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探索的第一视角，解读中国当代建筑史的形成！

中国当代建筑史研究正逐渐摆脱建筑风格史的狭隘视野，开始将建筑生产的过程和机制纳入研究。这与当代建筑史本身的特征有关。由于历史时段距今相对较近，加上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普及，当代建筑史的史料来源更加丰富多样，不仅包括报纸、期刊杂志、书籍、档案等传统媒介，也包括网络资源、历史当事人的口述以及历史写作者的观察等更具有当代性的渠道。这使得当代建筑史研究在关注建筑形式的同时，有更多机会关注建筑的生产过程，从而触及更深刻且复杂的议题。

针对当代建筑史研究，李华和葛明基于福柯理论，提出以“知识构成”方法分析建筑事件、人物、作品等背后的生成机制，即通过分析建筑生产的条件、形式、机构、制度、工具、身份、观念、作品等“知识”要素及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考察建筑生产的运行机制。这一方法具有重要启发意义。事实上， 知识要素在当代建筑实践中比以往显得更为重要。当代建筑日新月异，日益复杂，涉及更多的合作和创新，需要一个更庞大的知识网络和更多元的知识主体作为支撑。因此，知识视角应当在中国当代建筑史研究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在历史建构的思路上，当代建筑史应综合宏观历史脉络研究和重点案例研究。以知识视角进一步研究重点建筑案例的生产过程和形式结果，可将当代建筑史研究引入纵深，并以点带线，以线带面，完善总体历史叙事框架。进一步探索和思考中国当代建筑史，地王大厦建于1990年代中期，在当时是深圳乃至全国最重要的标志性建筑之一。

地王大厦见证了这一时期中国建筑领域的国际合作和设计创新，在生产过程和形式结果等层面均体现出国际性和中国性的结合。这是一个密集而复杂的知识网络的交汇点，既包括现代技术、经验和美学思潮从海外向中国的“跨国流动”也包括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化在现代建筑创作中的“传承和转译”。通过分析地王大厦的历史背景、生产过程和形式结果，揭示其对中国当代建筑史研究和中国当代建筑创作的重要价值。

自1978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建筑设计和建筑工程领域也取得了巨大进步。这与西方建筑设计思潮及先进技术和经验的引入密不可分。改革开放初期，香港进一步发挥了地缘优势，成为中国接触西方的重要窗口。与香港一水之隔的深圳，成为接受影响的前沿，从一个边陲小镇迅速发展成为繁荣的经济特区和现代化大都市。

深圳的经济奇迹很大程度上受惠于来自外部的人力、物资、知识、信息和资金等经济要素的输入。其中知识尤其重要，在各个经济领域、工程和建筑领域都可称为重要资本。建筑领域的知识体现在设计思想和方法、施工技术和经验、管理方法和制度体系等方面。新知识也更新了中国既有的知识体系，促进了建筑设计和建筑工程行业的升级。这一时期建成的众多建筑中，深圳地王大厦 ( 全称“深圳地王商业大厦”，又称“信兴广场”)是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案例。

大厦于1992年立项1996年完工。高度达384m，共69层。建成时是亚洲最高楼，2011 年之前一直是深圳最高楼。同时，地王大厦还具有特殊的时代意义和政治象征意义。1980 年代末，中国的经济发展暂时放缓，社会不稳定因素迅速增加。1992 年初，邓小平同志视察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表达了中央政府坚定支持改革开放的决心，改革开放由此进入一个新阶段。除了住房、国企、金融体系改革等一系列重要改革措施外，1990 年代的对外开放程度也大幅加强，外资和外商大量涌入中国。深圳也在 1990 年代初提出了“二次创业”口号，强调扩大开放，调整产业结构，发展高新技术产业、高端服务业、金融业，将深圳建成现代化、国际化的大都市。

地王大厦作为一个标志性项目，在南巡之后不久即提上日程， 成为深圳“二次创业”的象征。地王大厦与1980年代的深圳最高楼国贸大厦(1985年建成)遥相呼应。在空间位置上，国贸大厦位于1980年代最早开发的罗湖区中心，而地王大厦则正处在罗湖区和未来的新市区福田区的交界处，成为深圳东西主干道深南大道向西拓展进入新市区的重要空间节点，代表着1990年代以来深圳城市建设向西延伸，开发福田新市区的决心。与国贸大厦相比，地王大厦不仅高度更高，而且建设速度更快，设施更现代化。国贸大厦主要依靠中国本土的资本和技术力量，而地王大厦在融资、设计、建设、管理等建筑生产过程的各个环节，都加强了国际合作的力度。

国际合作与知识的跨国流动在地王大厦的设计和建造过程中， 诸多外国公司和专家在建筑设计、结构技术、施工和物业管理等方面贡献了宝贵的技术和经验。其中，海外华人因文化和血缘的亲近，成为将西方知识引入中国的主要群体 。地王大厦在立项之初便被定义为“国际合作”项目。1992年10月，深圳市政府挂牌出让一块位于罗湖区和福田区之间的地块。这也是首次在土地出让中引入国际竞标。最终，由日本熊谷组香港分公司和深圳市政府直属国企深业集团组成的联合体以1.42亿美元竞得该地块，香港祈福集团被选为发展商。该项目的承包方式采用了EPC工程总承包模式，这在当时的中国实属首例。

熊谷组香港分公司是地王大厦最大的股东和主要的承建商，是整个项目的核心。公司主席兼总经理于元平拥有先进的管理经验，同时又熟悉中国的营商环境1988年，于元平开始投资中国大陆。他的第一个项目，即海南洋浦工业区，经历了1989 年的停顿，以及1992年南巡之后的重启。彼时，于元平信心大增，又先后在深圳和广州分别投资了两个新项目，即地王大厦和中天广场 (1997建成，后改名中信广场 )， 建成后分别成为两座城市的最高楼。于元平对地王大厦项目寄予厚望，提出要在建设中实现“四个一流”：一流建筑、一流速度、一流设备和一流管理。

地王大厦的施工快速且高效。建造工作开始于1993年4月，完工于1996年6月，历时仅3年2个月 。主体钢结构施工平均每两天一层楼。这一速度超过了1980年代国贸大厦“三天一层楼”的施工速度，成为 1990 年代“深圳速度”的代表。这一成就得益于熊谷组在设计和施工组织上的科学管理和统筹协调。设计从一开始就与施工统筹考虑。在设计方案确定后，进行初步设计的同时，熊谷组即制定了设计和施工进度计划。这样，在初步设计批准时，施工图已进行至一定深度，可以开始分包，并让分包商制订深化图和施工方案说明。

在施工过程中熊谷组按同样思路，将不同阶段的工作进行“搭接”环环相扣，压缩施工时间。这种经过优化的施工进度管理方法称为“交叉施工法”这种方法与按部就班的“先设计、后施工”或者缺乏组织的“边设计、边施工”均有区别，更科学， 也更高效。此外，建设工程还采用了一系列新的机械设备和施工技术。包括“逆向施工法”“水力爬升模板”等，大大提高了施工效率 。

地王大厦的施工速度、施工方法和管理模式都让人耳目 一新，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报道认为，地王大厦项目采用的EPC 工程总承包制度是保证其施工速度和质量的一大法宝，但这一制度在国内却难以推行，原因除了国内专业化分工的缺乏、开发商对新模式的不信任之外，更重要的是开发商不愿意放弃在施工各个环节的控制权和相关利益。地王大厦如同一面镜子， 为中国的工程管理领域树立了一个标杆。中国工程人员在与国际从业者 ( 特别是日本工程经理 )的接触和共事中，了具体知识和技术，也看到了更科学、更现代、更国际化的工作方法、企业文化和制度体系。

尽管地王大厦在技术和管理方面高度依赖国外先进知识和经验，但在建筑设计和形式美学层面却明确体现了西方现代建筑与中国传统文化和美学的结合，体现出“国际性”和“中国性”的兼容。以知识的视角来看，相对于技术和管理知识的跨国流动而言，地王大厦的设计、形式和美学知识的脉络更为微妙复杂，不仅包括设计方法和形式美学从西方向中国的跨国流动，也包括中国传统美学和文化在现代建筑创作中的传承和转译。地王大厦基于复杂知识脉络的形式创新，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张国言建筑师深厚的设计功力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

地王大厦是一个包括3部分功能的综合体：办公(东侧塔楼)、 公寓(西侧板楼)和商场(中间裙房)。设计中的一个关键挑战在于场地形状过于狭长，且为三角形。建筑师运用曲线几何形体回应场地边界，进行了多方案比较。在3个主要备选方案中，方案一对于场地的回应最好，被确定为最终实施方案。在这一方案中，建筑面向深南大道展现出完整而连续的立面，其几何语言与其他方案相比更干脆利落。总平面布局高度对称，轴线感明确，体现出较强的纪念性。这种布局方式在三角形地段上并不常见，显得非常新颖。高层塔楼的圆角处理巧妙地化解了三角形地段的限制，并且体现了对周边环境的尊重。

在建筑的形体和立面设计上，地王大厦展现了建筑师融合“中国传统”和“西方现代”两套知识体系的高超技巧。建筑一方面通过符号与象征手法建立起与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在关联，另一方面也摒弃非功能性的装饰，体现出纯粹的现代建筑美学特征。地王大厦的形体设计暗含了多层次的象征意义，其中的一大特色是顶部的双塔造型。建筑师在设计说明中解释说，双塔造型在中国和西方的建筑传统中均广泛存在，常常构成一座城市的标志性形象 。赋予双塔新的象征意义：双塔代表了项目的两大投资方， 熊谷组和深业集团，是中外合作的象征 。另外主体塔楼在形体构成和平面构图上包含圆形、半圆形和矩形等形态要素，通过“方圆并置”的手法，呼应了中国古代“天圆地方”一说，体现了对中国传统风水观念的参照。

地王大厦在立面设计上独具特色，体现出与中国传统美学的深刻联系。建筑入口显得庄重典雅，标志性的 A 字形桁架借鉴了中国传统“门楼”的意象，上部方格形通风口简洁大方，也不失传统韵味 。而主体塔楼立面的横线条虚实相间上下等距排布，与中央分隔线左右对称，这一构图借鉴了中国传统的对襟衫 ；公寓板楼的立面延续了同样的构图，但在这里，中央分隔“线”变成了一道“深沟”。中央分隔的手法不仅出现在主体塔楼上，也出现在公寓板楼的立面上。这样一个巧妙处理保证了建筑两部分之间形式上的连续性，解决了一高一低 一宽一窄两个体量的形式协调问题 而“线”和“深沟”的微妙对比使得建筑的不同部分在相互协调的前提下，仍然保持独特的个性。

尽管建筑在不同层面体现了中国传统，其整体设计语言仍然体现出强烈的现代建筑特征。总体上看，地王大厦的建筑语言是基于抽象的几何形式，没有过多附加装饰。虽然立面上的一些细部具有一定的“装饰性”但仍然避免了无功能的纯装饰符号的滥用。值得注意的是，几个倾斜体量的引入使整个建筑摆脱单调，富于动感。塔楼上部的倒置楔形体量改变了塔楼与城市的关系，高塔不再是城市里的冷漠物体，而是以“俯瞰”的姿态与周边城市环境形成一种对话关系。公寓楼部分的倾斜红色体量也给整个建筑带来强烈的动感。它的形式与功能相匹配，上部的红色体量用来隐藏屋顶的冷却塔， 这样可以将裙房的屋顶空间释放出来，而中部的红色体量则遮挡了开洞上部的巨大过梁。倾斜元素也同样出现在商场裙房立面上，与地面成一定角度的方格网纹理显得轻松活泼。这种设计语言让人联想起礼品盒的包装，似乎是受到了西方后现代主义波普艺术的影响。

地王大厦在建筑创作和形式美学上所体现出的国际性和中国性应当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脉络里审视。纵观整个20世纪“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两套知识体系的碰撞与融合始终是贯穿中国现代建筑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其中“中国传统”主要体现在建筑形式和美学方面，而“西方现代”则在设计方法、建造技术和建筑形式等层面提供了一个基本框架。中国建筑师在不同时代对现代建筑中的“中国性”表达进行了不同的探索。1920-1930年代和1950年代，以“大屋顶”为特征的民族风格曾盛行一时，典型案例包括吕彦直设计的南京中山陵(1925 年) 和广州中山纪念堂 (1926年)、张镈设计的北京西郊宾馆 (1954年)和北京民族文化宫(1959年)等。在经历了1960-1970年代建筑创作压抑之后，“民族形式”和“中国传统”等概念在1980年代再次成为热点议题。

王大厦的设计手法似乎与1980年代盛行的“符号引用”设计思路有一定联系，但也有较大差异。地王大厦的立面设计虽然参照了“门楼”与“对襟衫”等传统意象，但与香山饭店立面上的装饰性线脚和传统花窗却有明显不同。事实上，地王大厦对中国传统的表达不是以直接的“符号引用”为基础，而是通过更为含蓄而微妙的“符号转译”方式实现，例如大厦立面构图和比例关系对中国传统服装样式的借鉴。

总体而言，地王大厦延续了香港中银大厦以“符号转译 " 方式表达“中国性”的设计思路，其创新性不在于设计思路的开拓，而在于处理具体形式时的巧妙和得体。对地王大厦来说，“中国性”不是一个高调的宣誓，而是含蓄的体现。这需要建筑师具备高超娴熟的现代建筑设计功力，同时对中国传统形式和美学具有深刻而独到的理解。

王大厦应在中国当代建筑史上占有一个重要位置。地王大厦是中国1990年代深化改革开放的产物，推动了这一时期建筑行业知识体系的更新和进步，其设计代表了在现代超高层建筑类型中探索“中国性”表达的一种可能途径，对中国当代建筑创作具有重要启发意义。这一案例证明，在现代建筑创作中表达“中国性”回应“中国的现代建筑”这一命题，建筑师不仅需要汲取历史经验，从设计思路入手厘清“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两套知识体系的关系，还需要发挥个人才能和创造力，结合具体条件进行巧妙而得体的形式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