱刷了一遍。我们测量完了的时候，林先生忽然跟梁先生讲，她说梁底下好像有字。
莫
：因为我们测应县木塔什么那个的，跟佛光寺非常像。你看那个大相片，佛光寺也是那大斗栱、大椽檐什么的，所以，我们一直拿不准。后来，林先生说，看着像有字，她是远视，梁先生就跟着拿望远镜看，说好像是有字。于是，请纪先生到村子里找人，搭了架子，凑了点木料杉篙搭上去，纪先生拿水去刷它，没想到这一刷，湿的字刷出来了。一刷湿了以后，土朱底下的字透出来了。
梁先生趁着纪先生把它洗湿的时候，照的相。后来发表的，是洗湿的那个字。没洗湿的时候，是这样的，全是土红色的。这梁底下写的是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是施主的名字。然后呢，大殿的前头，有一个石幢，上头刻着唐朝大中十一年女弟子宁公遇，由此知道梁底下那个题名，是这个年代的（图12）。
图12 林徽因在佛光寺东大殿内与“佛殿主女弟子宁公遇”塑像合影(梁思成摄,1937年)
在1944—1945年分两期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发表的《 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 》一文中，梁思成只字未提《支那佛教史迹》第5卷关于佛光寺的内容。他引用了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的《敦煌图录》，谓“
敦煌石室壁画五台山图中有‘大佛光之寺’（图13）。寺当时即得描影于数千里沙漠之外，其为唐代五台名刹，于此亦可征矣
”。1951年梁思成发表《敦煌壁画中所见的中国古代建筑》，透露当年是以敦煌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作为“旅行指南”，在南台外豆村附近发现了佛光寺唐朝木建筑。
图13 敦煌莫高窟第61窟西壁五代五台山图大佛光之寺
1931年9月，梁思成出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主任，即与以伊东忠太、关野贞为代表的日本学者展开一场学术竞赛，这如同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那个特殊年代，即便是纯正的学术，也会为武力的殖民提供借口：你这个国家对自己的历史全然不知，沦为“非历史”之“堕落”一族，我这个“进化”的民族，不但要来为你写史，还可以殖你的民。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中国东北三省迅速沦陷。日本为其侵华行径开列理由，竟向国际联盟理事会调查团辩称，中国内政纷乱，缺乏统治能力，几不成国。言外之意，得靠日本人治理中国。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中国学者，梁思成与中国营造学社同仁对中国建筑国故之整理，带有鲜明的反侵略色彩。
1901年，伊东忠太受日本内阁派遣，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之际，对紫禁城进行了拍摄与测绘。同年梁思成出生于日本东京，其父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至此。
伊东忠太1867年出生，关野贞1868年出生，皆梁思成的长辈。他们是日本明治维新引入西学之后脱颖而出的第一代建筑史家。
清季以降，中华大地成了日本与西方学者的竞技场。伊东忠太、关野贞等日本学者与鲍希曼（Ernst Boerschmann）、喜龙仁 （ Osvald Siren ） 等西方学者，纷纷潜入中国腹地，携带照相器材，对中国古代建筑进行持续调查，并以“图版+解说”方式发表成果，使世人第一次对中国建筑遗存有了较大范围的直观认识。
1928—1932年出版的《支那建筑》上下卷图版和解说精选各类图片364帧，堪称日本学者的成果总汇，以少量西方学者的图片为补充，显示其欲建立中国建筑史研究体系之企图。该书将已发现的中国建筑遗存进行分类，包括：1 ） 坛庙；2 ） 儒教建筑；3 ） 道教建筑；4 ） 佛教建筑；5 ） 回教建筑；6 ） 陵墓；7 ） 城堡；8 ） 宫殿、楼阁；9 ） 住宅、店铺；10 ） 公共建筑；11 ） 门、牌、楼、阙；12 ） 桥；13 ） 碑碣；14 ） 庭园；15 ） 石窟；16 ） 杂类。
在此之前，德国学者鲍希曼于1925年推出两卷本巨著《中国建筑》(Chinesische Architektur)，显示了同样的企图。该书收入566帧照片、103版测绘图、8幅速写、2幅地图，对中国建筑遗存作出分类，包括：1 ） 城墙；2 ） 门；3 ） 中式殿堂；4 ） 砖石建筑；5 ） 亭；6 ） 阁；7 ） 中心阁；8 ） 梁架及柱；9 ） 屋顶装饰；10 ） 房屋正面雕刻；11 ） 栏杆；12 ） 基座；13 ） 墙；14 ） 琉璃构件；15 ） 浮雕；16 ） 郊祠；17 ） 坟墓；18 ） 纪念碑石；19 ） 牌楼；20 ） 塔。
西方近代科学建立在分类的基础之上，将中国建筑遗存进行分类，显有推动此项研究科学化的倾向，亦显示该研究领域已积累相当可观的田野基础。这正是关野贞1929年在向万国工业会议提交的论文之中，判定中国千年以上木结构建筑“一个亦没有”之背景。可恰恰是这位固执己见的学者，将佛光寺收入了《支那佛教史迹》第5卷，却“不识庐山真面目”；在总结性的《支那建筑》中，它甚至不见了踪影。
1927年梁思成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获硕士学位之后，入哈佛大学研究东方建筑，系统阅读了日本与西方学者的调查成果。对鲍希曼与喜龙仁这两位欧洲学术界的代表性人物，梁思成在1947年评论道：“
他们谁也不懂中国建筑的‘文法’(grammar)，对中国建筑的描述不得要领。两人之中，喜龙仁要好一些，他引用了《营造法式》，却漫不经心。
”
1945年，梁思成撰文指出：“
中国建筑的‘文法’是怎样的呢？以往所有外人的著述，无一人及此，无一人知道。不知道一种语言的文法而研究那种语言的文学，当然此路不通。不知道中国建筑的‘文法’而研究中国建筑，也是一样的不可能。
”此语道出梁思成、林徽因这一代中国学者与外国学者之分野。
正是由于不知宋《营造法式》与清工部《工程做法》内蕴之“文法”，当时日本学者只能通过题记、碑刻、文献记载，及其与日本古代建筑的类型比对，来推断中国建筑的年代，难以深入阐释其构造之法。
梁思成、林徽因取得的突破，就是破解了《营造法式》《工程做法》这两部中国古代建筑官书，释读了宋代的材栔分o模数制、清代的斗口模数制，理解了中国建筑之“文法”，对建筑实物的构造年代及其设计思想，作出基于建筑学的论证与发凡。
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系统接受的西方古典主义建筑教育，给梁思成提供了巨大帮助。1924—1927年他就读于这所大学的建筑系，该系以学院派大师保尔·克瑞(Paul P. Cret)为学术领袖，以巴黎美术学院建筑系为蓝本，要求学生必须准确掌握并熟练运用古典建筑的比例、装饰与构图技法。
学习西方古典建筑必习Order，此乃其“文法”，梁思成译之为“型范”，沈理源译之为“柱式”。Order以柱径为模数定义建筑空间，见载于古罗马建筑师维特鲁威(Vitruvii)撰写于公元前32—公元前22年的《建筑十书》，素被西方建筑界奉若圭臬。这必然提示梁思成将求索中国建筑之“文法”，作为中国建筑史研究的重大课题。
梁思成与林徽因笃信“
无论美的精神多缥缈难以捉摸，建筑上的美，是不能脱离合理的、有机能的、有作用的结构而独立
”。他们的建筑史研究，正是站在此种立场，期待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为中国建筑之复兴提供史学支撑。怀着这样的愿景，梁思成加入中国营造学社，面临的一大任务，即释读北宋将作监李诫于1100年编定之《营造法式》。
这是一部难懂的“天书”，学社创始人朱启钤1918年在南京发现此书，迅速将其整理出版，谓“
海内同志，始有致力之途辙，年来东西同志，项背相望，发皇国粹，靡然从风
”。
伊东忠太却不以为然。1905年，他与大熊喜邦在奉天(沈阳)抄录了文溯阁四库全书本《营造法式》，将抄本存东京大学工学部建筑学教室，发表评论：“
此数种书，不独解释困难，且无科学的组织，故有隔靴搔痒之憾。
”
《营造法式》确实“解释困难”，但称其“无科学的组织”“隔靴搔痒”，实属误解。对《营造法式》的忽视，不但限制了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建筑史的深度，还对一脉相承的日本古代建筑的研究带来消极影响。
梁思成正是将田野调查与《营造法式》研究相结合，倾力发现中国早期建筑遗存，综合运用美术考古、建筑测绘、文献研究等多种方法，全面释读，证实了《营造法式》所记载的中国古代建筑模数体系，进而识其流变，总结规律，开辟了中国建筑史研究新局面（
图14 ）
。
图14 梁思成英文著作《图像中国建筑史》载“中国建筑之‘Order’”
关野贞1931年5月29日偶遇独乐寺并推断其为辽构之后，回北平访问中国营造学社，将此事转告学社社长朱启钤和学社文献主任阚铎。次日再访学社，得到阚铎从《光绪顺天府志》抄录的独乐寺重修于辽统和二年(984年)的记载，如获至宝。
他旋赴大同重访下华严寺薄迦教藏殿，得见梁下辽重熙七年(1038年)墨铭，确认1918年他调查此处时，据《大同府志》作出的断代无误，进而判定独乐寺辽构为“中国现存最古之木造建筑”。
1932年8月，关野贞在日本《美术研究》杂志发表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可就在此前，1932年6月，《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刊出梁思成撰写的四万言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梁思成先声夺人。
梁思成很可能是参加营造学社工作之后，从朱启钤处得知关野贞发现独乐寺的消息的。他计划1931年秋季前往调查，却因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便衣在天津武装暴乱，未能成行。再经筹划，终于1932年4月得见独乐寺真容。
《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是梁思成发表的第一篇古建筑调查报告。在开篇总论中，他开宗明义地指出，斗栱“
在中国建筑上所占之地位，犹Order之于希腊罗马建筑；斗栱之变化，谓为中国建筑制度之变化，亦未尝不可，犹Order之影响欧洲建筑，至为重大
”。
《营造法式》规定：“
凡构屋之制，皆以材为祖；材有八等，度屋之大小，因而用之
”，“
各以其材之广，分为十五分o，以十分o为其厚。凡屋宇之高深，名物之短长，曲直举折之势，规矩绳墨之宜，皆以所用材之分o，以为制度焉
”；又谓：“
栔广六分o厚四分o，材上加栔者谓之足材。
”
材、栔、分°是《营造法式》规定的建筑设计度量单位。斗栱的横栱截面即为一材，其大小分为八等；将材之高分为15份，即得1分o；栔为上下相邻两栱空隙之高，一栔为6分o。按照材的等级，以材、栔、分o为度量单位进行模数化设计，可使不同等级的建筑等比例伸缩变造，形成乐律般空间秩序。
在西方古典建筑之Order体系中，柱径亦如一材，建筑空间尺度皆为柱径之倍数或分数，如同“以材为祖”。足见以建筑之一必要构件为模数单位进行设计，乃中西方古典建筑通用之法。
在《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一文中，梁思成对《营造法式》“以材为祖”之制作出全面释读，指出《营造法式》之材，既以其广(高度)为度量单位，也是一种断面范式(
图15
)。这意味着不同材值的梁栿，其截面高宽比皆须为3:2。这或导源于中国传统的数术思想，却甚合近代力学原理，强化了结构安全，又是Order所不具备的。
梁思成将独乐寺观音阁、山门的测绘数据折算成材值与栔值，再深究其构造之法，得出结论：“
梁枋千百，其结构用材(Structural members)，则只6种，其标准化可谓已达极点
”，“
以材栔为度量之制，辽宋已符，其为唐代所遗旧制必可无疑
”。这一关键性判断，在1937年7月5日，因佛光寺唐构之发现得到证实。
如此开创性的研究是忽视了《营造法式》的日本学者不能企及的。在关野贞《蓟县独乐寺》调查报告中，看不到关于建筑设计方法的任何探究，在对建筑现状所作的描述中，作者甚至不能使用中国古代建筑术语，只能生硬地搬用日本建筑语汇。
甫一出手，梁思成就探入了中国古代建筑设计的核心领域。此前，他已于1932年3月脱稿《清式营造则例》，释读了清工部《工程做法》，理解了以斗口为度量单位的斗口模数制(
图16
)。
以斗栱之一部为全部建筑物权衡的基本单位，如宋式之“材”“栔”与清式之“斗口”。这制度与欧洲文艺复兴以后以希腊罗马旧物作则所制定的Order，以柱径之倍数或分数定建筑物各部一定的权衡(proportion)，极相类似。所以这用斗栱的构架，实是中国建筑真髓所在。
基于这样的认识，将测绘数据折算成材、栔、分°值，或斗口数，进而探析古代建筑设计手法，成为营造学社研究之道。
发现佛光寺唐构之后，梁思成一行“
游台怀诸寺，越北台至沙河镇沿滹沱河经繁峙至代县，工作二日始闻卢桥烽火。时战事爆发，已逾五日
” ，随即中止调查，辗转返回北平。
打给营造学社的那份电报，应是他们告别佛光寺前往台怀途中，在五台县发出的。
为确保资料安全，梁思成“
嘱技工携图录稿件暂返太原候讯
”，“
图稿抵平，多经挫折
”。
返平之后，誓不做亡国奴的梁思成、林徽因偕家人流亡至云南昆明，双双病倒。
噩耗传来：天津海河突发洪灾，营造学社为躲避战乱存天津英资麦加利银行地下室的资料严重受损，其中就包括佛光寺调查资料。梁、林闻讯，痛哭几至失声。
幸朱启钤及时抢救，嘱学社旧社员重抄，托带至沪，再由沪邮寄内地，辗转再三，终递至梁、林之手。1944—1945年，已颠沛流离至四川李庄的梁思成，在贫病交加之中，在扬子江畔的一处农舍，挥笔写就《 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 》，分两期发表于《中国营造学社汇刊》。时距佛光寺之发现，七年矣。
佛光寺一寺之中，寥寥数殿塔，几均为国内建筑孤例：佛殿建筑物，自身已为唐构，乃更蕴藏唐原塑画墨迹于其中，四艺萃聚于实物遗迹中诚属奇珍(图17)；至如文殊殿构架之特殊，略如近代之truss；祖师塔之莲瓣形券面，束莲柱，朱画人字“影作” ；殿后圆墓塔覆钵如印度窣堵坡原型均他处所未见者，实皆为研究中国建筑史中可贵之遗物也。
图17 佛光寺东大殿纵断面与正立面图
他测定佛光寺东大殿斗栱所用之材略为30cm×20 1/2cm，进而算出栔约合6.3分°，遂知：
泥道栱之长，约合63分°，较宋清之62分°略长；慢栱长至107分°，较宋以后之92分°所差甚钜；瓜子栱长仅58分°余，较宋清之62分°为短，而令栱之长亦63分°，与泥道栱同长，而较宋清之72分°为短甚。至于替木长约124分°，较宋式之126分°微短。因各部比例之不同，其斗栱全部之权衡，遂较与后世者异其趣矣。
又知“
自脊槫以下，以至檐下，均为圆槫，槫径约一材(30cm)
” ，“
佛殿四椽明栿之广(即高度)为60cm，约合斗栱用材之二十九分°强，与法式‘明栿广四十二分°……四椽栿广五十分°’之规定均相去甚远
”，“
内外柱上之乳栿，其高度仅及一足材，呈现极端纤瘦之外表，与宋法式所规定之‘两材一栔’相去更远矣
” 。
再考佛光寺文殊殿，“
假定殿建于北宋中叶，其所用材约为23 1/2cm×15 1/2cm，现有宋三司布帛尺，实例最大者32.6cm，最小者31.1cm，平均以32cm计算，则23.5cm，约合宋尺七寸五分，当为法式所规定之第三等材也
”。
将测绘数据折算成材、栔、分°值，乃至古尺之值,使他准确捕捉到唐、宋、清建筑比例权衡之流变，进而探析设计手法。这也证实了前述梁思成在独乐寺调查报告中作出的判断：“
以材栔为度量之制，辽宋已符，其为唐代所遗旧制必可无疑。
”
正是在《 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 》这篇里程碑式的调查报告中，梁思成创造了一个《营造法式》文字——分°。
《营造法式》所规定之度量单位“分”，去声。为避免混淆、便于研究，梁思成直书其为“分°”，信、达、雅兼具矣。
彼时，他的耳际，或回荡着八百多年前，李诫编定《营造法式》进呈御览之时，写下的忧愤之辞：
而斵轮之手，巧或失真；董役之官，才非兼技，不知以材而定分°，乃或倍斗而取长。弊积因循，法疎检察。非有治三宫之精识，岂能新一代之成规？
独乐寺调查之后，中国营造学社每年都派出两三个工作组到各地进行调查研究，十余年间，在全国15省220余县，测绘、摄影约2000余单位，包括唐、宋、辽、金的木构殿、堂、楼、塔等近40座，砖塔数十座。
发现、研究这些建筑，皆朝准一个方向：释读《营造法式》，探明中国古代建筑制度之因革。这是营造学社一大宗旨。
《营造法式》是一部罕见的以建筑设计、估工和算料为主要内容的古代官书，亦是中国存世古籍中最完善的一部建筑技术专书。梁思成领导的营造学社法式组“
工作主旨在建筑之结构方面
” ，朱启钤作此安排，正是将破解《营造法式》的重担压在他肩上。
做中国建筑史研究，结构技术只是一途，但不打通此途，过不了《营造法式》这一关，就叩不开鲁班之门。因此，“
要研究中国建筑之先，只有先学习中国建筑的‘文法’，然后求明了其规矩则例之配合与演变。
”
《 记五台山佛光寺建筑 》发表之前，梁思成于1943年完成《中国建筑史》的书写。彼时，他已不满足于结构技术的研究，而是希望在此基础之上，向建筑的人文领域进军。
在《中国建筑史》绪论中，他明确提出中国建筑史研究体系——“结构技术+环境思想”，有语云：
建筑显著特征之所以形成，有两因素：有属于实物结构技术上之取法及发展者，有缘于环境思想之趋向者。对此种种特征，治建筑史者必先事把握，加以理解，始不至淆乱一系建筑自身之准绳，不惑于他时他族建筑与我之异同。治中国建筑史者对此着意，对中国建筑物始能有正确之观点，不作偏激之毁誉。
他明言，古代文献“
鲜涉殿堂之结构
”，“
记宫苑、寺观亦皆详其平面布署制度，而略其立面形状及结构
”。他撰写《中国建筑史》，就是想填补这一空白，“
以明此结构系统之源流而已
” 。他的工作是开天辟地的。
可他并不愿止步于此。在《中国建筑史》绪论中，他敏锐地指出：“
政治、宗法、风俗、礼仪、佛道、风水等中国思想精神之寄托于建筑平面之分布上者，固尤深于其他单位构成之因素也。
”今天，这一层面的研究已成显学，我们已能看到，模数化设计贯通中国古代建筑之结构技术与环境思想，新石器时代以来诸多经典案例皆可为证，这是中国古代建筑与空间设计之精华所在。这也说明，“结构技术+环境思想”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复杂的社会环境下，梁思成的探索未能继续。他成为一座丰碑，与中国文化共命运，向后人昭示着方向。
（2017年4月12日草讫，时梁思成先生诞辰116周年前夕。2017年4月23日改定于五台台怀。是年，佛光寺建成1160周年）
（
全文完。注释及参考文献请查阅纸刊，如转载须注明作者及出处。“发现佛光寺80周年”特集的其他文章请阅《建筑学报》2017年6期，总第585期。
）
另：作者王军及本刊感谢读者MayTruth指出的错误。经王军重听录音核实，特将文中莫宗江先生采访一节“请纪先生到村子里找人，搭了架子，凑了点木料纱包搭上去”一句中“纱包”更正为杉（shā）篙（gāo）
王军，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主要从事宫廷制度与建筑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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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 我来说两句 抢板凳资料很不错，楼主太棒了，爱土木论坛，爱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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