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迷“历史文化遗存”让无数沉渣泛起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文化遗存”都这样阴森，堂而皇之的有的是。

记得有一年去到一个偏远省份的乡镇，当地朋友挑了个最有特色、最有代表性的地方，据称，凡是头次来这里的客人没有不去的，就像到北京必登长城，到上海必去外滩，到西安必看兵马俑，到西藏必进布达拉宫。

空旷的村子，一堆老宅第像大冬天蹲在地上晒日头的老人，灰砖、白墙、黑瓦，山墙上衰草摇曳。

外墙写着“忠”“孝”“节”“廉”，门头高悬着皇帝的圣旨，堂号无不出于“仁义礼智信”，楹联尽是“金石其心芝兰其室，仁义为友道德为师”之类。一重重堂奥，到处刻着“三字经”“弟子规”“朱子家训”等等，抬头是教训，低头是规矩，左门见“出将”，右门见“入相”，满眼满耳是亡灵的喧嚣。 各种各样历朝历代虚伪空洞的陈词滥调，或浮雕，或镌刻，或烫金书写，布满了一切可以容纳字迹的空白，不容你眼睛稍有消停，让你喘不过气来……

对所有这些，朋友如数家珍，热心而辛苦，让人不忍打断。但我却止不住困惑：所谓“礼”，不就是秩序、权威与层级吗？鲁迅借狂人的嘴斥之为“吃人的筵席”。林语堂说得更明白：自古儒门子弟往往自认有超世之学，以为这样的烂学问能造福苍生，其实个个心里想的不过是造福自己、给家族争面子罢了，无非哪家的老婆漂亮，哪家的子孙出息，哪家弄得钱多，至于人对人的尊重，爱和良知的互助，没人去比。中国人的“面子”这个东西，无法向外国人翻译，无法为之下定义。它像荣誉，又不是荣誉。它比任何世俗的财产都宝贵，比命运和恩惠还有力量。

什么“耕读传家”，什么“诗书继世”，说白了就是要出人头地！一个人出外打拼，不能混上个一官半职，不能捞个盆满钵满，不能给家族置办大屋广田，都没脸回老家了。那些畏缩地夹在趾高气扬的“翰林第”“大夫第”之间的寒门人家，当初活得怎样压抑憋屈，可想而知。 

读书做官，升官发财，福禄寿喜，几千年都没有什么变化。乡人讲究的“本事”就是成王败寇，即便自己不怎么样，至少祖宗阔过。

朋友特别提到曾在此间做官的“二代圣人”朱熹的诗：“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他解释老先生的本意，并不在游春，所谓“泗水”，无疑指的是孔门，“寻芳”求的是做人的学问，“万紫千红”比喻的是儒学，点染万物的春风乃是圣人之道……他感叹道，仅此一例，即可见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啊！

我于是有了第二重困惑：这样的“博大精深”究竟有何意义？

 

曾经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说是鲁迅有言“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多少年来，这个说法被无数人反复提及、引用。世上没有绝对的权威。即便是鲁迅真这样说过，我也绝对不敢苟同。 翻阅《鲁迅全集》，我只在他给青年木刻家陈烟桥的一封信里，看到一句有点相似的话：“现在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然而，把“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演绎成“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纯属偷换概念。因为“有地方色彩的”并不等同于“民族的”。“地方色彩”可以是一个地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文学艺术的特色，但是“民族的”却并非仅指、专指“地方色彩”，它包括民族的一切。 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负面乃至劣根性。妇女缠足是“民族的”，按照有些人的逻辑，也就“越是世界的”。但即便如此，陋习就是陋习，丑恶就是丑恶，并不因为其“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而不应该革除！

保留若干相对完整、有时代特征的标本，让后人知道自己是怎样一步步从山洞地穴走到了今天，当不无认识价值。 但定要认为只要古老就了不起，就不可磨灭，就要完整保留，那就难以令人信服了。悖论就摆在那儿：如果那些遗存原本真是那么神圣，又怎么会成为遗存的呢？

把这一类祖宗留下的“辉煌”炫耀于人，让人心里总是有一种莫名的复杂。立足于对传统的依赖和对古老的膜拜，陶醉在“传统高贵”“积淀深厚”的自恋中，一味停留在祖宗的遗产上而不思进取，甚至因此对异质文化充满成见，对现代生活加以种种嘲笑，这样的思维方式，与阿Q的“老子也阔过”有什么区别？

这是我的第三重困惑。

一面享受现代生活的优越，一面享受“文化遗存保护者”的光环，根本不管那些“文化积淀”是怎样沉重的历史负担，根本不管那些处在困境中的人们改变生存状况的渴望，而自己则可以从“文化差异”中丰富“审美”，像鲁迅说的西方人那样，到中国看辫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丽看笠子，倘若服饰一样，便索然无味了。最让人不懂的是，一些像我这样在乡下生长、好不容易拼命挤进了城市、脚杆上的泥巴还没有洗干净的同行，也跟着名流牙疼似地呻吟所谓“乡愁”—— 倘若真是那么痛苦，卷起城里的铺盖回老家不就完了？倘若当初的乡村真是那么值得留恋，安徽凤阳小岗村的那些农户又何必冒那么大的风险呢？

我不能不深感疑虑：对古旧的历史遗存不加区别的浓厚兴趣，毫无保留地一味欣赏，使无数沉寂已久的物质和精神的腐臭垃圾沉渣泛起， 这其中有没有一种旧式无聊文人的猎奇甚至变态的嗜痂癖在起作用呢？

这是我的第四重困惑。

种种极端的“保护文化多样性”高论，不加选择地强化对传统遗存的痴迷，客观上将文化封闭在一个凝滞的状态，取消其彻底更新的可能，文化积淀因此而变成沉重的历史负担，生动新鲜的文化行为和经济行为被完全排除，“文化多样性”则成为封闭保守的借口。

在这种情况下，深厚的文化积淀导致的往往是：当历史需要变革时，变革很难到来，即使有变革，也往往夭折。古老中国社会的迟缓发展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历史一再证明，祭拜亡灵，迷信传统，抱残守缺，只能表明精神资源的枯竭，思维机能的退化，创造活力的窒息。

很遗憾，当我偶尔把这些感受与有些同行探讨的时候，得到的反应往往不是打哈哈，就是觉得我“轴”——看看就得了，干嘛那么较真！我唯一能做的是：此后，这类活动，我总是尽可能回避，要么找借口不去，要么去了，也是远远地找个安静的地方呆着。

传统的无与伦比、无所不在、不容任何质疑的巨大力量，是我最大的困惑。

2022年12月27日岭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