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割”与“融合”：北魏洛阳城的社会空间研究

北魏在北方兴起后，先定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后为了巩固政权，统一中原，将都城迁到洛阳。孝文帝于公元493年亲临洛阳，筹划迁都，次年施行。宣武帝登基后，于501年对洛阳城进行了大规模扩建，主要建设了城内外的里坊。534年北魏灭亡，随后洛阳城不断遭到损毁，至538年被侯景焚城。  

北魏洛阳城分为内城和郭城，内城布置有宫殿、庙社、寺院、官署和少量居住里坊，参考中原形制，已经得到文献和考古证实。郭城的具体形制还没有结论，有多个复原想象版本（图1）。但根据文献记载可以肯定， 洛阳城的居住里坊是统一规划建设的 ，即“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 这种以三百步见方为一“里”、对城市空间进行统一规划建设的方式，在当时被称为“方割”，始自北魏扩建平城时期，主要目的是通过居住空间隔离，控制和管理大量新增移民。  

北魏洛阳城由“方割”而成的里坊，虽然面积一样，但里面居住的户数差别很大，有的多达两三千户，有的只有几户。那么，应该怎样认识北魏洛阳城的社会空间呢？

  ▲   图2 |    北魏洛阳城的社会分层

文章采用原始数据法，从城区和里坊两个尺度，对北魏洛阳城的社会空间进行分析。  

然后按照图2的社会分层划分标准，对47个样本里坊内的人物所属阶层，从高到低分别赋值4～1。人物阶层信息主要来自《洛阳伽蓝记》，并辅以其他文献。最后分别计算城区里坊间的阶层级差、阶层均值，以及每个城区高阶层和低阶层的里坊数量与比例。结果见表1。  

（1）洛阳城可以划分为四个社会区，见图4。 城区尺度普遍呈现不同程度的阶层混居，但包含局部的居住隔离区域，分别是城西寿丘里的皇室宗族区和城南四夷里四夷馆。  

  ▲   图4 |    洛阳城社会空间分区示意

首先与统治者长期推行汉化政策有密切关系，特别是孝文帝登基后所采取的更加彻底的汉化政策，其中最重要的是努力让鲜卑贵族向汉人士族转化 ，包括摒弃鲜卑传统服饰、风俗甚至语言，拓跋氏也改为汉姓元等。所以在洛阳城中，鲜卑贵族不仅与汉人高官同住一个里坊，也并不在意与工商平民住在同一个城区。  

其次是实施均田制，被认为是适应鲜卑族从游牧向农耕社会的转化，同时起到削弱地方豪强的作用。传统鲜卑的社会结构因此发生了根本性转变，缩小了胡汉之间的阶层差异。  

首先是“方割”而成的里坊。从文献记载来看，平城时建设的里坊，大小还没有统一 ，但规划洛阳城时，规模统一为“方三百步”。 这种“方割”之下形成的城市空间，从外观上抹杀了坊与坊之间的差异，并从减少城区尺度上的居住分异程度和加强里坊内的归属感和社会融合两个方面，对社会空间分异起到了掩饰和消弭作用。  

其次是以佛寺为代表的城市公共空间。很多佛寺建在里坊内，其中不少是达官贵人舍宅为寺，但向所有居民开放。这些公共空间，在日常生活中促进了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融合。  

第三是功能分区。洛阳城内共规划建设了三个市场（图4），但分工不同。由于与市场活动有关的商人和手工业者居住在周边里坊，同样促进了城区内的社会融合。  

北魏统一北方以后，为中原与西域之间的通商提供了保障，在洛阳城南的四夷聚居区，“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 。 商贸业加强了各地各民族之间的交流，商品流通的同时，也促使整个社会走向开放包容。  

在北魏统治者通过汉化政策缩小北方胡汉民族差异、促进北朝社会融合时，南北差异却突显出来，并通过南北朝人之间的交往互动，影响了北魏统治阶层的心理认知，进一步加强了北朝的内部团结。

北魏自然不是一个平等的社会，但北魏与同时期其他少数民族政权不同的是，承认中原汉族文化的先进性，并持续推行汉化政策。这些政策促进了社会融合，为后世隋唐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也影响了城市的社会空间， 洛阳城总体上呈现出城区尺度的居住混合与里坊尺度的居住隔离相交织的结构特征。虽然“方割”提出的初衷是为了保证不同社会阶层的居住隔离，但作为一种规划方式，具体体现了社会与空间的辩证关系——它既是顺应社会发展趋势的产物，同时又对社会融合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前我国城镇化进程已经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前因为快速城镇化所掩盖住的城市社会问题将逐渐暴露出来，需要加强城市规划与城市社会空间关系的研究，以利于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和行业对城市发展面临的社会问题进行有效回应。希望本文对这一研究领域的开拓，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