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学家成了游走四方的托钵僧

作者：王志纲

　　歌德曾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歌喉，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鸟儿。同样

道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英雄，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备受追捧的显学。

　　何谓显学？顾名思义，就是显赫一时的学说、学派。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曾

总结道，
原始社会的显学是巫术，所以巫师在那时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实即便在今

日科学昌明的时代，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一些封闭的部落里依然如此；欧洲

中世纪的显学则是神学，
　　罗马教廷拥有生杀予夺之大权，布鲁诺就是被其宗教裁判所活活烧死的；而

在中国的帝制时代，显学则是孔孟的儒家学说，国家选贤任能的科举考试使用的

也是其经典的“四书”、“五经”；十七八世纪的欧洲，显学则是哲学，物理学

家牛顿、笛卡尔，数学家莱布尼茨等都以哲学家自居，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更

是公认的哲学大师；到了20世纪，尤其是进入70年代，欧洲的显学是经济学；而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异军突起的显学也是经济学。
　　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整整100年的时间，高

悬于国人头上的两把利剑就是“亡国亡种”，与之相对应的显学就是探讨、研究

中国如何“救亡图存”的学说、理论，如哲学、历史、文学、政治学、社会学等

，传统国粹自然也是研究和实践的一大方向。王国维、梁启超、章太炎、陈寅恪

、蔡元培、梁漱溟、冯有兰、熊十力、陈垣、胡适、陈独秀、鲁迅、老舍、金岳

霖、沈从文、钱钟书、巴金、梁实秋、徐志摩、郁达夫等人就是代表，其中没有

一个是经济学家。
　　建国后到改革开放前，中国知识分子的显学也是文学、史学、哲学、社会学

等学科，处于主流地位的也没有经济学的立足之地。
　　中国经济学以及经济学家成为社会的显学，认真算起来只是从1992年确立中

国市场经济的主体地位以后。所以，目前经济学家的异常火爆就像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的粮食、商业及供销系统的惟我独尊一样，都是“时也，命也”，跟个人的

努力、才华没有任何关系。与经济学家打的交道多了，我经常在恍惚中看见他们

的神色——矜持，儒雅中遮掩不住的自傲，就像在物质极度匮乏的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卖食品、卖生活物质，尤其是卖肉的脸上显露的一样，当然他们毕竟是文化

人，表面还是温文尔雅的。
　　一个行业的催生靠的是天时与地利。经济学成为显学，天时就是改革开放所

带来的千年未遇之变局，是市场经济的框架之确立，今天经济发展的水平已经成

为决定一个国家在国际上地位高低、价值大小、有没有话语权的最重要因素。地

利，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进入深水区，靠摸着石头过河完全无法适应残酷的

市场竞争环境，也无法有效地提升一个区域、一个城市，乃至一个企业的核心竞

争力。大则国家的发展战略与走向，中则区域经济与城市经营的提升，小则一个

企业的生死存亡，都离不开经济理论的指导，加之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不仅

登堂入室，而且纷纷进入政府成为国家的行政首脑，更大大地推动了这一波浪潮

。
　　克林顿是美国历史上在经济方面最有作为的总统，两任财政部长鲁宾、萨摩

斯及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号称“三驾马车”，为美国重执世界新经济的牛耳

立下了汗马功劳，他们三人都是颇负盛名的经济学家。2004年，在党派混战中脱

颖而出的印度总理也是国内非常有名的经济学家。
　　学者从高墙深院中介入火热的生活，本来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但目前的隐忧

是许多显学大师经常“越界飞行”，并且乐于成为大众传媒追逐的明星。
　　我因做项目之故，经常受各地政府及媒体的邀请去全国讲学，让我非常吃惊

的是在我参加的许多专业性极强的论坛、对话活动中，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可以

说是“十处打锣九处在”。
　　作为一个下海10年的知识分子，到今天我接受邀请参加论坛、讲学、演讲或

者媒体采访，始终坚持一点，只谈自己思考、实践过的东西，就是说只谈自己懂

的，如复合地产、泛地产、大盘经营、商业地产、旅游开发、新型工业园区、区

域经济及城市经营等。但有些经济学大师就不是这样，讲的多半是“目前的形势

和任务”，在目前的经济格局下，企业应该如何如何做，道理都不错，但似乎又

很飘逸，让老板们感到摸不着头脑。不到一个小时，拿了主办方给的劳务费马上

就走。据圈内人说，有的人最高记录是一天跑了五场。
　　天子脚下还有一位名气不小的学者，经常被邀参加各种论坛。他的一个最重

要特点是唱反调——如果大家都说经济过“热”，他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