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角下的黄土高原演变规律及规划启示

        1.黄土高原地区是典型的黄土地貌

        黄土高原是过去260万年经西北风携带的沙尘堆积而成。 因此，除太行山、吕梁山、六盘山等石质山地外，黄土高原大部地区为厚层黄土覆盖。黄土是黄土高原分布最为普遍、发育最为完全的第四纪沉积物，是风力搬运的粉砂级以下细颗粒物质在空气中沉降下来堆积而成的，是典型风成沉积物。 黄土高原上的黄土具有已耕性、自肥性、土层深厚等特点，是远古时期全国最为肥沃的土壤，是最适合农业起源的土质，当时这种土壤是长期自然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宝贵自然资源，也是孕育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自然基础。 以黄土高原地区发育最为完整、研究最为详细的洛川黄土剖面为例，洛川地区至上新世末开始堆积厚约20米的红粘土，红粘土均一，无层理，由多层发育程度很深的古土壤和淡棕黄色的土状堆积叠加而成，推测为风成沉积物。红粘土之上沉积厚135米的黄土层，黄土至少在240万年前已开始堆积，由黄土层、古土壤和风化黄土层相互叠加而组成。根据岩性由下到上可划分为午城黄土、离石黄土和马兰黄土。午城黄土厚约60米，由黄土、古土壤和风化黄土层叠覆而成；离石黄土厚75米，由发育较好的古土壤和黄土层组成；马兰黄土厚约10米，为均一的淡黄色黄土。

        2.黄土高原处于我国的北方农牧交错带

        在地形地貌和地理功能分区上，黄土高原可分为丘陵沟壑区、高塬沟壑区、沙地沙漠区、土石山区、宁蒙农灌区和汾渭河谷平原区。历史时期，虽然我国北方的农牧分界线几经摆动，但始终穿过黄土高原地区。

       新石器时代，民族部落居民除主要从事原始畜牧业外，也兼营农业生产，而北部草原地带原始畜牧业所占比重大一些，而由于原始氏族居民人数不多，农田与牧场尚不固定，也不连片，只是围绕各氏族部落居住区呈点状零星分布。

        至西周初期，距今3000年前，出现了一次新冰期，气候趋于干冷，许多游牧部族先后进据黄土高原西部与北部，而原先在此居住，从事农业耕作的部族或退至关中、晋西南、豫西北平原地带，甚至黄河下游地区，或被新来的游牧部族同化。 这使集聚在关中泾渭河流域、晋西南汾涑河流域与豫西北伊洛河流域的炎黄部族利用其更为优越的自然条件，充分发展农业生产，进而使之成为这些部族和王朝对周围部族统治的基地。

       春秋战国时期，中原地区各诸侯国对周围小国的兼并使得以黄河中下游平原为中心的主要农业地区不断扩张。表现最突出的就是晋国对今山西中北部及东部地区的农业开发。而秦国嬴政当政后，在关中修建大型水利灌溉工程——郑国渠，使渭河以北4万余顷农田得到灌溉，关中农业生产更加发达。 至战国晚年，黄土高原主要农业地区的北界推到了太原—龙门—宝鸡一线。

        秦、西汉时期，在国都咸阳、长安所在的关中地区大力兴修水利，推广农业技术，使关中与晋西南、豫西北平原地区成为全国最富庶的农业经济区。并历时百余年，先后数次向黄土高原地区北部与西部移民，大力开垦农田，使得主要农业区的北界推展至阴山与贺兰山脚下，新秦中、内蒙古与宁夏的河套平原以及兰州附近的河谷平原地区也发展成立新的主要农业区。 当然，黄土高原上还有相当面积的牧区与林区，陇东、宁南经陕北至晋中一带分布一系列的官马场。

       东汉初年，数以百万级的游牧民族内徙，居住于黄土高原北部与西部，汉族居民则大幅减少， 太原—龙门—宝鸡一线以北部分又开始由农转牧 。永和年间以后，东汉政府对黄土高原西北部的统治削弱，至黄巾起义，趋于瓦解。 自此以后，农耕区域大致退缩至山西吕梁山与关中北山以南，基本恢复至春秋战国的状态。以上格局持续200余年，至北魏才有所改变，隋初时农业地区界限达到今富县、合水、泾川一线。

        隋、唐两朝均建都长安，非常重视黄土高原地区农业的恢复与发展， 通过均田制与租庸调制提升农民生产积极性，并在关中地区大肆兴修农田水利工程，形成以长安为中心的水利灌溉网，使关中与晋西南、豫西北平原地区农产丰足。此外，唐朝政府非常重视发展银川平原、内蒙古河套平原、黄土丘陵地区等西北边地的农业生产，大力屯田，兴修水利。与此同时，唐朝为增强军事力量，高度重视养马，在京畿道外围的陇右道东部、关内道南部与河东道广设牧监、牧坊，由官府集中经营以养马为主的畜牧业，规模远超西汉时的牧苑。安史之乱后，中央政府对地方失去控制，土地兼并加剧，大批贫困农民或沦为佃户，或逃往边州外县的草莽密林，依靠垦种荒原为生，黄土丘陵山塬地区的森林草原由此受到严重毁坏。

       北宋与辽、西夏对峙阶段，北宋控制的关中、山西汾涑河平原与豫西北伊洛河流域均是主要农业地区。 黄土丘陵山塬地区由于自然条件宜牧，又接近游牧民族居住地，直至北宋初，仍是半农半牧混杂区。 至北宋，为抗御辽与西夏南下，沿边州、县、军、监派驻大量军队，修建堡塞，就地屯田。而至金与西夏对峙时期，由于长期战乱，不仅无定河流域横山一带的边民无法耕种，连银川平原与灵州等主要农业地区也受战争破坏。 金人入主中原，统辖黄土高原西南地区，重视发展关中、晋西南、豫西北等传统农业区，并在边境发展农业，于晋北、陕北、陇东、宁南、陇西等边境诸州推行屯田，鼓励百姓开垦牧马地及官荒地，使耕地范围扩大。

       元代随着蒙古贵族大批进入中土，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南迁，元政府在许多地方，甚至内地农区圈建官营牧场，使北方地区农耕面积明显缩小；同时，元政府又大量北迁内地农户至北部边境屯田。 使得自晋北恒山，经陕北白于山、宁南六盘山、陇西华家岭与马衔山成为元代农牧分界线。

        明代土木堡之役后，明沿今山西、陕西、宁夏三省区与内蒙古自治区交界线修建长城设防固守，以遏蒙古铁骑南下，这使明长城成为黄土高原内的农牧分界线，较元代略为北移。 明代也大兴军屯与民屯，以求就地解决驻军粮食供应，这使得明长城内延边一带开垦屯田风气炽盛。与此同时，明政府于边墙以南大兴马政，使得固原与平凉以北成为牧地。边墙外区域，虽由游牧民族控制，仍有大量汉族混居，使鄂尔多斯高原与内蒙古河套地区成为半农半牧生产区。

        清朝时期明长城不再是军事对峙形势，但农牧生产的分布仍以明长城为界，以南为农业区，以北为半农半牧区。 一是因为明长城的修建已考虑屯田垦殖需要，与自然地带吻合；二来清初为隔离蒙、汉人民分而治之，也以明长城为界，禁绝汉人越界进入蒙地从事生产。但因康熙年间之后人口暴增，清朝农牧格局较明朝仍有所发展。 明长城以南的农业区，开荒拓种已是遍地开花，且向西、向北波及；明长城以南的半农半牧区，耕地比例大量增加，牧地比例趋于缩小。

        3.历史时期黄土高原的顶级群落为草原

        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显域生境的主要植被类型是草地和灌丛，顶级群落为草原，而在基岩山地和河谷地带曾发育有大量森林，但未形成大范围的地带性森林植被。 虽然人类活动对黄土高原的植被有重要影响，但是现今黄土高原塬区乔木植物的缺乏，不存在森林原因，并非是人类活动的直接结果，而是由其自身的自然环境决定的。 在半干旱、半湿润地区，大气降水及土壤水分条件是决定植被类型的主要因素，而后者是直接的主导因子。黄土高原森林的分布与黄土厚度有很大的关系， 现有森林均分布于基岩山地和黄土厚度小于50m的黄土区。由于黄土高原塬区黄土层厚实，地下水埋藏深，乔木植物需水量大，虽然有发达的根系，但不能达到地下水补给的深度，所以， 即使在水分较现在丰沛的全新世适宜期，黄土高原塬区的半湿润地区也不能提供乔木植物成林的环境，并无森林生长，仍以草原植被为主 。沟谷区由于大量黄土被侵蚀，黄土层相对较浅，地下水位不深，有河流等提供地下水调剂，乔木植物能够从地下获取足够生存的水分补给，使乔木植物能够存活，当水分条件较好，人为破坏少时，可以形成森林。

        1.黄土高原上的人类活动强弱决定了黄河下游的安流程度

       黄土高原黄土组织疏松，易受水力和风力侵蚀，而黄河水力的侵蚀尤为显著，黄色土壤水土流失，每年向黄河输沙约12亿吨，致使上游清澈的黄河流至中游变黄，尤其是山西黄河支流都在黄土高原，境内最长的支流汾河及沁河、岚漪河、蔚汾河、湫水河、昕水河等都携带黄色泥沙流入黄河。这也导致黄河下游水流缓慢，泥沙淤积，两岸筑有大堤，成为高出地面的地上河，而且大堤成为了黄河下游的分水岭，使下游支流甚少，成为一条独流。 历史上黄河有史记载共决口1593次，改道26次。黄河泛滥成灾易于溃决的河段，全在下游，而肇致溃决的因素却全在黄土高原。因此，治理黄河就应该先治理黄土高原。

       谭其骧先生指出： 黄土高原地区水土流失程度与这里的植被覆盖率直接相关，而植被情况如何又主要决定于生活在这里人们的生产活动方式。 如果人们以狩猎为生，天然植被可以不受影响。畜牧与农耕两种生产活动则会改变植被的原始状况，而改变的程度后者又远远超过前者。人们利用天然草原从事畜牧，只要放牧不过度，草原就可以保持稳定；从事农耕业则要彻底根除地面上的植被才能进行开垦，在黄土高原上从事农耕，山陕峡谷地带与泾、渭、洛上游的黄土丘陵区水土流失最严重，因此历史时期这些地区土地利用方式不同，进入黄河的泥沙量也不同。东汉以后，黄土高原地区特别是山陕峡谷与泾、渭、洛上游地带基本以畜牧业为主，大大减少了输向下游的泥沙量，致使下游出现长期安流的局面。史念海先生依据大量的史实以及实地考察针对黄河及其支流侵蚀、堆积、下切的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研究，进一步指出黄土高原的侵蚀、水土流失与黄河下游泥沙堆积的关系，并肯定了由于植被的变化直接影响到黄土高原侵蚀速率这一事实。

       学术界对于历史时期黄土高原植被类型与植被覆盖状况的认识存有分歧，但在关键问题上达到了共识， 这就是黄土高原植被状况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类活动的程度，历史上人类活动强度较大的时期，往往是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的时期；反过来凡是人类活动较弱的时期，植被就得到恢复与保护，流向黄河下游的泥沙也得到相应的控制。

         2.黄土高原以自然侵蚀为主，人类活动导致的侵蚀为辅。

          黄土高原的侵蚀活动由来已久了，至更新世，黄土高原至少已经历了三次堆积、侵蚀交替的轮回期；全新世期间，黄土高原虽然仍有高空降沉堆积，但地貌过程则以侵蚀为主。黄土本身的物理特性，下伏地貌的特征以及黄土高原的综合自然地理条件在黄土高原的侵蚀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人类活动既不是促成黄土高原侵蚀过程的唯一因素，也不是主导因素。

       陆中臣、袁宝印等学者根据黄土高原地貌发展阶段、河网密度以及黄河下游相关沉积物等条件建立了数学模型，经计算发现黄土高原的自然侵蚀量随时间推移是逐渐增加的，距今31万年的侵蚀早期每年每平方公里为350吨，到距今7.5万年的侵蚀中期增至每年每平方公里6665吨，从侵蚀中期至今又增至每年每平方公里10146吨。同时，由于人类活动的影响，作为黄土高原相关堆积物之一的太行山东麓地带的冲积扇在地质时期与历史时期表现了不同的厚度变化，通过量化模型计算得出其在6000年前基本均为自然侵蚀，到4000年前人类加速侵蚀分别在丘陵沟壑区和高原沟壑区分别占到8%和2%，到2000年前人类加速侵蚀分别在丘陵沟壑区和高原沟壑区分别占到18%和9%，直到目前，黄土高原人类加速侵蚀占30%。

       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研究结果认为，黄土高原重力侵蚀提供的有效沙量达70%左右；中国科学院西北水保所通过对黄土高原南北五个典型小流域滑坡泥石流的分析，得到泥石流的产沙占整个流域产沙的70%；西北水保所的另外一项研究运用级配分析方法，确定基岩产沙占总产沙量的69%。这些数据都属于自然侵蚀的内容。通过这些不同的研究途径得出的结论证明了在黄土高原的侵蚀过程中自然侵蚀为主这一事实。

        由黄土自身的物理特性以及黄土高原的综合自然地理条件决定的自然侵蚀为主的事实，说明人类活动在整个侵蚀总量中仅占较小部分，在人类活动最强的阶段加速侵蚀也仅占30%，随着人类活动强度的减弱，加速侵蚀的比例逐渐减少，自然侵蚀所占的比例则相应提高。因此，不应把黄河看成是生态破坏的象征。 黄河大量泥沙不是人类活动招致的，在黄土高原植被由于人类开垦破坏之前，沟谷系统已经在发展，水土流失现象在黄土高原原始植被的生态环境中早已存在。科学研究的结果指出，假使黄土高原全无人类活动，完全恢复黄土地上原有的植被，能够减少的泥沙量最多是30%。人类活动破坏的限量是30%，人类能够控制恢复的也仅是30%。其余达70%的自然侵蚀量，在自然规律的支配下难以改变。

        3.黄土高原作为战事集中地，农耕格局于西汉基本确立后，垦殖强度受朝代更替、社会治乱和经济兴衰等影响大幅波动，并于15世纪以后大幅增加。

        黄土高原地区作为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与发展的重心区，于距今9000—7000年前，确立了人类对土地的垦殖关系。至周代，成为当时中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经过秦汉时期的大规模垦殖，至西汉后期，已被开发为较为成熟的农业区，农耕范围基本与现代相近。而黄土高原地区历代是兵家必争之地，战争的爆发极大程度影响了人口和耕地垦殖的发展，近2000年的战事频率与次数见图4。东汉至15世纪后期，受朝代更替、社会治乱和经济兴衰等共同影响，农耕垦殖强度呈大幅波动，在东汉后期、三国、两晋、南北朝的政权长期割据期，“安史之乱”至“五代十国”间的社会动荡期以及宋元年间和明清之交的战乱时期，黄土高原地区农耕大幅萎缩，甚至由农业转为牧业或半农半牧；而在东汉、隋、唐、宋、明等王朝统一时期，农耕的范围和强度能较快恢复并提升。及至15世纪以后，黄土高原地区的土地利用强度则在短暂波动中大幅增加。

       黄土高原地区人类对土地的垦殖在距今11500—9000年前就已开始，并于距今9000—7000年前得到确立。特别是在距今7000—4000年前的“刀耕火种、农具简陋、撒种于地、收后抛荒”的原始“游耕”阶段，游耕垦殖不仅破坏了原始植被，也对土壤发育造成了扰动。只是由于当时人口数量和开发规模有限，其对植被破坏主要集中在河谷平原和台塬地区。但此后随着人口增加，这一地区的农耕得到了迅速发展，使得黄土高原地区自然植被覆盖率自距今5000年前起就出现逐渐下降趋势，其范围也从黄土高原东南部、太行山南部及华北平原西南部不断向外扩展； 至周代，黄土高原地区就已成为当时中国农业最发达的地区。 特别是自战国时期起，随着铁器的出现和使用，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显著增强，被垦土地也扩展至高地、低洼地。据《商君书》记述的理想土地利用结构推算，至战国时，聚落点附近的自然植被至少有70%已被人类所破坏，仅远离居民点的地区（特别是广大山地）仍保持天然状态。 及至秦和西汉时期，特别是经西汉时期的大规模垦殖，至西汉后期，黄土高原地区已被开发为一个较为成熟的农业区， 适宜农耕的广大平原地区已基本得到开垦 [1] ， 自然植被景观已极为有限 [2] ，农耕垦殖范围就与现代基本相近 [3] 。两汉之交的战乱，虽造成黄土高原地区人口大量减少，不过因战乱时间较短，社会很快得以稳定，农耕得以恢复，故与西汉相比，东汉鼎盛时期（公元100年前后）黄土高原的农耕垦殖强度变化不大。

        但在东汉后期、三国、两晋、南北朝（公元140—589年）期间，受政权长期割据和战乱影响，黄土高原人口大量外迁、种植业严重萎缩，垦殖率出现了显著下降，逐渐被北方游牧民族所占据，人口密度显著下降，主要土地利用方式也由农业转为牧业或半农半牧，农耕区也南退至黄土高原东南部及其他平原河谷地带；因此，黄土高原上的自然植被也得到一定程度恢复 [4] 。

       隋、唐时期是中国又一个大一统时代，特别是唐代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各业均得以稳定发展，黄土高原的农耕格局又回至与西汉相似程度，仅今陕甘宁黄土高原及山西北部为突厥、党项、吐谷浑等游牧民族所聚居，以牧为主或半农半牧。但其后从“安史之乱”至“五代十国”（公元907—961年）间的社会动荡，又使得大量垦田荒芜。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人口和耕地减少尤甚 [5] ，垦殖率阶段性大幅下降。 不过渭河上游高山湖泊的孢粉和磁化率记录显示，当 时黄土高原的自然植被却在继续退化， 土壤侵蚀仍在增加，这可能与这一地区气候阶段性转冷、转干导致的植被退化有关。

        北宋（公元960—1127年）时期，黄土高原农耕再度得到恢复和发展，黄土高原的盆地和塬面等平坦地区的耕地已近饱和，坡地也开始受到规模开垦。其中北宋时期农耕区向西、北扩张到固原、延安、雁门关一线， 仅北宋军队就有约40万人在北洛河、径河、渭河上中游地区及无定河、窟野河沿岸地带进行屯垦，最多时面积达10万顷（约今876万亩） [6] 。与此相对应，渭河上游高山湖泊沉积物中的木本孢粉比例持续减少，葎草孢粉浓度显著增加，并出现谷物孢粉。 但受两宋之交战乱影响，淮河以北大部分耕地荒芜、农耕遭受重创。战事之后，农耕又得以较快恢复 [7] ，但此后的连年战乱又使农耕再度大幅萎缩 [8] 。特别是元代，黄土高原几乎大部分改为牧区，这也使得黄土高原的自然植被再度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恢复。

       不过自明朝以后，黄河中下游地区农耕又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尽管其间也不乏因社会动荡、战乱等造成大量耕地的间歇性抛荒，以及因气候变化、土地沙化等自然因素导致的今农牧交错带地区垦耕盈缩，但在总体上一直呈加速增长趋势，黄土丘陵区的坡地也已被大部开垦。 其中从明初至15世纪中叶，长城沿线的陕北、晋北等黄土高原北部地区，被大量辟为军队垦屯田，范围直逼黄土区的北部边缘地带，仅陕北地区军垦地面积最多时就达54000顷（约今500万亩） [9] ； 但明后期气候恶化和土地沙化，致北方边境大量军屯废弃，农耕区出现一定程度南退。

        明清之交的战乱，使黄土高原清初的垦殖率下降 [10] ，但其后农耕得到迅速恢复，耕地面积显著增加 [11] ；至18世纪，黄土高原不仅关中、汾河谷地和洛阳地区以及其他河谷地区的平地被开垦殆尽，而且连坡度很陡的丘陵沟壑区也多被开垦。 至乾隆时，山西省便已“实无遗弃未尽可以开垦地土”；连以前人烟稀少的深山、高山区也逐渐被开垦 [12] ；鄂尔多斯南部垦区也因封禁解除向长城以北大幅扩展。 至清末，黄土高原绝大部分可垦之地均已被开发， 陕北榆林地区新垦耕地中沙地占近60% [13] 。这一时期，黄土高原自然生态环境急剧恶化。

        至20世纪，虽然其前半叶的社会动荡使得黄土高原的农耕发展出现停滞，但之后则又出现快速增长。 其耕地面积在1949—1985年增加了5900万亩，特别是黄土丘陵沟壑区新增耕地4000万亩以上，使得黄土高原在20世纪80年代前后的平均垦殖率达到27%，局地高者达40%~70%。 尽管此后因大规模生态恢复建设与城镇化和工业发展等，使得这一地区耕地有所减少，但仍是全国范围内垦殖率最高的地区之一。

       黄土高原是我国西部大开发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地区，起着承东启西的作用。20世纪50?—?60年代，水利部、中国科学院等单位多次联合对黄土高原水土流失进行科学考察，提出水土保持工作的方向和措施；20世纪60?—?70年代，黄土高原大量修建的淤地坝工程，不但拦蓄了大量泥沙，而且在淤地造田、蓄洪滞洪、减蚀固沟、增地增收、促进农村生产条件和生态环境改善等方面发挥了显著作用；20世纪80年代开展小流域综合治理，加强了生物措施，特别是1999年以来大规模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实施，黄土高原植被覆盖明显提高，入黄泥沙减少，生态环境逐步改善。然而，随着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深入实施和区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治理进入新的时期，面临新的问题，例如水资源平衡问题、城市建设用地高度紧张问题、农村优质耕地不足问题、塬面侵蚀剧烈和坡碎化问题等，严重影响了黄土高原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对此，我们希望以古鉴今，从黄土高原历史地理格局的演变中寻求当代的治理之道。

        1.黄土高原的水土保持是治理黄河的根本举措

       黄土高原地处我国温带半湿润—半干旱过渡区，是北方农牧交错带，既是生态过渡带，也是生态敏感带，人类频繁的活动极易造成植被的破坏，从而导致水土流失的加剧，进而影响黄河下游的安流。水土流失促成沟壑增多，而沟壑增多反过来又促成水土流失加剧。这样互相反复，平整的地面日益减少，特别是陇东、陕北和晋西北各地，沟壑到处纵横，大原变成小原，小原变梁峁，导致农业经营愈发艰辛。此外，水土流失不仅流失了土壤，也流失了土壤中的养分，既经流失，很难恢复，历史时期的生态平衡失调，致使肥沃土壤不断付诸东流。因此，党中央高度重视黄土高原治理问题，实施大规模退耕还林还草工程，黄土高原植被覆盖率明显提高，水土流失问题得到改善。

       对此，需要注意的是， 在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的实施过程中应借鉴当地历史时期植被分布状况，并考虑当地水资源承载能力，做到宜林则林，宜草则草。 此外，由于黄土高原的水土流失主要仍是由于自然侵蚀导致的，在黄土高原生态环境治理进入新阶段之后，植树造林的生态恢复边际效益逐步减少，应在保持并巩固退耕还林还草工程成果的基础上， 结合修建梯田、淤地坝等水土保持工程方式，多措并举形成生物治理和工程治理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措施， 提升景观品质，改善人居环境，优化经济产业结构，助推区域社会经济增长，促进黄土高原地区生态环境状况提升改善，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 由于黄土高原地区土壤侵蚀强度分布的不均衡性，应明确水土保持工作的重点区域，对症下药。 水土流失严重区主要位于陕西、宁夏和甘肃的部分地区，也就是黄河干流中游段和渭河间的三角形区域。年侵蚀模数大于5000t/km2的面积约为15.6万km2，只占全区总面积的24%，入黄泥沙却占80%以上，主要集中在黄土丘陵沟壑区及黄土高原沟壑区；侵蚀模数10000t/km2以上的面积约7万km2，入黄泥沙占55%，主要来自河口镇-龙门区间的黄土丘陵沟壑区，这一地区的粗泥沙来量，占全河粗泥沙总量的2/3。重点加强这片多沙粗沙来源区的治理是减轻黄河下游河道淤积的重要途径。

        2.黄土高原受地质地貌影响，不宜进行大规模平山造城与治沟造地

       黄土高原平山造城最典型的城市是延安市和兰州市，二者均位于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当地政府通过平山填沟造地建造新区，其中，延安新区规划建设面积78.5km2，投资过千亿，兰州新区规划建设面积达160km2，整体推移山丘700余座。这些工程缓解了城市空间限制，于此同时， 在湿陷性黄土地区进行平山造地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其地质环境和流域内的水循环系统，诱发如边坡失稳、田块积水、土壤盐碱化、农田湿陷及沟道拦挡坝溃决等新的地质灾害、工程灾害和生态环境问题。 兰州什川镇平山造地形成的填土坝溃决，造成人员伤亡；甘肃东乡族自治县通过填充移平黄土沟道修建广场后不久发生滑坡，掩埋县城广场，致居民楼变形；座落在陕西富县洛河两岸填方区延安煤油气资源基地，两处填方区边坡发生大规模滑动，掩埋公路和场地；延安小砭沟的治沟造地形成边坡变形，威胁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因此，基于黄土高原历史发展规律以及现阶段的建造成本和隐患，并不提倡大规模的平山造城与治沟造地。如确有平山造城与治沟造地的必要性，施工之前必须对由此造成的地质环境与生态的影响进行科学评估。针对平山造城与治沟造地中的滑坡、坡面病害、农田湿陷、填方不均匀沉降等问题，应从黄土体固化、植物种植、边坡优化设计、智能水体滴灌等方面开展系统研究工作， 力求结合土体改良、生态恢复、工程优化设计于一体，研发地质灾害防治与生态修复新技术，消除平山造城与治沟造地给地质环境与生态带来的负面影响，实现地质灾害与生态环境风险的有效防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