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规划学与建筑学通过文本形成专业知识输出，从而指导空间实践过程，因此其对于文本的研究一直经久不衰，但以往对于城市总体规划文本的研究侧重于图像分析，鲜有对总体规划文本进行系统性话语分析的研究。话语分析可以反映文本中的话语特征，从而反映知识观念；未来随着研究领域的细分与深化，系统性的话语分析会成为文本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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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材料
1.2 研究方法
1.2.1 观念内容分析
深入阅读四版总体规划文本，抽取城镇体系结构、规划范围与层级、主城空间结构等关键内容，通过定性的话语分析方式研究四版总体规划文本中的关键观念差异与演变过程。
以Rost Content Mining 软件作为文本挖掘的工具，构建高频词云图和语义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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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观念内容分析
2.1 规划范围与层级
▲ 表1 | 四版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对不同层级规划范围的调整
表1-表2资料来源： 笔者根据四版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文本整理。
从对主城的定义来看，1996版总规将主城定义为最小的规划层级。2007版总规扩大了主城的界定范围。之后为了使主城区规划范围与主城9区行政区划统一，2014年深化版总规扩大了主城区范围，对于重庆主城范围的认知从原有的城市核心区域扩展至主城9区行政区划范围。这一转变与学界对于大城市与小城市发展的争论密切相关：1983版和1996版总规文本限制大城市发展，鼓励中小城市发展，对主城的扩张与发展偏向于限制的态度；之后版本的总规对城市发展与人口城镇化的科学规律有了更清晰的认识，对主城发展的态度转变为着力建设主城区，加快培育大城市和区域性中心城市，坚持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
2.2 主城空间结构
通过梳理四版总规中反映主城空间结构的文本内容，发现片区数量、组团数量、城市副中心数量都呈现上升趋势。在城市行政区划与建成区扩张过程中，重庆市总体规划通过增加次级结构数量以保证规划对于城市空间发展的控制力。其中片区数增至5个，组团数增至21个，同时将外围组团中心界定为城市副中心，从而逐渐将外围发展区域纳入到主城总体结构之中（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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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词频及语义网络分析
3.1 高频词汇分析
▲ 表3 | 《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1983—2000年)》文本中的高频词汇及其得分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1983—2000年)》整理。
1996版总规文本中的前30位高频词汇中首次出现了“主城区”“组团”“城镇”等概念，说明这一阶段对重庆主城体系、城镇体系以及组团体系的思考更加深入。其中“经济”“市场”“旅游”等词汇展现了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对市场及各类产业发展的重视（表4）。
2007版总规文本中“保护”的词频排名迅速提升，“生态”“资源”等词汇也频繁出现，说明这一阶段总规文本对生态环境与资源的保护愈发重视；“中心”与“城乡”出现频繁，反映出对城乡发展体系有了新的思考，一方面重视城乡关系的协调，另一方面也重视城市中心的聚集效应；“历史”一词频繁出现，说明这一时期更加重视对历史资源的保护（表5）。
▲ 表5 | 《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年)》文本中的高频词汇及其得分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年)》整理。
2014年深化版总规对生态保护以及文化保护更为重视；同时“旅游”的词频迅速升高，相比于2007版总规，2014年深化版总规对旅游发展规划更为重视；“铁路”一词的频繁出现与国家实施“一带一路”倡议构想以及2011年重庆“渝新欧”铁路开通的大事件密切关联（表6）。
▲ 表6 | 《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年)》(2014年深化)文本中的高频词汇及其得分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年)》(2014年深化)整理。
3.2 高频词云分析
▲ 图1 | 《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1983—2000年)》文本中的高频词云
▲ 图2 | 《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20年)》文本中的高频词云
▲ 图3 | 《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年)》文本中的高频词云
▲ 图4 | 《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年)》(2014年深化)文本中的高频词云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年)》(2014年深化)整理。
3.3 语义网络分析
▲ 图5 | 《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1983—2000年)》文本的语义网络分析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1983—2000年)》整理。
▲ 图6 | 《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20年)》文本的语义网络分析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1996—2020年)》整理。
2007版总规（包括其2014年深化版）文本的语义网络呈现出一个主核心及一个次核心。其中，主核心通过“建设”与“发展”形成网络，“建设”与“发展”两个词汇关系非常紧密；而次核心通过“保护”形成网络。“建设”与“发展”形成的主核心与城市发展中涉及的具体要素及系统关系密切；“保护”形成的次核心涉及“资源”“历史”“文化”“建筑”“文物”“生态”“环境”等词汇（图7）。
资料来源：笔者根据《重庆市城乡总体规划(2007—2020年)》及其2014年深化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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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的价值观分析
4.1 文本的政治价值观分析
4.2 文本的经济价值观分析
4.3 文本的社会价值观分析
▲ 表9 | 四版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文本的社会价值观词汇标准得分
4.4 文本的文化价值观分析
▲ 表10 | 四版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文本的文化价值观词汇标准得分
4.5 文本的生态价值观分析
1983版总规更为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问题，尤其对污染问题非常重视，在“生态资源利用”方面强调“资源”与“绿化”，对生态功能与生态产业关注较少。1996版总规在“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资源利用”方面的关注度都有所提高。2007版总规（包括2014年深化版总规）对生态问题更加重视，不仅在“保护”“环境”“自然”方面的关注度更高，同时也更重视生态功能与生态产业等生态资源利用问题（表11）。
▲ 表11 | 四版重庆市城市总体规划文本的生态价值观词汇标准得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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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与讨论：空间生产与知识生产
通过列斐伏尔的“空间三元辩证法”，引入“空间实践”与“空间的表征”的概念，可以较好地反映总体规划文本、空间生产机制与知识认知领域的关系。设计师、技术专家通过总体规划文本形成专业知识输出，这三者组成“空间的表征”，并最终通过专业知识的输出指导空间实践过程。同时，空间生产机制的转变与知识认知领域的转变也会影响“空间的表征”，从而间接影响空间实践过程，并对实践结果产生评价引导作用（图8）。
▲ 图8 | 空间生产机制及知识认知领域的转变对城市总体规划的影响
资料来源：笔者自行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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