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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径流是水循环中的重要变量。准确可靠的长序列径流数据,是水资源调查评价的基础。全球径流观测站点分布不均,许多区域尤其是高寒地区缺乏径流观测数据。水文研究中常利用水文模型模拟径流,但通常需要实测流量数据率定模型参数,在无测站、缺资料流域的应用受到限制。为解决上述问题,清华大学水利系遥感水文团队,围绕国际水文科学协会(IAHS)十年计划(2003?2012):Prediction in Ungauged Basins (PUB)相关科学问题,开展了长期系统性研究。近期,团队李雪莹博士生、龙笛教授及合作者,以土壤水动态变化信息约束水文通量,基于高维参数空间优化的数学模型思想,构建了一种不依赖实测流量的径流求解模型(Soil Moisture to Runoff, SM2R)。模型在青藏高原江河源区20个测站进行了初步验证,表现了较好的精度和稳健性。
SM2R模型由SM2RAIN模型 [1-4] 发展而来,通过建立径流与土壤含水率、降水之间的函数约束,克服了SM2RAIN仅能在站点及网格尺度应用且忽略地表径流的局限,将“由状态变量推求通量”的思路,应用于流域径流量估算。此外,本研究针对青藏高原高寒流域,量化了冰川净质量变化、高海拔地区降水产流的滞后时间对土壤包气带等效输入水量的影响,一定程度扩大了SM2R模型的适用范围。研究成果近期以Soil Moisture to Runoff (SM2R): A Data-Driven Model for Runoff Estimation Across Poorly Gauged Asian Water Towers Based on Soil Moisture Dynamics为题,发表于水文水资源领域权威期刊 Water Resources Researc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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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区与数据
本研究以青藏高原7个外流区(包括印度河、恒河、雅鲁藏布江、怒江、澜沧江、长江、黄河),共20个子流域为测试流域(图1),利用SM2R模型模拟过去40年(1981?2020年)月尺度径流。通过对比实测径流、跨部门影响模型比较计划(ISIMIP)中16种模式输出径流均值、再分析径流数据、基于实测资料率定参数的VIC模型模拟的径流,评估了SM2R模型在青藏高原不同气候地理特征的流域的模拟效果。
图1 青藏高原地理位置,径流观测站、河流、冰川、湖泊及流域分布
SM2R模型的驱动数据包括降雨、降雪、潜在蒸散发、土壤体积含水率(后文中简称 “土壤含水率”),上述变量均由全球再分析数据集ERA5-Land(ERA5L)获取。冰川广泛分布的流域需考虑冰川净质量变化,可由Hugonnet等 [5] 研制的全球冰川质量变化数据获取。此外,SM2R模型利用气温、积雪覆盖面积、土壤性质数据作为辅助数据,用于确定流域特征和进行参数初始化。其中,气温由ERA5L数据获取;积雪覆盖面积由Immerzeel等 [6] 基于MODIS遥感产品,针对全球78个水塔(包括青藏高原及天山区域)研制的多年平均积雪覆盖面积提取;土壤性质数据由全球土壤数据库(HWSD)获取。
用于对比SM2R模拟效果的径流数据集如下:(1)ISIMIP 中H08、 WaterGAP2、MATSIRO和LPJml的多模型平均结果,其中,每个模型分别由GFDL、Hadgem、IPSL和Miroc5四种气候模式的输出结果驱动,ISIMIP可提供1981?2005年历史时段的月径流模拟值;(2)ERA5L再分析径流数据;(3)Gou等 [7] 基于VIC模型并利用国内约200个径流站的实测径流率定参数,模拟研制的1961?2018年中国天然径流数据集(CN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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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法
SM2R模型的框架如图2所示,关键模块包括:(1)考虑冰川和积雪模块的土壤水量平衡,(2)建立水文通量(蒸散、下渗、及径流)与土壤体积含水率的函数约束。以系统状态变量达到最优为指标,即水量平衡求解的土壤含水率变化和ERA5L估算的土壤含水率变化最接近,利用基于梯度下降的高维参数空间优化方法,求解各参数并估算径流。
图2 SM2R模型框架图
3.1 建立土壤水量平衡
以一定深度的土层为研究对象,土壤水量平衡公式如下:
式中, z 表示土壤深度(mm),在SM2R模型作为待求参数之一,是满足水量平衡闭合的参数; θ 表示土壤含水率(m 3 /m 3 ); P Eq 表示土壤包气带的等效输入水量(mm/mon); L ( θ )表示水量输出通量(mm/mon),包括蒸散( ET ( θ ))、下渗( D ( θ ))和径流( R ( θ ))(式(2)),本研究中径流由快速流 R fast 和慢速流 R slow 两部分组成(式(3))。
在青藏高原,降水相态和冰川质量变化等对径流模拟有重要影响。SM2R模型在计算等效输入水量 P Eq (式(1))时,将总降水划分为液态降水(降雨)和固态降水(降雪),冰川积累/消融对土壤包气带等效输入水量的影响为:(1)冰川积累期,固态降水(降雪)首先储存在冰川上,其余形成土壤层的有效输入(式(4));(2)冰川消融期,冰川融化为液态水,同液态降水(降雨)共同作为土壤层的有效输入(式(5))。
式中, dh g 表示冰川高程变化(mm/mon); snowfall g 和 rainfall g 分别代表考虑冰川质量变化后的等效降雪和等效降雨; dh 表示由冰川净质量变化引起的流域平均水深变化,由式(6)计算:
式中, Area g 指流域内冰川面积(km 2 );Area指流域集水面积(km 2 ); ρ g 指冰川密度(取850 kg/m 3 ),ρw指水密度(取1000 kg/m 3 )。
此外,高海拔地区(例如喜马拉雅山脉)的实测径流可能滞后于降水数月,且径流与降水出现峰值的时间不同,这是由于冬春季的固态降水通常在冬春季冻结,当温度升高后再融化成液态水参与到水循环中。本研究将具有“储存冬春季降雪并补偿夏季降雨”的流域定义为“降雪主导”流域,提出积雪指数(Snow Index ( SI ),式(7))表征流域受固态降水和积雪的影响。
式中, r snow / prep 指多年平均降雪量占总降水量的比例; r persistent snow cover 表示流域多年平均积雪覆盖比例。以 SI > 0.16的流域被认为是“降雪主导”流域,该比例阈值参考了聚类方法中常用的head/tail breaks原则。
针对“降雪主导”流域,月尺度液态降水( rainfall g , 式(5))全部参与流域水循环,即补给土壤水并形成输出通量。月尺度固态降水( snowfall g , 式(4))参与水循环的实际水量,由该月温度决定,假设每月固态水可融化为液态水的实际水量,与当月气温减去温度阈值的差值成正比:
式中, snowfall a 代表每月可融化的实际水量(mm/mon);k表示温度?融化量的比例因子; T ( t )指月平均气温(°C), T threshold 指温度阈值,设定为研究时段(1981?2020)的多年月平均气温减去1倍标准差。由于在年尺度,总的实际融化水量(Snowfalla, 式(8))应该与实际固态水量( snowfall g , 式(4))相等,比例因子 k 可由式(9)计算:
在考虑冰川和积雪的共同影响后,“降雪主导”流域的等效输入水量由式(10)计算,非“降雪主导”流域的等效输入水量由式(11)计算。
3.2 确定各变量的函数约束
SM2R模型中建立各输出通量(蒸散、下渗和径流)与土壤含水率之间的数学函数约束。实际蒸散发( ET )由双曲正切函数约束(式(12)),表示当土壤含水率为零时,实际蒸散发为零,此时,实际蒸散发受水分控制;当土壤接近饱和含水量时,实际蒸散发接近潜在蒸散发( PET ),函数值逼近渐近线值域,此时,实际蒸散发受能量控制。式(12)中参数 a 表示蒸散发由水分控制向能量控制的过渡,可由sigmoid函数(式(13))拟合,sigmoid函数的值域为[0, 1]。
式(12)及后续式(15)?(17)中的变量 φ 表示土壤孔隙度,由式(14)计算,其中 F sand and F clay 分别指砂土和黏土的百分比。
下渗 D 表示土壤水垂向渗漏补给地下水的部分,可表达为土壤体积含水率的幂函数(式15)。式(15)中参数 b 指下渗量的最大值,参数 c 表示水量流失的速率,与土壤包气带的饱和度有关。
在SM2R模型中,快速流Rfast的数学函数形式可表达为等效输入水量和土壤含水率的幂函数(式(16)),参数 e 可表示降水产流的速率。慢速流 R slow 可表示为土壤含水率的幂函数(式(17)),f可表示慢速流的最大值, g 表示慢速流产流速率。
3.3 参数优化和求解
在SM2R模型中,各变量由7维参数向量空间确定,即 X = [ a , b , c , e , f , g , z ]。本研究通过土壤性质等数据进行参数初始化,以提高优化收敛效率和参数的物理约束,但各参数最终由优化过程确定。由于参数 a (确定实际蒸散发)已被sigmoid函数约束,因此,对初始值无限制。参数 b , c 用于确定下渗量,与土壤的水力学特性和下渗能力有关,Jahlvand 等 [8] 和Brocca等 [9] 基于实测土壤资料,根据土壤类别(可由HWSD数据集获取)提供参数 b 和 c 的推荐值。
参数 e 表示降水产流的速率,由流域多年平均径流系数进行初始化。参数 f 和 g 用于确定慢速流,其中,参数f表示慢速流的最大值,与土壤持水能力和含水层给水度有关系,以式(18)对参数 f 进行初始化:
式中, AWC (mm/m)表示土壤包气带的持水能力,可基于HWSD数据集中针对不同土壤类别的推荐值确定; SY 表示含水层给水度,指土壤包气带可排出水量占土壤体积的百分比(%); z’ 指慢速流产流的土壤深度,设置为100 cm,这与HWSD数据集估算土壤持水能力( AWC )时设置的参考深度相同。针对更深层土壤(>100 cm),假设土壤水流失的主要过程为下渗,而非产生慢速流。
参数 g 确定慢速流的幂函数形式,以多年平均壤中流和多年平均总径流的比值,对其进行初始化(以ERA5L估算的壤中流和总径流设定初始值)。最后,参数z表示满足水量平衡闭合(式(1))的土壤层深度,利用ERA5L中的土层深度(2890 mm)对z进行初始化。
SM2R模型的目标函数为:由水量平衡通量计算的土壤含水率变化,与由ERA5L估算的土壤含水率变化的均方根误差(式(19)):
式中, n 表示样本数目, X 表示待求的参数空间,即 X =[ a , b , c , e , f , g , z ]。SM2R模型设置优化目标变量(土壤含水率变化, dθ / dt )量级的1‰为优化阈值(式(20))。当两次优化的效果提升小于优化阈值时(式(21)),认为继续优化对模拟结果提升有限,即可终止迭代过程。
采用基于梯度下降的高维参数空间优化方法求解各参数,具体步骤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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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研究结果
本研究利用SM2R模型在青藏高原20个测试流域模拟1981?2020年月尺度径流,对比实测径流,从相关性( r )、归一化均方根误差( NRMSE )、纳什效率系数( NSE )、对数纳什效率系数( logNSE )、Kling-Gupta效率系数( KGE )等五个统计指标,评估SM2R模拟径流的表现(图3)。结果表明:20个站点的相关系数 r 均高于0.74,归一化均方根误差 NRMSE 均小于0.22;16个站点综合性评估指标表现良好( NSE > 0.56, logNSE > 0.43, KGE > 0.46),表明在不依赖实测径流的情况下,SM2R模型在多数测试流域的模拟结果较为可靠。
尽管SM2R模型以ERA5L为驱动数据,但除了在恒河的Kali Khola站点和雅江的奴各沙站点,二者估算径流的表现相近外,其余18个站点ERA5L径流的评估指标整体低于SM2R模拟径流(图3),特别是在冰川积雪广泛分布的印度河流域(SM2R模拟径流的NSE较ERA5L再分析径流提升134%?220%)和冻土广泛分布的长江源和黄河源(SM2R模拟径流的NSE较ERA5L提升101%?118%)。
图3 SM2R和ERA5L估算径流与实测径流对比评估指标雷达图。评估指标NRMSE在雷达图中展示为1-NRMSE,因此所有指标的理想值均为1。当评估指标<0时不在雷达图中显示,只标记具体值(例如ERA5L估算径流在Shatial Bridge、Skardu Kachura、Gongshan、Zhimenda、Tangnaihai及Maqu的评估结果)
分析SM2R模拟径流在不同气候地理特征流域的模拟效果发现(图4):印度河(站点1?4)、恒河(站点5?7)、雅鲁藏布江(站点8?9)流域,SM2R模拟径流整体表现较好。在印度河流域,由于模型考虑了高山区径流和降水的滞后时间,因此,有效提高了模拟径流和实测径流的相关性( r ≥ 0.94 (SM2R); r = 0.67?0.71 (ERA5L))。恒河和雅鲁藏布江流域受南亚季风影响显著,降雨产流是总径流的主要贡献,SM2R模型能反映季风主导影响下较稳定的降雨径流关系。
怒江(站点13?14)和澜沧江(站点15?16)同样受南亚季风影响,但这两个流域下游地区的河道狭长(特别是贡山站的集水流域)。驱动数据ERA5L(空间分辨率为0.1°(~10 km))在狭长的集水流域不确定性较大,导致SM2R径流模拟精度降低。SM2R模拟的径流在怒江和澜沧江流域总体表现较好,但在贡山站(站点13)的统计指标较低。
长江下游泸宁站(站点18)受东亚季风影响显著,SM2R模拟径流的各指标表现良好。长江源(直门达水文站集水流域,站点17)和黄河源(唐乃亥和玛曲水文站集水流域,站点19和20)位于青藏高原腹地,多年冻土和季节性冻土分布广泛。气候变化下冻土退化,引起土壤含水率、土壤性质和水文过程的一系列改变,对产流过程的影响复杂,SM2R模拟精度较低。
图4 SM2R模拟径流在不同站点的相关系数(a)和纳什效率系数(b)评估指标
对比1981?2018年SM2R模拟和Gou等 [7] 基于VIC模型研制的CNRD数据集发现(图5),二者在青藏高原中国境内的13个站点的径流模拟效果接近。在SM2R模型评估指标较低的贡山、直门达、唐乃亥和玛曲站,CNRD数据集的评估指标较SM2R模拟结果更低,反映在土壤冻融过程复杂的江河源区,降水径流关系的鲁棒性较低,径流模拟的不确定性较大。ISIMIP可提供径流分析的常用模型,但其模拟效果在青藏高原表现较差。评估1981?2005年16种ISIMIP模式平均在青藏高原输出的径流结果发现,大多数站点(13个)的综合性评价指标 NSE < 0。
图5 SM2R和CNRD估算径流与实测径流对比的评估指标雷达图。评估指标NRMSE在雷达图中展示为1-NRMSE,因此所有指标的理想值均为1。当评估指标<0时不在雷达图中显示,只标记具体值(CNRD估算径流在直门达、唐乃亥及玛曲站的评估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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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本研究构建的SM2R模型,实现了利用土壤水动态变化信息,对流域径流较为可靠的模拟,其优势主要体现在:(1)在无测站、缺资料流域应用潜力较大。(2)对比水文模型或陆面模式,SM2R模型的输入数据(包括ERA5L获取的降水、潜在蒸散、土壤体积含水率三类)和模型参数(共7个)较少,降低了输入数据不一致性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异参同效”的风险。(3)对比Koster等 [10] 利用线性回归拟合土壤含水率和径流相关关系的研究,SM2R模型建立了土壤含水率、降水和径流之间的幂指数函数约束,有效提高了径流模拟效果。Koster等 [10] 利用实测径流率定线性回归参数,但在美国145个测试流域中,仅有22个站点对比实测径流的相关系数高于0.7,而本研究中所有流域的相关系数均高于0.74。
SM2R模型的局限主要体现在两方面:(1)由于SM2R模拟径流基于径流、土壤含水率和降水间的幂指数函数约束,这种函数关系在日尺度或小时尺度的鲁棒性较差,因此,SM2R模型更适用于长时序月径流分析。(2)SM2R模型在土壤冻融过程复杂的长江源和黄河源表现不佳。一方面,目前土壤水再分析和遥感产品在长江源/黄河源等冻土广泛分布地区的误差较大;另一方面,由于冻土退化后土壤孔隙度变大,直接影响各水文通量计算。因此,获取更精确的土壤水数据和土壤性质数据,有望进一步提升SM2R的模拟精度。
SM2R模型的鲁棒性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分析:(1)模型优化的目标变量是土壤含水率变化( dθ / dt )。图6表示ERA5L和陆面模式(GLDAS NOAH和CLSM模式平均)在典型流域估算的土壤含水率和土壤含水率变化,研究发现:尽管不同数据源估算的土壤含水率(θ)的绝对值差异较大,但土壤含水率的变化(dθ/dt)一致性较高,这是SM2R模型优化参数和准确模拟径流的关键。(2)SM2R模型基于可靠的土壤含水率变化约束降水产流过程,通过参数优化和调整,降低降水数据不确定性对径流的影响,最终实现较可靠的径流估算。(3)SM2R模型中各水文通量独立计算,即每种输入数据的不确定性,仅通过相关的数学函数影响特定分量和参数,可减小误差传递,提高模型鲁棒性。
图6 ERA5L和陆面模式估算的2003?2020年土壤体积含水率(左坐标轴)和土壤体积含水率变化(右坐标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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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本研究基于高维参数空间优化的数学思想,构建了以土壤水动态变化约束径流求解的新方法(SM2R),实现了在不依赖实测径流资料条件下,较为准确地估算了青藏高原不同气候和地理特征流域的长时序径流。SM2R模型的输入数据和模型参数较少,径流模拟效果显著优于ERA5L和ISIMIP的径流估算,与利用实测径流率定参数的VIC模型表现接近。本研究提出的SM2R模型提供了“由状态量推求通量”的径流模拟新思路,有潜力在其他无测站、缺资料流域的径流估算和分析中提供参考借鉴。
本研究受到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2019QZKK0105)、基金委“西南径流重大研究计划”(92047301、92047203)等项目支持,谨致谢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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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与水资源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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