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大都规划的阴阳法式

文 / 王军

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

故宫学研究所副所长

正如《周易》以乾坤二卦为起始推演六十四卦，取义乾坤的健德门与安贞门在元大都的规划布局中也发挥着乾坤定位般的支撑作用。

在《北京历史地图集》刊载的《元大都城》图上，将都城东部的太庙、太史院、崇仁行用库（下称“崇仁库”）的平面几何中心与健德门画线连接，再将都城西部的社稷坛、都城隍庙、和义行用库（下称“和义库”）的平面几何中心与安贞门画线连接，即呈现由健德门、安贞门统领的分别通往太庙与社稷坛、太史院与都城隍庙、崇仁库与和义库的三组交叉连线，交叉点皆位于都城子午中线。显然，这是对天地交泰思想的演绎，内蕴易学阴阳理念，试分析如下。

太庙、社稷坛分别位于元大都的东、西方向，遵循了《周礼·考工记》“左祖右社”之制。忽必烈曾于中统四年（1263年）诏建燕京太庙，至元元年（1264年）建成。至元十一年（1274年）元大都宫阙告成，至元十四年（1277年）忽必烈又诏建太庙于大都新城，至元十七年（1280年）建成，自燕京旧庙迁入神主。[1]《元一统志》记：

“太庙：在都城齐化门之北。岁祀有彝，礼乐大备，所以崇奉先之敬，彰孝治于天下也。”[2]

太庙是元帝祭祖大享之庙，其与健德门对应，与乾卦卦辞“元亨利贞”的意义相通。《说文》：

“元，始也。”[3]

乾卦《彖》曰：

“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4]

健德门居都城乾位，也就是乾元所在；鼎卦《彖》曰：

“圣人亨，以享上帝。”[5]

亨与享通，意为祭祀飨献。元帝祭祖，享于太庙，太庙与健德门相通，即寓意“元”“亨”相通而获吉占，这就是“元亨利贞”。

社稷坛建设于至元三十年（1293年）。《元史·祭祀志》：

“至元七年十二月，有诏岁祀太社太稷。三十年正月，始用御史中丞崔彧言，于和义门内少南，得地四十亩，为壝垣，近南为二坛，坛高五丈，方广如之。社东稷西，相去约五丈。”[6]

社稷坛是元帝祭土神、谷神的大社，统属于坤，位于都城西南的坤域，其与都城东北的安贞门对应，就体现了坤卦卦辞“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太史院创立于至元十五年（1278年），与中统元年（1260年）创立的司天台并立，执掌天文历数、观象授时之事。《元史·百官志》：

“太史院，秩正二品。掌天文历数之事。至元十五年，始立院，置太史令等官七员。”[7]

又记：

“司天监，秩正四品。掌凡历象之事”，“中统元年，因金人旧制，立司天台，设官属。至元八年，以上都承应阙官，增置行司天监。十五年，别置太史院，与台并立，颁历之政归院，学校之设隶台。二十三年，置行监。二十七年，又立行少监。”[8]

至元十六年（1279年），太史院在元大都东南隅择地而建。杨桓《太史院铭》：

“（至元）十六年春，择美地，得都邑东墉下，始治役，垣纵二百布武，横减四分之一。中起灵台余七丈，为层三，中下皆周以庑。”[9]

至元十七年（1280年）冬至，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历法《授时历》于此编成。[10]

《授时历》的编制对于元朝来说，具有革命创制的意义，太史院附近的明时坊即因此而得名，《元一统志》记云：

“明时坊，地近太史院，取《周易》革卦君子治历明时之义以名。”[11]

天子的观象台称灵台，太史院建有三层灵台，居大都城的东南隅，与太微垣西南隅的灵台三星镜像对应。太史即大史，据《周礼·春官·大史》，太史之职包括“大祭祀，与执事卜日”[12]，即与掌管卜事的官员为国之大祭占卜吉日。基于此义，太史院与健德门对应，同样体现了“元亨利贞”。

都城隍庙位于大都城的西南隅，与元大都的建设密切相关。至元四年（1267年）元大都开始建设，至元七年（1270年）刘秉忠等奏请忽必烈建设都城隍庙以护佑大都。《虞集大都城隍庙碑》记云：

世祖圣德神功文武皇帝至元四年，岁在丁卯，以正月丁未之吉，始城大都，立朝廷宗庙社稷官府库庾，以居兆民，辨方正位，井井有序，以为子孙万世帝王之业。七年，太保臣刘秉忠、大都留守臣段贞、侍仪奉御臣和坦伊苏、礼部侍郎臣赵秉温言：大都既成，宜有明神主之，请立城隍神庙。上然之，命择地建庙，如其言。得吉兆于城西南隅，建城隍之庙，设像而祠之，封曰佑圣王，以道士段志祥筑宫其旁，世守护之。自内廷至于百官庶人，水旱疾疫之祷，莫不宗礼之。[13]

城隍之“城”即城墙，“隍”即护城河，城隍之祭甚古。《礼记·郊特牲》：

“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为蜡。”

郑玄《注》：

“蜡祭有八神，先啬一，司啬二，农三，邮表畷四，猫虎五，坊六，水庸七，昆虫八”，“伊耆氏，古天子号也”，“或云即帝尧是也。”[14]

孙承泽《春明梦余录》：

“水庸居七，水则隍也，庸则城也，此正城隍之祭之始。春秋传：郑灾，祈于四鄘；宋灾，用马于四鄘。皆其证也。庸字不同，古通用耳。由是观之，城隍之祭，盖始于尧矣。”[15]

秦惠田《五礼通考》：

“夫圣王之制祀也，功施于民则祀之，能御灾捍患则祀之，况有一物则有一物之神，近而居室饮食，如门、井、户、灶、中霤，尚皆有祀，矧夫高城深沟，为一方之屏翰者哉！孟子曰，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环而攻之而不胜，是天时不如地利。又曰，筑斯城也，凿斯池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是城隍直与地方民物相依为命，诚不殊社稷矣。民为贵，社稷次之，其祀顾不重欤？！但社稷所以养人，而城隍所以卫人，且浚隍为城，亦土之功用，则社宜足该之。”[16]

根据以上考证，城隍之祭可能始于传说中的帝尧时代，天子蜡祭八神当中的水庸就是城隍。人们祭祀城隍，是因为城墙与护城河守卫着人民。修筑城墙的土是挖护城河得到的，这显示了土的功用，社是土神，与城隍皆统属于坤。社稷养人，城隍卫人，这是坤土之德。都城隍庙位于元大都社稷坛之南，居大城的西南坤隅，与安贞门对应，同样体现了坤卦卦辞“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崇仁库、和义库建于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隶属户部行用六库。《元史·百官志》记“行用六库”，有谓：

“至元二十四年，京师改置库者三：曰光熙，曰文明，曰顺承。因城门之名为额。二十六年，又置三库：曰健德，曰和义，曰崇仁。并因城门以为名。”[17]

行用库负责兑换钞币，全称行用交钞库，亦称交钞库、钞库。元朝发行纸钞，通行全国，开世界货币史先河，行用库是纸钞的大本营。

崇仁库、和义库因各靠近崇仁门、和义门而得名，它们与健德门、安贞门交叉对应，就形成了仁义与乾坤相通、天仁与地义交午的格局。《周易·说卦》：

“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18]

追求天道、地道与人道的和谐，是这一规划布局的立意所在。

“和义”之名出自《周易·文言》关于乾卦卦辞的阐释：

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和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19]

对此，李鼎祚论述如下：

夫“在天成象”者，乾元亨利贞也，言天运四时，以生成万物。“在地成形”者，仁义礼智信也，言君法五常，以教化于人。元为善长，故有体仁，仁主春生，东方木也；亨为嘉会，足以合礼，礼主夏养，南方火也；利为物宜，足以和义，义主秋成，西方金也；贞为事干，以配于智，智主冬藏，北方水也。故孔子曰“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则智之明证矣。不言信者，信主土而统属于君，故中孚云“信及豚鱼”，是其义也。若“首出庶物”而“四时不忒”者，乾之象也。“厚德载物”而五行相生者，土之功也。土居中宫，分王四季，亦由人君无为皇极，而奄有天下。水火金木，非土不载；仁义礼智，非君不弘。信既统属于君，故先言乾而后不言信，明矣。[20]

即将乾元亨利贞与天地四时、五常、五行相配，如下表：

在中国古代时空体系中，四方与四时相配，中央与天中相配，四方五位就代表了天地四时，再以五行、五常、五色、生成数、天地数等相配，就形成了在中国古代文化中最具基础性的天文与人文范式。《周礼》六篇即以天地四时为纲，分为《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对此，郑玄解释道：

古周礼六篇者，天子所专秉以治天下，诸侯不得用焉。六官之记可见者，尧育重黎之后，羲和及其仲叔四子，掌天地四时。[21]

就是说，《周礼》六篇是天子垄断的治理天下的根本大法，《尧典》所记重黎之后——羲和及其仲叔四子，就是掌管天地四时的六官，那时，基于天地四时的人文制度已经具备。

这并非虚言。考古学资料已经表明，在与古史传说时代相对应的新石器时代，中华先人已经创造了高度的文化与文明，五千年前的良渚遗址、牛河梁遗址便是明证。对天地四时的认识，关乎文明的发生，农业生产须以此为据，国家形态须以此架构，认识不了天地四时，这一切就无从谈起了。

正是因为天地四时具有崇高意义，《文言》才会把乾元亨利贞纳入这一体系加以阐释，并赋予其五气以立、五常以行的精神特质。崇仁库、和义库与健德门、安贞门交叉对应，显然是这一文化范式的投影。

由健德门、安贞门统领的三组建筑连线交会于元大都子午中线，后者贯穿都城平面几何中心，齐政楼在其左近，对应北极璇玑，这就演绎了“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22]。健德门、安贞门在子午中线两侧并不完全对称，与它们交叉联系的三组建筑亦然，但交叉点皆位于都城子午中线，这样的规划布局显然是有意为之。

三组建筑之中，健德门、安贞门、都城隍庙建设于刘秉忠在世之时。至元十一年（1274年）刘秉忠去世之后，健德门、安贞门依然在元大都的规划建设中发挥着乾坤定位般的作用。

拥有了乾坤也就拥有了天下，这就是健德门、安贞门承载的意义。也正是因为如此，明大将军徐达洪武元年（1368年）攻占元大都之后，立即南缩北城，改健德门为德胜门、安贞门为安定门，[23]一举瓦解元大都乾坤交泰格局，以显示明朝德胜天下，乾坤易主，安定厥邦。

中国的历史进入了另一个王朝的周期，但支撑元大都规划的思想体系，并未因改朝换代而中断。明永乐迁都北京之后，德胜门、安定门同样在都城规划中发挥着乾坤定位般的作用，与这两处城门对应的建筑与建筑群，甚至包括了遥居都城西北约四十公里的明帝陵；明嘉靖皇帝改制，设天、地、日、月四坛于京城南、北、东、西，又将永乐北京的规划体系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试分述如下。

连线一（L1）：德胜门——紫禁城午门——大祀殿（明永乐天地坛主体建筑，明嘉靖改为大享殿，今天坛祈年殿）

连线二（L2）：德胜门——奉天殿（明嘉靖称皇极殿，今太和殿）庭院——太庙平面中心

连线三（L3）：大红门——德胜门——紫禁城午门——大祀殿

连线四（L4）：大红门——德胜门——奉天殿庭院——太庙平面中心

连线五（L5）：大红门——德胜门——承天门（今天安门）——皇穹宇（昊天上帝牌供奉处，明嘉靖建，初称泰神殿）

在以上五组建筑连线中，L3与L1、L4与L2几乎重合，前者可视为后者的延伸；大红门遥居西北乾位，与德胜门同为京师乾元的标志，由其统领的建筑连线分别穿过紫禁城午门、奉天殿庭院、承天门，抵达国家大祭所在——大祀殿、太庙、皇穹宇，合于“元亨利贞”之义，又体现了以祖配天，以及《礼记》所记：

“文王之祭也，事死者如事生”[24]，“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25]。

连线六（L6）：安定门——奉天殿——社稷坛平面中心

连线七（L7）：安定门——太庙平面中心——山川坛（今先农坛）平面中心

社稷、山川皆统属于坤，此二坛居相对于紫禁城的西南坤域，与居都城东北的安定门对应，合于“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之义。奉天殿、太庙分别位于这两组建筑连线之上，就被赋予了顺天承命、安定社稷江山的意义。

明嘉靖改制，设天、地、日、月四坛于京城南、北、东、西，呈现以下建筑布局：

连线八（L8）：日坛平面中心——皇极殿（原奉天殿）庭院——月坛平面中心

连线九（L9）：德胜门——大高玄殿中轴线南端——皇极殿庭院——太庙平面中心

连线十（L10）：社稷坛平面中心——皇极殿庭院——地坛平面中心

连线十一（L11）：天坛大享殿（原天地坛大祀殿，今祈年殿）——地坛平面中心

其中，L8、L9、L10三组建筑连线与城市中轴线均交会于皇极殿庭院；L8与城市中轴线（设为L12）形成子午卯酉格局。卫星图测距显示，L1、L8、L12与L11长度均为7.8公里，这四条等长的建筑连线取义《周易》《周礼》，分别是对“元亨利贞”、天地四时的表现（L1表示了《周易》乾卦“元亨利贞”；L11表示了天地，L12表示了冬夏，L8表示了春秋，呈现了《周礼》六官体系）；L9与L10形成乾坤交泰布局，分别体现了“元亨利贞”“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卫星图测距显示，L8、L9、L10三组建筑连线在皇极殿庭院的交会点（下称“皇极殿交会点”），与天坛皇穹宇、地坛平面中心、西直门等距，均为4.3公里。以皇极殿交会点为圆心、4.3公里为半径画圆，即连通这三处建筑，并与内城城墙西北抹角墙段相交，将此处交点与皇极殿交会点画线连接并向东南延伸（设为连线十三，L13），即穿过外城城墙东南抹角墙段，这就形成了“天门”与“地户”相对的格局。

古人认为日月星辰西行、江河东流，是因为天倾西北、地不满东南。[26]所以，称西北为“天门”、东南为“地户”。汉长安城西北与东南皆为缺角，就是对“天门”与“地户”的表现，班固《两都赋》称之为“体象乎天地”[27]；明北京城内城西北墙段与外城东南墙段皆为抹角，紫禁城护城河西北岸也为抹角，同样是对“天门”或“地户”的表现。西直门紧邻西北城墙抹角，与皇穹宇、地坛平面中心同为一圆，其门道与内城前三门（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形制相同，皆为不加方框结构的券洞，取纯阳之义，显然是“天门”的标志。

经此规划，皇极殿庭院成为天地对应的中心，也就是象征明帝受命于天的场所。明北京城以更加宏阔的尺度塑造了全新的乾坤交泰布局，对元大都的规划有继承又有发展，实是“继道统而新治统”在都城规划中的直观体现。

相似的案例在明中都、明南京也可看到。明中都祭地方丘设于西北郊乾位，如同昆仑居九州乾隅与北极对应，表现了天地交通、元气化生；明中都圜丘设于南郊丙午之位，其与方丘的连接线穿过宫城平面中心，表现了“元亨利贞”；明中都皇陵正红门（北门）顺时针旋转，朝向东北方向的圜丘，表现了以祖配天；明中都鼓楼和钟楼的连接线，与都城中轴线交会于承天门前，形成子午卯酉格局，表现了天地四时。

明南京宫城前朝乾隅与巽隅的连接线通往太庙平面中心，表现了“元亨利贞”；前朝艮隅与坤隅的连接线通往社稷坛平面中心，表现了“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朱元璋孝陵居都城东北艮位，总平面为北斗造型。将孝陵中轴线南端的御河桥与宫城右前方居坤位的社稷坛平面中心画线连接，宫城午门在此线上。前述明北京帝陵大红门——德胜门——紫禁城午门——天地坛大祀殿的建筑连线（L3）与之相似，也是将帝陵、宫城、坛庙建立联系。显然，明南京孝陵、宫城、社稷坛的这一格局，体现了以祖配天、“事死者如事生”“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的意义。

此种规划方法，在西汉长安城超长距离的子午中线格局中也能看到。考古工作者1995年发现的这条绵延七十四公里的子午中线，[28]南至秦岭子午谷口，北至天齐祠遗址，纵穿长陵、长安城，汉高祖陵与吕后陵、未央宫与长乐宫分布其两侧，陵区、宫殿、都城一体化设计，也蕴含了丰富的人文理念：

1.《汉书·高帝纪》记刘邦“崩于长乐宫”[29]。长乐宫居长安东南“地户”之位，高祖陵居长安西北“天门”之位，这一格局体现了天地对应、魂气归天的寓意。

2.《五行大义》：“乾为天门。”[30]高祖陵居西北“天门”乾位，与居西南“坤灵之正位”[31]的未央宫南北相望，又形成了“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的经卦格局。

3.帝后为坤，吕后陵以坤诣阳，位居东北，体现了“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

类似的规划方法，还可追溯到二里头二号宫殿。该宫殿北部偏东有一处大墓（M1），其南北中线穿越中心殿堂中部偏东位置，直抵南大门门道正中，[32]也是墓葬与宫殿一体化设计，“事死者如事生”。

古人表现阴阳常用交泰图式，以天地交为泰，天地不交为否。考古学资料表明，交泰思想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形成。

冯时指出，辽宁朝阳牛河梁红山文化第2地点1号冢4号墓（N2Z1M4）墓主人两腿膝部相叠交的葬式即如古文字的“交”字。类似的交泰图像于甘肃秦安大地湾新石器时代遗存所见地画也有发现，画中绘有男女二人，人之双胫叠交而呈“交”形，其表示阴阳交合以祈生育的主旨鲜明，说明交泰的本义乃在阐明阴阳之气的交通。

此种图像可上溯至距今七千年的安徽蚌埠双墩遗址，其出土的陶器绘有同体二首方向反向的双猪造型，显然表现了雌雄交合、阴阳相生的观念。[33]

由是而观，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双鸟交合图案（T21④:18、T226③:79）[34]、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彩陶双连壶（F1:29）[35]、凌家滩遗址出土的双猪合体鹰形玉雕（M29:6）[36]，也体现了交泰的观念。

天地交合，万物蕃兴。中国古代文化以“天地之大德曰生”为根本价值追求，这是不同民族宗教信仰的最大公约数，诚然是至大无外，至小无内。此乃中国古代文化包容性与适应性所在，亦是中国古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在有元一代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文化支撑。元大都规划所呈现的乾坤交泰布局，就是此种价值追求的见证。

本文选自王军《尧风舜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2年；转载自“ 三联书店三联书情”公众号。

注释：

来源：山水澄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