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部员外郎苏轼，到底有多“水”？

到底有多喜欢水？

苏轼曾挂水部员外郎的头衔。

元丰二年（1079）八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被罪入狱，十二月“蒙恩泽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

后来苏轼的《初到黄州》“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讲的就是这事。

当时左迁降官，授州刺史司马者皆员外置。有如梁朝诗人何逊，唐代张籍皆水部郎，皆非水利部门在职官员。

其实，苏轼与水的缘分，早在“乌台诗案”20年前就开始了。

早在嘉祐四年（1059），苏氏父子三人再次乘舟出川，穿峡江，经荆襄古道赴京，从《禹贡》之说，遂有“我家江水初发源”，宦游东下。

苏轼自幼生长在秀丽的川江畔，深受川西崇尚水利的文化传统熏陶。他思想活跃，沿途饱尝山河秀美，缅怀治水先辈。

经巫山十二峰，他触景生情，写下“蜀守降老蹇，至今带连环……上帝降瑶姬，来处荆巫间”（《神女庙》），讴歌助禹王斩石疏波的瑶姬和导江凿山的蜀守李冰。

父子一行过荆门郡，呼颂“遂令山前人，千古灌稻麦”（《荆门惠泉》）。

至唐州，作《新渠诗》：“新渠之田，在渠左右。渠来奕奕，如赴如凑。如云斯积，如屋斯溜。”

又劝流民归唐返乡，并称赞知唐州的赵尚宽，“渠成如神，民始不知。问谁为之，邦君赵侯”。

1057年，赵尚宽知唐州，上任不久，“乃按视图记，得汉召信臣陂渠故迹，益发卒复疏三陂一渠，溉田百余顷”。

苏轼称道的新渠，即仁宗朝兴复的汉唐旧陂马仁陂灌区。干渠以下，由百姓民众“自为支渠数十，轻相浸灌”，故“四方之民来者云布”（《宋史·赵尚宽传》）。

巫峡神女峰 来源：视觉中国

苏轼自幼接触的巴山蜀水，属于天工、人力谐和的生态天府。离川后他留意山水特别是水环境的变化。

在“襄阳逢汉水”，发现“偶似蜀江清”（《汉水》），“绿水带平沙，盘盘如抱珥”（《万山》）。

他初仕凤翔，即发现南北景观差别之大：“吾家蜀江上，江水清如蓝。尔来走尘土，意思殊不堪。况当岐山下，风物尤可惭。有山秃如赭，有水浊如泔。”（《凤翔八景·东湖》）。

熙宁四年自东京去杭赴任路上，过长平，见引入惠民河的颍水清澈无比便喜不自禁，“颍水非汉水，亦作蒲萄绿”。

日后还有多首诗写到颍水的清澈，“别泪滴清颍”“上留直而清”。可见宋时淮、汉之水，悬移质少，尤为清冽，而地处黄土高原的凤翔，山赭、水浊。

汉水·襄阳 来源：视觉中国

城市水利是维系生态平衡、营造市民休憩空间的重要措施，这个问题很早就引起苏轼的注意。

“百亩清池傍郭斜，居人行乐路人誇”（《寄题兴州晁太守新开古东池》），对兴州晁太守新开古东池极其欣赏，“入门便清奥，恍如梦西南”（《东湖》），城东的湖池对于秃山浊水里的凤翔来水，有多么重要！

宋嘉祐五年（1060），苏轼从许州经过，作《许州西湖》，“池台信宏丽，贵与民同赏。但恐城市欢，不知田野怆”，在欣赏许昌小西湖的同时亦饱含担忧。

元祐六年（1091），苏轼知颍州，与赵德麟同治颍州西湖，功未毕而改知扬州，后闻湖成，欣赋《再次韵德麟新开西湖》：“西湖虽小亦西子，萦流作态清而丰。千夫 馀 力起三闸，焦陂下与长淮通。”并于诗后补笔：“予以颍人苦饥，奏乞留黄河夫万人修境内沟洫，诏许之。因以余力浚治此湖。”他晚年贬斥到岭南、天涯，对广州和海南供水提出创见，理念如一，不是偶然的。

许昌小西湖 来源：视觉中国

大禹治水文化自然是苏轼最向往的。

他首次自颍经淮，过怀远涂山，见淮水浑浊不堪，口占一绝：“川锁支祁水尚混，地埋汪罔骨应存。樵苏已入黄熊庙，乌鹊犹朝禹会村。”（《濠州七绝·涂山》）感慨传说中的淮涡水神巫支祁早由大禹捉获，锁在淮水北岸的龟山脚下，淮水还如此浑浊。22年后，苏轼再过涂山，仍难忘怀，“复作微禹叹”，写下《上巳日与子迨过游涂山荆山记所见》，无限感慨，“可怜淮海人，尚记孤矢旦”。

淮河·蚌埠  来源：视觉中国

苏轼注重水利劳作。

他躬耕黄州东陂，亲自洗浚古井：“古井浚荒莱，不食谁为恻……上除清清芹，下洗凿凿石。”（《浚井》）他“自种黄桑三百尺”，有对甘霖适时而降的欣喜：“沛然例赐三尺雨，造物无心怳难测”，有对地不耐旱的体认、应对之策并信心满满：“破陂漏水不耐旱，人力未至求天全。会当作塘径千步，横断西北遮山泉……明年共看决渠雨，饥饱在我宁关天。”（《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在罗浮山，诗人还想利用水力为乡民做工：“要令水力供臼磨，与相地脉增堤防”（《游博罗香积寺》）。

三苏亭 摄影/秦淮听雨/图虫创意

古代水文化的一个体现，即古代开明士人都比较注重水利建设，而苏轼尤为突出。

在其初入仕途守凤翔时即有“今旬不雨，即为凶岁。民食不继，盗贼且起。岂惟守土之臣所任以为忧？岂非神之所当安坐而熟视也”之认识与责任感（《凤翔太白山祈雨祝文》）。到苏杭为官，他发现“杭之为邦，山泽相半。十日之雨则病水，一月不雨则病旱”（《祈雨吴山祝文》）。他认为“神食于民，吏食于君。各思乃事，食则无愧。吏事农桑，神事雨暘。匪农不力，雨则时啬……一勺之水，肤寸千里”，而“召呼风霆，来会我庭”（《祈雨龙词祝文》），他深深同情饱受水旱灾害之苦的农民，“霜风来时雨如泻，耙头出菌镰生衣。眼枯泪尽雨不尽，忍见黄穗卧青泥”（《吴中田妇叹》），“洞庭五月欲飞沙，鼍鸣窟中如打衙。天公不见老翁泣，唤取阿香推雷车”（《无锡道中赋水车》）。

四川眉山三苏祠  来源：视觉中国

古代农业社会，历朝历代与士人尽皆关注水旱。宋代时尚报告气象和祈雨消灾文，苏轼更是祝文不断。

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有《诏天下诸州月上雨雪状》，熙宁元年（1068年）有《令诸 路每季上雨雪状》。 苏轼宦游四方，此类祝文特别多。

大致有《祈晴风伯祝文》《祈晴雨师祝文》《祈晴吴山祝文》《奉诏祷雨诸庙祝文》《祷雨社神祝文》《祷雨后土祝文》《祷雨稷神祝文》《祷雨后稷祝文》《祭风伯雨师祝文》（写于徐州）、《谒诸庙祝文》（写于湖州）、《祈雨祝文》（写于杭州）、《谢雨祝文》（写于杭州）、《登常山祝文五首》（写于密州），以及策问《冗官之弊水旱之灾河决之患》《乞赈浙西七州状》等。

苏轼究竟多能“水”？

元祐年间开浚西湖，苏轼留下了一道千古闻名的“苏堤”。

早在熙宁年间做杭州通判时，苏轼对西湖水草淤塞即有所了解。

18年后，苏轼再赴杭州，“首见运河干浅，使客出入艰苦万状”，他估算西湖“水涸草生，渐成葑田”速度，再访杭州父老，见父老农民相率诣轼陈状，“十年以来，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便决心继白居易和吴越钱氏，兴复西湖，采纳了县尉许敦仁“西湖可开状”，并“参考众议”开工浚湖。

又制定管理法规，控制新开湖面种菱，以菱荡课利之税款送钱塘县尉“备逐年雇人开葑撩浅”。至于开浚后的茅山、盐桥运河，由于钱塘江潮泥沙倒灌，仍可能“淤填如旧”，乃听取友人苏坚建议，在串联二河的支渠上设闸控制，使钱塘江潮入茅山河，沉淀泥沙，再放清水入盐桥河，后者就可保证航运，并对茅山河定期疏浚。

另在涌金门置堰，引湖水补给，较为科学地完善了城市水利系统。

西湖苏堤  来源：视觉中国

其后，苏轼乘胜兴复六井 ，拜请曾修复六井沟系的僧人子珪为师，采用子珪以瓦筒取代竹管建议，创开新井，既不漏水，又防止了腐朽，扩大了供水范围。

苏轼钦佩子珪的才智与贡献，奏报朝廷，“军民相度：若非子珪心力才干，无缘成就”，特乞赐其师号以旌其能（《乞子珪师号状》）。这些经验，之后又在广州加以发挥，事见东坡《续集·书简》的《与王敏仲八首》。

开钱塘江石门河一事，原是信州知州侯临提出。苏轼了解到江口浮山和鱼浦山相对峙，潮水、礁石和沙洲素来为舟航畏途。遂建议在江口弯道上游的石门开凿运河，直抵下游龙山，以避浮山之险。

苏轼与前转运使叶温叟、转运判官张畴偕同侯临前往查勘，申报朝廷。潇洒挥墨：“我凿西湖还旧观，一眼已尽西南碧。又将回夺浮山险，千艘夜下无南北。”（《与叶淳老、侯敦夫、张秉道同相视新河，秉道有诗，次韵二首》）因职务变动，此举未能实现。但到1093年，苏轼仍言：“公堤不改昨，姥岭行开新。”（《送襄阳从事李友谅归钱塘》）

钱塘江  来源：视觉中国

苏轼乐于调查，善于吸取前人成果，听取当地人士意见，从不熟悉，到逐步掌握地方地理、治水要领，终使对江南、浙西地区的江、运、湖、港、海洋、井泉的认识融汇为一。

由于历史与科学的局限，他对挽路漕运与泄水输沙的关系，认识过于具体，对海平面上升海水倒灌尚不知晓。但作为一个文人和地方官，他能热爱水利并付诸实践，给后人留下许多历史的借鉴，已很不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