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文化遗产活化中的空间、活动与社会价值——以上海上生新所和香港大馆为例

面对城市发展的后工业转向，文化被越来越多地采纳为促进城市再发展的方式 ^{[1, 2, 3]} ，这也使得城市文化遗产的活化受到更多的关注。佐金提出“谁的文化”这一问题，指出城市的文化转向应注意其传递的具体是何种文化，是代表哪个社会群体的文化 ^[1] 。文化活动与事件作为遗产活化过程的重要部分，既可能实现消解文化特权，推动社会共享的积极作用 ^[4] ，也可能成为商业广告的工具 ^[5] 。

在我国新型城镇化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遗产活化既强调对物质空间的保护，也认识到社会价值受到的潜在威胁 ^[6,7] 。 如何寻求文化活力与过度商业化之间的平衡，彰显城市文化遗产的社会价值是本文试图关注的问题。

文化活动参与者的本土性与原真性是反映遗产活化社会价值的重要方面。比起具体的文化生产者，更重要的是谁才是文化的构建者 ^[1] 。本地艺术机构有可能成为文化活动最大的受益者，尤其是通过活动的举办实现社会资本的积累 ^[2] 。当文化活动的组织者以本地机构为主，并且将地方生活作为艺术创作的主题和灵感来源，那么这些文化艺术活动传递出更强的社会链接 ^{[3, 4, 8]} 。文化企业在这个过程中不一定是单一的商业化逐利机器。当文化企业积极地参与到老旧社区的复兴过程中，并且以本地生活为创作主题，关注百姓日常生活，那么他们也成为了地方居民而不只是文化企业 ^[4] 。

相反，如果艺术活动并未服务本地居民的日常生活，则有可能成为社会分异与区隔的助推器。例如，在香港元创方（PMQ），商业霸权与公共文化服务之间呈现出极度地不平衡。社区机构希望在中庭广场举办中秋节活动被喝止，而隶属于大财团的精品餐厅却占用了中庭广场一侧的大量开放空间 ^[9] 。此时文化艺术活动更多地是服务于文化的资本化过程，推动其周边地区向高端精品消费发展的同时，加剧小规模传统商业的消亡。

开放空间的私有化往往与文化遗产的过度商业化相伴生，侵蚀社会价值。其中，文化活动极易被挪用为开放空间私有化的合法性工具，具有迷惑性。当开放空间中的快闪艺术活动缺乏本地社区的参与，由来自全球的精英群体主导，“艺术殖民”便出现了 ^[10] 。公共艺术作品本应是关注社会问题，激发社会反思的有效方式，而纽约高线公园的公共艺术更多地是服务于周边的奢侈品业态，将人们引入高端消费空间 ^[5] 。那么这些艺术活动的社会批判力也消失了，它们成为了广告和教化的工具，将开放空间变为消费主题乐园。

新天地作为上海具有代表性的项目，其符号式的保护引发了人们对于遗产活化中文化内涵的反思 ^{[11, 12]} 。无论是历史建筑还是工业遗产，诸多文化遗产的再利用中都出现了压倒性的消费空间占比，同质化，缺乏与本地社区联系等社会面相的问题。 炫耀性消费活动成为遗产再利用后的主角，文化以建筑形式被保留了下来，却被异化为空心的符号，成为消费活动的装饰品 ^{[13, 14]} 。原有的社会网络极易在这个过程中受到冲击。田子坊发展后期出现了社会融合的问题 ^[15] 。红坊作为艺术家集聚的文创园区，却缺乏与周边社区的联系，成为独立的艺术孤岛 ^[16] 。在红坊的再利用过程中，草根艺术家与精英艺术家的地位悬殊，参与文化活动的机会和程度也存在巨大差异 ^[17] 。

无论是上海的新天地、田子坊，还是香港的元创方，亚洲城市在面对全球城市竞争时，积极地以文化遗产的活化来增加城市文化魅力，推动文创产业发展；而其中的社会价值需要从空间，到活动，再到参与者的多层检视。

本文选取上海上生新所（下文简称“新所”）和香港大馆作为案例。两个案例均在城市社会意识觉醒这一背景下展开，于2018年年中对外开放；且空间体量相当，物质形态亦具有相似性。研究方法结合参与式观察，半结构访谈和文化活动分析。其中，参与式观察、半结构访谈的时间为2019年9月至11月，2020年1月（大馆），和2020年9月至12月（新所）。文化活动共统计上生新所的140场和大馆的104场。活动信息的来源为新所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大馆官方网站。 下文将围绕遗产活化的管治方式、空间功能与文化活动三大方面展开。

在城市社会意识觉醒的背景下，两个案例均不涉及大规模的土地买卖，未进行拆除新建，土地和建筑权属均为政府所有，合作方通过签订租约的形式负责空间运营（表1）。

上海在世博会后呈现出历史遗产保护与社区微更新相结合的趋势 ^{[15, 18]} 。上生新所的活化即与新华路街道15分钟生活圈构建相呼应，力图在社区范围拓展遗产活化的社会效应。从《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和优秀历史建筑保护条例》到《上海市历史文化风貌区保护规划》，上海对街区和单体建筑尺度的物质空间特性均有着严格的管控 ^[19] 。

上生“新”所的名字来源于“上生所”，是前上海市生物制品研究所的简称，这种取名方式呼应着场地的遗产价值。新所共有3栋上海市历史保护建筑，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海军俱乐部和孙科别墅，因此也被熟知为“哥伦比亚公园”。其它的建筑虽然并非法定历史保护建筑，但因其建设时期贯穿新中国工业发展史，也具有建成遗产的重要意义。2016年，长宁区政府与万科合作，开始着手对搬迁后的进行更新，2018年5月25日正式对外开放。除了主导新所的运营，万科也会与新华路街道合作，参与到周边社区的微更新项目中，如番禺路222弄、敬老邨适老化改造等。

大馆位于香港港岛的中环地区，于1995年被评定为香港法定古迹，由前中区警署、中央裁判司署和域多利监狱三大部分组成。大馆所属的“保育中环”计划，是香港少有的试图从街区尺度推动遗产活化的草案 ^[20] ，包括大馆、元创方、中环街市等多个部分。然而，在实际过程中，仍以独立项目运作为主，大馆是其中最具影响力的项目之一。

2004年，政府原计划通过招投标选取私人开发商承担更新。但是，介于强烈的社会反对情绪，政府最终于2007年宣布与非营利机构香港赛马会（Hong Kong Jockey Club）合作。大馆于2018年6月正式对外开放，并于2019年10月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区文化遗产保护卓越奖。

表1 案例概况

3.2.1 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

新所和大馆都没有彻底被消费空间占据，均设有艺术家工作室、创意办公等文化生产空间。新所大部分空间以商务办公空间为主，餐饮、购物及文化艺术类消费空间主要分布在各栋楼的一层。新所的办公空间以文化创意产业相关的企业为主，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工作空间，也是上海市评选出的“市级文创产业园区”。大馆以“艺术家工作室驻场计划”招募青年文化艺术工作者，每次十组左右，为草根艺术工作者提供了免费的艺术工作空间，位置主要集中于园区西南角的两栋建筑内。参与驻场计划的艺术家也被要求至少主办或参与一场大馆的艺术活动，这既促进了大馆的艺术活跃度，也为青年艺术家提供了展示的舞台。

3.2.2 公共文化与商业文化

从公共文化空间的占比来看，大馆活化后提供了大量的公共文化空间。其将两栋大体量建筑更新为大馆当代美术馆（JC contemporary），简称赛马会艺方和赛马会立方。这两栋建筑中常年举办艺术展览、演出、讲座等公共文化活动。同时，大馆内也常年设有艺术家书籍图书馆，及五处散布于园区各处的免费历史故事空间。

相比之下，新所并未设置固定的公共文化空间，如博物馆或剧场，而是灵活地在不同时间利用园区空间举办文化活动。三栋历史保护建筑均举办过公共文化推广活动，如“上海文化与自然遗产日”主题活动；也举办过诸多商业品牌推广活动。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商业品牌合作占比较大，纯粹地公共文化活动较少。 从更新后的空间功能来看，上生新所更好地平衡了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大馆则更好地制衡了商业文化空间的占比 （表2）。

表2 活化后主要功能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3.2.3 有文化活动的开放空间

新所和大馆均以园区形式存在，包含相当体量的开放空间，而两个案例对于开放空间的活动开展和管治则存在一定差异（表3）。大馆的开放空间以检阅广场为主，也包括监狱操场、洗衣厂石阶等。其积极地将开放空间作为免费文化活动的场所，为市民提供多种形式的文化艺术体验。包括“大馆午间表演”、“周日石阶影院”、“魔幻偶遇”等。新所的开放空间包括庆典广场、玉兰广场等，其时常将开放空间作为商业活动的场所，甚至在活动期间通过集市等形式将开放空间变为收费的消费空间。例如，海军俱乐部户外广场的“风味大会”（门票80元）。

从开放空间的日常使用状态来看，两个案例均呈现出人群和使用方式的多样性。在新所时常能看到坐着轮椅在开放空间中休息的老年人，也常遇到带小朋友玩耍的小家庭；衣着时尚的潮人与穿着朴素的居民都可以看到。调研时遇到住在附近（步行约十分钟）的老爷爷对我们说“我每天早上都来这里散步走一圈”；林荫下时常会有爷爷奶奶聚在一起晒太阳聊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都可以看到非常多带小孩玩耍的家庭，家长会说“遛娃的遛狗的都有”。大馆的开放空间中也能看到玩耍打闹的小孩和长椅上休息的老人。

表3 开放空间及其活动

3.3.1 遗产本身作为活动主题

两者均举办了与城市、文化遗产及城市更新相关的主题活动，将其本身作为提升市民遗产保护意识的平台。 新所举办的“城市演进中的建筑保护与更新”，将历史遗产保护的观念和实践中有价值的细节向公众展示；举办“2018城事设计节-美好新华”主题论坛，将文化遗产与社区微更新相结合，推广城市更新实践中的人文关怀与社会慎思。大馆参与“第十六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 香港回应展”；也与其它遗产建筑合作，共同推广遗产保护及活化意识，如“享乐东华村”活动。在绘画展览中，不乏以香港城市作为灵感来源和创作对象的展览，如“香港的艺术故事”。

3.3.2 关注社区的不同方式

两个案例在以不同的方式实践社会关怀，大馆常年设置不同形式的免费导览，包括全园区，建筑主题，和针对校园团体的导览等；新所时常与地方居委会、街道政府及区政府合作，关注弱势群体，如老年人，邀请他们参与新所的活动（表4）。

表4 社区链接类活动

3.3.3 文化活动的类型、参与方式和组织机构

从活动类型来看，两个案例的活动形式都十分多元（表5），可分为展览、演出、讲座、公益、商业、参与式及网络六大类。其中，依据活动类型细分，新所的细分类型可达47种，大馆30种。从演出类型来看，新所包含了电子音乐、说唱、吐槽、民谣等新型流行文化形式；而大馆则以古典音乐、歌剧、马戏等更为传统的高雅艺术形式为主。

除了大型活动，小规模的参与式活动也是两个案例都积极采用的形式。这些活动的规模往往控制在30人以内，更小型的控制在10组左右。小规模参与式活动往往更强调人与人之间的真切互动，致力于推动本地社会网络的重建。例如大馆的“轻松快乐翠绿游- 大馆写生日”，召集15组4-16岁的少年儿童；新所的“请回答，读书会”，上限20人将更利于读书分享中的深度交流。

依据参与活动的难易程度，活动可分为邀请制、收费、免费需预约、户外且免费四大类。从收费活动来看，大馆的收费活动占比更高，并且平均价格更贵，是新所活动价格的两倍。但是，新所的邀请制活动占比更高，有11.43%的活动仅对限定人士开放。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说，“能花钱去的地方都不是真的‘特权’”。大馆户外且免费的活动占比超过新所的两倍。这主要得益于大馆对两个户外开放空间的充分利用，尤其是洗衣厂石阶，常设户外免费艺术活动，午间演出、周末电影、戏剧等。

从活动举办的合作方来看，新所的合作方则以商业品牌为主，包括路易威登、希思黎等（表6）。大馆的活动主要与政府、公共艺术机构及公益组织合作，包括海外的荷兰国立博物馆，香港本地的西九文化区，香港弱能儿童互助会等。虽然大馆也有与商业品牌合作的活动，但多是大馆内的店铺，且其主要建筑空间及整个园区不会与商业品牌合作进行大规模的“广告化”布展。

表5 代表性文化活动、合作机构及品牌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表6 上生新所中的商业合作活动

图片来源：上生新所官方微信号（从左至右合作品牌依次为路易威登、埃德哈迪、希思黎、尊尼获加）

当下，置身于城市发展中的文化遗产活化并不能孤立而理想化地被看待。从本文选取的两个案例可以看出， 多种方式有助于遗产活化中社会价值的实现。发挥文化遗产的社会效益，需要空间功能和文化活动的共同推动。

无论是文化生产与文化消费空间的平衡，还是公共文化空间与商业文化空间的平衡，对于实现遗产的社会价值都具有重要意义。 无论是上生新所的文化创意办公空间，还是大馆的艺术家工作室驻地计划，都为文化艺术工作者提供了创作空间。除此，公共文化空间与精致文化消费空间的平衡，将为不同的社会群体提供多元的文化体验。

开放空间中免费开放的文化活动与灵活的管治有利于文化遗产更好地服务于更广泛的市民生活。 开放空间中活动的多元性有利于文化遗产更好地服务于更广泛的市民生活。免费的户外演出与精致的商业推广活动，大型发布会与参与式工作坊，保持活动类型与状态的多元十分必要。

关注市民的日常生活，积极与周边社区建立链接，有利于文化遗产与周边社区形成全新的社会网络，保持地方的文化个性 ^[21] 。这既可以通过与地方居委会、街道，中小学教育机构合作来实现，也可以通过控制活动规模来促进。活动主题可以更多地关注当地社区，以普通市民日常生活为创作对象。

绅士化审美与文化品味同质化的问题仍需要警觉。新所与诸多商业品牌合作，在整个园区举办快闪展览，这个过程中，展览极易成为商业广告的粉饰。大馆选用的古典音乐、歌剧等艺术形式更多还是在传达精英群体的品味和偏好。多元的市民文化和丰富的日常生活都可以成为被凝视和被传播的对象，成为文化创作的主题。 鲜活的市民生活需要更多、更全面地被纳入文化遗产活化的过程。

参考文献 （向下滑动查看）

*本文为2021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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