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凉州辞

推其致乱之由，殆始于桓、灵二帝。桓帝禁锢善类，崇信宦官。及桓帝崩，灵帝即位... ...《三国演义》第一回

汉桓帝刘志背上大汉亡国的黑锅，多半还是拜罗贯中先生所赐，以至于在国人的思维定势中一直是昏君的代表。

“辟土远服曰桓；克敬勤民曰桓；辟土兼国曰桓。”--《逸周书·谥法解》

但要说不行吧，“桓”却是美谥，“辟土远服”对应刘志终结百年羌乱的功勋，他身后的那位“灵”才是彻头彻尾的昏君，二人并列貌似有些不公平。

当然，“克敬勤民”指的是慎重行事又勉励民众，不知道是不是说他。

就功绩而言，历史上多数的“中兴之主”真不一定比得过这位“昏君”。

秒杀梁冀：翦灭权臣的样本工程

刘志当上皇帝并非来源于自身的名声良好或者能力出众，而是被大将军梁冀选中的一个倒霉孩子，前任年幼聪明的汉质帝仅仅因为一句“跋扈将军”就遭到了的毒杀。

图片来源于影视剧

但梁冀这次看走了眼，刘志属于典型是一个“不惹事也不怕事”的狠人，他能够各取所需地相安无事多年，也可以因为一次不满而痛下杀手。

前有霍光，后有王莽，两汉的权臣从来都不好对付，但汉桓帝并不这么看。

帝因如厕，独呼衡问：“左右与外舍不相得者皆谁乎？”衡对曰：“单超、左悺前诣河南尹不疑... ...徐璜、具瑗... ...”--《后汉书.宦者传》帝因是御前殿，召诸尚书入，发其事，使尚书令尹勋持节勒丞郎以下皆操兵守省阁... ...合千余人，与司隶校尉张彪共围冀第... ...冀及妻寿即日皆自杀。--《后汉书.梁统列传》

不同于康熙收拾鳌拜用到的童子军或北周武帝干掉宇文护的脑后一锤子，刘志的手法堪称行云流水：先通过一次厕所对话确定了反梁冀联盟的宦官盟友，同时制定计划且很快付诸行动，诏书、方案的制定和军队的调集都有条不紊，不可一世的跋扈将军及其同党就这样被光明正大地收拾掉了。

图片来源于影视剧

在这场政变中，汉桓帝充分利用了天子名分以及百姓、朝臣和宦官对于梁冀的仇恨，顺势而为，一击而中，尽显智商和魄力。

不愧谥“桓”：百年羌乱的终结

羌人在两汉之际迁入关中附近，朝廷的初衷在于补充中原地区混战之后损失的人口，希望他们接受教化，安心务农。而实际上，他们接替了匈奴的角色，从汉明帝开始与东汉王朝打打停停。

“始自凉、并，延及司隶，东祸赵、魏，西钞蜀汉，五州残破，六郡削迹，周千里，野无孑遗……”--《潜夫论.救边篇》伏计永初中，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永和之末，复经七年，用八十余亿。--《后汉书.段颖传》

羌人其实没有匈奴可怕，由于汉廷忽剿忽抚的政策才导致叛乱此起彼伏，一百余年间里大的战争有五次，零星反叛更是不可胜数，导致汉帝国的财政都扔进了这个无底洞。

刘志决定彻底打击羌人，他提拔了低级将领出生的“凉州三明”（还有皇甫规和张奂），数次痛击羌人。公元165年，段颎“自春及秋，无日不战，虏遂败散，凡斩首二万三千级，获生口数万人，降者万馀落。”，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费耗若此，犹不诛尽，余孽复起，于兹作害。今不暂疲人，则永宁无期。臣庶竭驽劣，伏待节度。”--《后汉书.段颖传》

这是名将段颎定下了赶尽杀绝的战略，刘志的表态则是“帝许之，悉听如所上”。前者一鼓作气消灭了东羌，打残了西羌。169年7月，段颍大破东羌于射虎谷（甘肃天水市西），斩敌19000级，将这群屡次反复无常的家伙杀的心惊胆寒，也宣告了汉羌百年战争的正式结束，甚至后人在《三国演义》前期的羌人都还是董卓、马腾等西凉将领的马前卒。

此时桓帝已经去世两年，但这个功劳无疑当记在他的名下，作为华夏文明的捍卫者之一，“桓”的谥号可谓实至名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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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够干好前面两件大事，刘志自然成为汉朝全体臣民的偶像和精神寄托，但可惜的是他好像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明君”，至少史册记载和后人评价不算。

洗不白的卖官鬻爵

公元162年，为了满足穷奢极欲带来的巨大开销，汉桓帝借口镇压羌族人民起义开始卖官鬻爵，聚敛钱财。

秋七月，京师雩。减公卿以下奉，貣王侯半租。占卖关内侯、虎贲、羽林、缇骑营士、五大夫钱各有差。--《后汉书.孝桓帝纪》

汉承秦制，上文的五个官爵是商鞅定下的二十级爵位中第9到19中间的爵位，战士们拼死搏杀，为国效力未见得能够获得一级爵位，却在这铜臭味中随意买卖。后世尚且知道用“捐官”来掩饰一二，刘志居然亲自“占卖”（估价而卖），实在是荒唐至极。

此举的确大捞了一笔，刘志也为自己的“机智灵活”而得意洋洋。但选官不问品德，自然奢谈操守，这些官吏将付出和回报视作一场买卖，一旦上任就开始疯狂搜刮钱财，对百姓的各种盘剥压榨，一时间横征暴敛，贪赃枉法，腐烂奢靡，穷凶极恶，激起了极大的民愤。

说不清的“荒淫无道”

帝多内宠，宫女至五六千人，及驱役从使复兼倍于此。--《后汉书.孝桓帝纪》

作为皇帝后宫，五千这个数字说大不大，但也不小。前有秦始皇收藏六国佳丽，建三百里阿房宫，后有晋武帝豢养宫女三万，甚至有“羊车望幸”的典故，这两位却是史书上雄才大略的开国之君，而他们当时的人口基数甚至不足桓帝时代的三分之一。

所以说很荒唐也不见得，至少史册上没有编出“酒池肉林”、“穿开裆裤”等花样，真正乱搞的是成帝和灵帝，刘志在“荒淫无道”上的成就在历代帝王当中也就是中等水准吧。

（陈蕃曰：）“鄙谚言‘盗不过五女门’，以女贫家也；今后宫之女，岂不贫国乎！”帝颇采其言，为出宫女五百馀人--《后汉书.孝桓帝纪》

相对于庞大的基数，释放五百宫女并不算多，但好歹还是展现了“从善如流”的明君风采吧。

背黑锅的宦官势力

封超新丰侯，二万户，璜武原侯... ...五人同日封，故世谓之“五侯”... ...自是权归宦官，朝廷日乱矣。--《后汉书.宦者列传》

对宦官的提拔来自于刘志对倒梁功臣的激赏，在满朝臣工作壁上观的情形下，一个真皇帝和五个假男人挽狂澜于既倒，这份赏赐倒也受之无愧。

宦官们并没有获得实封，或者掌握实质性的权利，虽然单超曾获得车骑将军（霍去病得过）的封号，但这仅仅是临死之前的安慰罢了。

当时天下人用“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墯”来形容单超死后的四大宦官，史册上的他们则是带坏皇帝，搅乱世道和人心的罪魁祸首。诚如史书所载，宦官凭借皇帝宠信而胡作非为的事情并不少见，却限于为祸一方，算不得王朝的腋肘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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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66年）夏，四月，济阴、东郡、济北、平原（黄）河水清。--《资治通鉴.汉纪》

一般来说，黄河水清是要出圣人的，顾盼自雄的汉桓帝却没料到，这一年之后他会成为后世的反面教材。

第一次“党锢之祸”的不了了之

事情起源于士人和宦官的冲突，一个叫张成的人（宦官党羽）因为提前知道皇帝要大赦而指使儿子杀人，司隶校尉李膺则顶着大赦令的圣旨将张成父子处死。

这事并不陌生，曹操后来的“五色大棒”也毫不逊色，相对于跟宦官们结下的梁子，他在名望和仕途方面得到的好处要大得多。

▲桓帝和宦官四侯

这样的事情自然是引来朝野的一片叫好和宦官的极度不满，他们跟士人集团之间围绕此事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较量。

太尉陈蕃认为“罪名不章”，拒绝平署诏书，桓帝于是干脆跳过司法程序，直接让宦官负责的北寺狱审理此案，并顺利将李膺等人扔进了监狱。

但宦官们显然低估了对手的底蕴。

抓捕令有二百多人，一多半都有掩护、有组织地逃跑了，其中就有后来就包括荆州牧刘表；

民间基于对买官群体的愤怒，顺理成章地将下狱者视作“贤人”；

▲让梨者和后来的北海太守

汉桓帝下令严查，却出现了孔融和兄长、母亲争着上刑场的事件（被赦免）；

度辽将军皇甫规（平定羌乱的名将之一）以没有名列“党人”而被捕为耻，上书“臣宜坐之”，要求一块儿治罪，当然，桓帝没有理他；

次年开春，当年的太学生会长、当下的耘县县令贾彪来到洛阳拜见国丈窦武和尚书霍谓，二人随即向皇帝上书求情，此时李膺也在狱中供出了身为太监家属的“同党”。斗争经验不足的宦官转头劝谏桓帝再次大赦天下，刘志也借这个台阶将抓获的“党人”放归田里，终身罢黜。

至此，雷声大雨点小的第一次“党锢之祸”以党人大获全胜而告终。

所谓“党人”，就是结党营私之人，当然这是汉桓帝的观点，对于当事人而言，他们在齐心协力对抗邪恶势力，其组成是世家豪强出身为主的官员和学生（国家储备干部），“党锢”的意思就是禁止“党人”做官。

刘表出生皇族，孔融是孔子后裔，太尉陈蕃乃世家子弟，其典故“一屋不扫，何以扫平天下”无人不知；

▲以“守门户”著称的刘荆州

皇甫规是凉州人士，将门后裔，本来是刘志的嫡系人马，但他此刻的表现很像在递交投名状，而比他更强的段颎则坚定地站在了皇帝和宦官这边；

贾彪代表的太学生，平时都保持着三万人左右的巨大规模，他们也多来自世家，贾会长的态度就是大伙的意愿。

对于刘志而言，一般有个别人提意见都会好好听，至少要有从善如流的样子，但如果被群起而攻之，那他首先考虑的就是如果进行打压，因为这意味着有人在组织策划，其性质可以定义为造反了。问题在于他搞不定庞大的反对势力此，只好顺坡下驴。

东汉政局：世家与宦官的势不两立

我们在感叹“党人”们的正义和团结之时，往往忽略了一个问题：梁冀飞扬跋扈之时这群“忠臣义士”为何都不吭声呢？这就不得不说说东汉的政治格局了。

光武帝建国之时并没有彻底的破立，而是仰仗了各路豪强的力量，故而东汉一朝对豪强势力相当宽容，加之察举制度从国家选材制度沦为利益集团的私器，终于形成了“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天下”的各种势力集团。

东汉后期形成了宦官和外戚轮流坐庄的局面，双方此消则彼长，而外戚多出自豪强，这使得他们在面对宦官时有着不请自来的盟军。

有背叛阶级的个人，却没有背叛利益的阶级。梁冀虽然碍眼，尚且知道对世家集团统一战线，比如前文提到的太学生规模，就是在梁氏的主导下进行的“扩招”，这种“分蛋糕”的举动在世家眼中显然能够给自己加分。

对于世家而言，他们乃功勋后裔，诗书传家，垄断大汉的官职和上升途径已经数百年，相互之间虽有争斗和起伏，但始终有着共同的利益诉求。而那群六根不齐的阉人也想分享这美味的权利，他们也配吗？

梁氏及党羽的被连根拔起虽然具备正义性，众世家却更多的是一种兔死狐悲的伤感，来自皇权和宦官的威胁令他们同仇敌忾。所以，“党锢之祸”的本质上是一场权利之争，世家选择统一战线是阶级的本性所决定，并借以恫吓皇帝。

至此该知道，为何汉桓帝当年只敢找宦官商量大事了吧？也许一不小心，梁冀就成了王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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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美谥而恶评

同样是站在亡国的边缘，唐昭宗被宦官和藩镇轮流摆布，却被史书冠以“小太宗”，而扳倒权臣、剿平羌乱的汉桓帝则被视作堪比桀纣的昏君；唐太宗喜欢“看望”史官，宋太宗偏爱重修起居录，这其中从来都有着不可告人的小心思。

《三国演义》说桓灵二帝的罪状之一“禁锢善类”，指的就是他们在位期间的两次“党锢之祸”。桓帝也知道身边的那群阉货并不是治国的料，故而对党人只是略加警告，并没有大开杀戒。

▲满朝文武，貌合神离

而这不是桓帝第一次得罪人了，卖官鬻爵的行为实际上打破了世家对于帝国官位的垄断，本来可以坐享其成，现在不得不花钱买官，或者给商贾让路。

“故国恒以弱丧，而汉以强亡。”--王夫之《读通鉴论》

这里的“强”是指的是对外的强势，不同于屡次中原王朝没落之际的外族肆虐，东汉自始至终都在吊打四方蛮夷，作为帝王的刘志显然也是优秀的。

“党锢之祸”中的刘志也隐隐感觉到了大汉帝国的丧钟即将由谁敲响，并试图改变些什么，却遭到了来自几乎全天下的抱团反击。这种超乎对错的站队令刘志感到了丝丝凉意，但时日无多的他已经没有时间（死于当年年底）和意愿来完成反击了。

沾沾自喜的“党人”们不久之后将深刻感受到桓帝的仁慈，在灵帝时期第二次“党锢之祸”中，依葫芦画瓢进行操作的党人们在宦官的打击下折损殆尽，其中就包括了陈蕃和李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