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楼斗栱形制年代解析

以下文章来源于建筑史学刊 ，作者王藏博

本文在明清北京官式建筑斗栱形制分期成果的基础上，结合相关文献、档案，对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楼的斗栱形制年代进行研究。利用斗栱的形制年代和文献史料互证，基本厘清了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楼的斗栱在明宣德年间、明中后期、清乾隆年间和中华民国时期所留下的历史烙印。

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楼斗栱形制年代解析

Dating the Dougong of the Ming-dynasty

Stele Pavilion at Changling

王藏博

1 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楼现状概述

图1  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楼在明十三陵中的位置

图2  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楼正立面

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楼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天寿山十三陵总神道内（图1）。碑楼平面为方形，重檐歇山顶，上覆黄色琉璃瓦（图2），上下檐均用七踩单翘双昂斗栱。碑楼四面各辟券门，砖壁下有石雕须弥座，四面各出礓?台阶。亭内顶部为石券结构，正中立有石碑，龟趺螭首式，碑首正面镌刻“大明长陵神功圣德碑”。碑阳刻有明仁宗朱高炽于洪熙元年（1425）为其父永乐皇帝朱棣撰写的碑文。碑文丹书者为翰林学士程南云。碑的其余三面原本没有文字，后清代添刻了碑文，碑阴为清高宗于乾隆五十年（1785）所做《哀明陵三十韵》，碑东侧刻有清高宗乾隆五十二年（1787）的御制诗，碑西侧则刻有一篇清仁宗于嘉庆九年（1804）所做的御制文。

目前已有探讨碑楼斗栱年代的文章，但大多数仅从文献角度去判断。如《明十三陵神道及其建筑》一文引用清代史料指出“亭内瓦饰、斗栱、椽望、额枋等构件亦系乾隆时遗迹，但民国及新中国成立后进行修葺时曾对残坏构件进行更换或加固。” 其他研究如《明十三陵历史文化》《明十三陵神功圣德碑亭遗址调查》等与上文观点基本一致。但经实地考察，碑楼现存斗栱存在明、清两代不同时期形制做法共存的现象，并非全部为清代构件。于倬云先生在《故宫三大殿》一文研究故宫建筑年代时，指出不可片面依据文献，要重视法式分析。因此，对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楼的斗栱形制和年代，还需加入法式分析进行进一步的认识和研究。

2 碑楼的主要纪年材料及历史沿革

明洪熙元年（1425），仁宗朱高炽为其父永乐皇帝朱棣撰写《大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文》：“惟先陵咸有功德之碑，谨循彝章，叙述大概，刻于贞石，树之长陵，用昭示无穷……”但当时并未完成碑和碑楼的建造。直至明宣德十年（1435）四月辛酉“修葺长陵、献陵，始置石人石马于御道东西”，同年十月己酉“建长陵神功圣德碑”。

因此，碑楼的始建时间当随碑为明宣德十年（1435）。此后的明代文献未见有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楼的明确修缮记录，但有整修神道的史料，列举如下。

明嘉靖十五年（1536）四月癸巳：“初，上既定寿藏之议，及谒陵还御行官，又召武定侯郭勋、大学士李时等谕之曰：七陵多有损坏，当併工修饰。长陵神道宜用石甃，其石像等项宜各护以石台。勋等请传示礼部议举，礼部因条上其事。一，钦天监择选修饰七陵并预建寿宫动土兴工俱用本年四月十七日卯时吉……”至嘉靖二十二年（1543）二月丙申：“以七陵工完，遣英国公张溶、安平侯方锐、驸马都尉邬景和分祭各陵，奉安神位……”又，明嘉靖四十年（1561）四月丁未：“修葺长陵等陵神路、桥梁、博岸沟渠工完。” 可见，明嘉靖中后期在神道有过建设，此时距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楼的始建时间已超百年，碑楼应当亦有修缮。

明万历八年（1580）五月已巳朔：“修理天寿山牌坊、桥路等处工成，遣工部侍郎杨成致祭于后土之神。”明万历三十一年（1603）二月戊戌：“谕内阁：朕昨节间恭谒圣母，面奏：正月二十六日，天寿山、长陵等处兴工修建……卿等传示作正支销用，务使人匠军夫得沾实惠，作速修建报完……”又，明天启七年（1627）八月辛亥：“内官监太监李永贞请修葺各陵，得旨：览奏，各陵根本重地，被雨水击毁，宜修葺。朕顾瞻寝宫，时廑寤寐……见长陵等三次修葺，既有次第，一应桥梁及献陵各处修整俱不可缓……” 可见，明万历、天启朝在神道和天寿山陵也曾有建设，包括长陵在内的建筑被多次修葺，推测碑楼或同被修缮。

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昌平山水记》一文中对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楼的形制有所记录：“入门一里有碑亭，重檐四出陛，中有穹碑……”同时期的地理学家梁份在《帝陵图说》中对碑楼亦有描述：“长陵碑亭在白石坊北三里三百跬，石柱交龙，黄瓦兽吻，重檐四出，门四闢，周栏槛刻石花卉禽虫，缺其南通出入，中树穹碑一……”有关碑楼在清初的营建情况，虽然清顺治十六年（1659）曾有谕旨：“明朝诸陵殿宇墙垣倾圮已甚，近陵树木，多被斫伐……尔部即将残毁诸处尽行修葺”，但根据现有研究，“清顺治、康熙和雍正三朝对明十三陵仅仅是进行了一般性的保护，修葺则没有真正落实，而乾隆朝则曾对明十三陵进行过较大规模的修葺。”

清乾隆五十年（1785）三月甲寅，高宗谕：“朕此次行幸汤泉，取道昌平，躬诣长陵致奠，见诸陵寝明楼、享殿多有损坏，神牌、龛案亦遗失无存，为之慨然弗忍视……今国家一统，已历百数十年，胜朝陵寝自应一体修复。”其后，户部侍郎曹文植、礼部尚书德保先后赴昌平，率同户、工二部暨内务府司员逐一详加查勘，彼时的长陵神功圣德碑楼“俱已坍塌不堪，仅有墙基，大木业已槽烂，难以修整，拟将所存墙框拆去，周围安砌石栏”。其后，钦派督办修理明陵工程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刘墉及工部尚书金简、户部侍郎曹文植、礼部尚书德保、工部左侍郎德成再经勘查，于同年七月又提出具体意见：“大碑楼一座，头停大木俱已糟烂坍塌落地，亦拟改发石券成造。”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修葺工竣。可见，碑楼在清乾隆时期经历过一次较大的修缮，改建成内发石条券顶的结构。

图3  1935年修缮前的碑楼

经过乾隆朝的修缮，直至清朝灭亡，碑楼未见有大修记录。至中华民国时期，碑楼因年久失修，屋檐塌陷，大木糟朽，已破败不堪（图3）。中华民国24年（1935）一月，北平市政府根据国民政府保护古物的指令，命北平市工务局勘测长陵，估算修缮经费。北平市工务局经过两次查勘之后，拟定了从简修缮法和恢复旧观法两种修缮方案，最终受财力所限，选择了从简修缮法。从简修缮法工程估算记有：“（二）神功圣德碑亭一座，下檐损坏，桁枋斗拱，修补齐全，瓦片拆取皇墙之琉璃瓦，上檐飞椽，亦修补完整，瓦片利用下檐瓦片补配，其余台座丹壁以及油饰工程均暂从缓办理。” 经招标定标后，最后的工程监工报告记有：“二、神功圣德碑亭——本项工程为此次修缮中之最困难者……所换木构件计：挑檐桁正心桁共十二根，斗拱三十攒，桃尖梁及角梁各四根，飞椽数百条……惟此次工程，皆系照原式修缮……” （图4）。可见，碑楼在中华民国时期又经历了一次较大的修缮，而且是按照旧样修缮的。

图4  1935年修缮后的碑楼

2014年8月，长陵神功圣德碑楼启动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修缮，此次大修对碑楼的墙体、瓦面、木结构房檐等重点部分进行了修缮。

综上，有关碑楼营建的历史沿革可归纳为：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楼始建于明宣德十年（1435），而后在明嘉靖、万历两朝的后期和明天启年间应都经历过局部的修缮。清代在乾隆五十年（1785）至五十二年（1787）有过大修，将其内部改成石券结构。中华民国24年（1935）碑楼再次大修，新中国成立后又有不同程度的修缮。

3 明清北京官式建筑斗栱形制分期研究综述

明清北京官式建筑斗栱形制的演变及其历史渊源，历来为学界所关注。2013年，《明清北京官式建筑角科斗栱形制分期研究——兼论故宫午门及奉先殿角科斗栱形制年代》一文，运用建筑考古学的形制类型学研究方法，详细梳理了角科斗栱的形制演变规律，首次划分出明清北京官式建筑角科形制变化的六个时段。2019年，《明清北京官式建筑柱头科、平身科形制分期研究——兼论故宫慈宁宫花园咸若馆建筑年代》一文在角科形制分期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对明清北京官式建筑柱头科、平身科形制演变的考察，划分出它们各自经历的六个演变历程，从而进一步提升了斗栱断代的精度，加深了对明清官式建筑历史沿革的认知。2020年，《明清北京紫禁城外檐斗栱形制年代研究》一文利用上述两文的分期结论，结合文献档案对北京故宫92座建筑的斗栱进行断代，其中满足形制分期与文献互证的建筑有86座，符合率达到了93.48%，证明了前述斗栱形制分期结论是基本准确的。有关明清北京官式建筑柱头科、平身科、角科斗栱形制的分期结论可参见本文第7节，下文长陵碑楼的斗栱形制年代分期将根据实际形制参照该节中的结论。

4 长陵碑楼斗栱形制分期

图5  碑楼南立面上檐斗栱层攒档不等距

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楼各面均面阔三间，上下檐均施七踩单翘双昂斗栱，其中明间上下檐各施八攒，两次间上檐各施三攒，下檐各施五攒，明间、次间斗栱攒档不等距（图5）。本文以碑楼上下檐柱头科、平身科和角科形制为研究对象，在明清北京官式建筑斗栱形制分期成果的基础上，对其斗栱形制年代进行研究，详见表1~表3。

表1  长陵神功圣德碑楼柱头科形制年代分析表

类别编号	斗栱形制	斗栱形制现状图	相同形制位置图	斗栱形制年代分
Z1	七踩单翘双昂。昂身自十八斗斜出；昂身两侧做扒腮；双昂用低弧形昂嘴；翘昂加宽程度不明显			明永乐至成化时期
Z2	七踩单翘双昂。昂身自十八斗斜出；昂身两侧或做扒腮或不做扒腮；双昂用额角窄矩形昂嘴；翘昂加宽程度明显			清康熙前期至咸丰时期
Z3	七踩单翘双昂。昂身自十八斗斜出；昂身两侧不做扒腮；双昂用倒梯形昂嘴；翘昂加宽程度明显			清同治至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

表2  长陵神功圣德碑楼平身科形制年代分析表

类别 编号	斗栱形制	斗栱形制现状图	相同形制位置图	斗栱形制年代分期
P1	七踩单翘双昂。昂身自十八斗斜出；并用高弧形和额角高矩形昂嘴，以额角高矩形昂嘴居多，不用齐心斗和华头子			大部分属清康熙前期至咸丰时期形制，可能存有明代遗构
P2	七踩单翘双昂。昂身自十八斗斜出；共用额角高矩形和倒梯形昂嘴，不用齐心斗和华头子			清康熙前期至咸丰时期与清同治至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并存
P3	七踩单翘双昂。昂身自十八斗斜出；双昂用倒梯形昂嘴；不用齐心斗和华头子			清同治至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

表3 长陵神功圣德碑楼角科形制年代分析表

类别编号	斗栱形制	斗栱形制现状图	相同形制位置图	斗栱形制年代分期
J1	七踩单翘双昂， 上用由昂。双斜昂用 高弧形昂嘴，由昂用额角宽矩形昂嘴；两横栱连身做出鸳鸯交手；其下斜出第一踩三才升浅咬合横栱， 第二踩三才升全咬合横栱			明永乐至正统时期，由昂推测为明嘉靖中期至清中期的更换构件
J2	七踩单翘双昂， 上用由昂。双斜昂用 高弧形昂嘴， 由昂用额角宽矩形昂嘴；第一个横栱做出鸳鸯交手， 其下三才升浅咬合横栱， 第二个横栱隐刻鸳鸯交手， 其下三才升全咬合横			明永乐至正统时期，由昂推测为明嘉靖中期至清中期的更换构件，隐刻鸳鸯交手横栱推测为明末清初更换构件
J3	七踩单翘双昂， 上用由昂， 三昂用额角宽矩形昂嘴；两横栱连身做出鸳鸯交手；其下斜出第一踩三才升浅咬合横栱， 第二踩三才升全咬合横栱			明永乐至正统时期，斜昂和由昂推测为明嘉靖中期至清中期的更换构件
J4	七踩单翘双昂， 上用由昂， 三昂用高弧形昂嘴；两横栱连身隐刻鸳鸯交手；其下三才升均全咬合横栱			明万历中期至清康熙前期，角昂和斜昂仍保留着明中前期的形制
J5	七踩单翘双昂， 上用由昂。三昂用额 角宽矩形昂嘴；两横栱连身隐刻鸳鸯交手；其下三才升均全咬合横			明万历中期至清康熙前期

5 碑楼斗栱形制年代分析

由表1、表2和表3可知，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楼的斗栱形制出现了多期并存的情况，表现为：

1）碑楼Z1 型柱头科与JI、J2、J3型角科具有形制共存区间明永乐至正统时期，其中JI、J2、J3型角科上有明嘉靖中期至清中期的更换构件。

2）碑楼J4、J5型角科形制属于明万历中期至清康熙前期，其中J4型角科保留了部分明中前期的构件。

3）碑楼Z2型柱头科和P1型平身科属于清康熙前期至咸丰时期，其中P1型平身科可能存有部分明代构件。

4）碑楼Z3型柱头科和P3型平身科属于清同治至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P2型平身科保留有上一期的构件。现将碑楼多期斗栱形制与重修文献互证，结论如下：

1）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楼始建于明宣德十年（1435），始建年代可以与碑楼Z1 型柱头科与JI、J2、J3型角科的形制年代相互印证，推测J4型角科上保留的部分明中前期构件也处于这一时期。

2）此后的明代文献虽然未见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楼的明确修缮记录，但碑楼自始建至明末已近两百年，期间应当有过修缮。根据整修神道和天寿山陵区的史料，推断碑楼在明嘉靖、万历两朝的后期和明天启年间可能经历过修缮。又根据现有研究，得知碑楼在清前期得到修缮的可能性较小，所以碑楼现存J4、J5 型角科为明中后期修缮和更换的可能性较大。

3）碑楼在清乾隆五十年（1785）有过大修，这一修缮时间与Z2 型柱头科和P1 型平身科斗栱形制年代相印证，其中P1 型平身科可能保留有部分明代构件。

4）根据现有文献，JI、J2、J3型角科上后代扰动构件的年代或为明中后期，或为乾隆时期，具体更换时代有待进一步探究。

5）中华民国24年（1935），碑楼大修，这一修缮时间可与Z3 型柱头科、P3 型平身科斗栱形制年代相印证。

a）明长陵祾恩门霸王拳，1427年

c）明长陵内碑亭下檐霸王拳，1542年

b）碑楼下檐东北角霸王拳

d）碑楼上檐西北角霸王拳

图6  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楼与明长陵祾恩门、碑亭霸王拳形制比较

由上可知，现存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楼的斗栱形制年代在明宣德年间、明中后期、清乾隆时期和中华民国时期均有分布，这一年代叠压和共存的现象也可在碑楼霸王拳形制上得到佐证。将其与建成于明宣德二年（1427）的明长陵祾恩门（图6a）和建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的明长陵内碑亭（图6c）的霸王拳形制比较后可知：除碑楼上檐西北角的霸王拳外，其余上下檐各角霸王拳仍保留着明早期的形制，即平板枋与阑额上宽下窄的“T”字形截面形制，上檐西北角霸王拳则为上下等宽的“吕”字形截面，应是后代修缮改动的结果。未来，长陵碑楼斗栱的年代叠压关系还可通过题记发现、科技检测等手段进行进一步验证。

另外，记录长陵碑楼在中华民国24年（1935）修缮的《明长陵修缮工程纪要》记录有“所换木构件计：挑檐桁正心桁共十二根，斗栱三十攒”，但根据现场统计，带有清末至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形制特征的斗栱只有十五攒。有关这一问题，作者在碑楼斗栱上发现了P2型平身科，即在一攒平身科上同时使用了清康熙前期至咸丰时期和清同治至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的昂嘴形制，详见表2。针对这一现象，笔者推断：中华民国24年（1935）修缮碑楼时，并没有弃用所有拆换的斗栱构件，而是将可以继续使用的斗栱构件（如昂）和新换的构件重新组装使用。这一推断可以在纪要中找到其他佐证：《明长陵修缮工程纪要》中多处可见拆换其他位置的构件补齐破损位置的记录，如“（二）神功圣德碑亭一座，下檐损坏……瓦片拆取皇墙之琉璃瓦，上檐飞椽，亦修补完整，瓦片利用下檐瓦片补配……”，又，“本工程当勘估时，因限于工款，未能顾及之处甚多” ，且“神功圣德碑亭——本项工程为此次修缮中之最困难者……据约计修缮实用价款，已超过承包厂商所估之数，倘该厂谨承修瓷亭，则必赔累矣……惟此次工程，皆系照原式修缮；且限于工款，不能多所更张，谨就力之所及稍为改良……”可见，限于修缮工款以及修缮的难度，碑楼的修缮极有可能新旧构件混用，从而解释了纪要和实际留存不一致的问题。

图7 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楼斗栱形制年代解析图

综上，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楼的斗栱形制年代详情可见图7。

6 结语

本文在明清北京官式建筑斗栱形制分期成果的基础上，通过形制分期与文献、史料互证，厘清了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楼的建筑营建历史在斗栱上所留下的历史信息。经本文研究，碑楼虽经历清乾隆朝和中华民国年间大修，但仍留存有大量明代斗栱构件，尤其保留有碑楼始建时的斗栱原构，为正确认识和评估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楼的价值提供了依据。

如本文研究所示，中国古代建筑经过累世的重修、添建与改建，往往会形成多重历史信息叠压与共存的现象，对这一叠压、共存现象的辨析是正确认识和更好地保护、利用古代建筑的基础，如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楼这样的建筑应不在少数。因此，应当持续开展系统的建筑考古学研究，构建精细的建筑形制时空框架，夯实建筑史料的史学基础。

7 明清北京官式建筑斗栱形制分期结论

表4  明清北京官式建筑柱头科形制分期表

期属	主流形制特点	标尺建筑实例
第一期：明永乐至成化时期	昂身：平出斜下型和斜出型昂身并存，以平出斜下型昂身为主流，另有平出斜下和斜出组合型本期仅见于社稷坛拜殿； 扒腮：昂身两侧做出扒腮； 昂嘴：低弧形和高弧形昂嘴并存，以低弧形昂嘴为主流； 翘昂加宽程度：相等或加宽不明显（加宽比例在20%以下）； 如右图，故宫神武门下檐柱头科（上）、明长陵祾恩殿下檐柱头科（下）
第二期：明成化至嘉靖前期	昂身：平出斜下型昂身为主流；平出斜下与斜出型昂身又见于历代帝王庙景德崇圣殿下檐柱头科，但这种昂身组合在其后基本消失； 扒腮：昂身两侧做出扒腮； 昂嘴：低弧形昂嘴分布较少，以高弧形和额角宽弧形昂嘴并存为主流； 翘昂加宽程度：加宽明显（加宽比例在20% 以上）； 如右图，历代帝王庙景德崇圣殿下檐柱头科
第三期：明嘉靖前期至万历中期	本期昂嘴形制、扒腮做法和翘昂加宽延续前期。昂身形制为平出斜下型和斜出型并存，但以斜出型昂身为主流。 如右图，太庙享殿下檐柱头科
第四期：明万历中期至清康熙前期	昂身：平出斜下型、斜出型昂身并存，平出斜下型昂身重新成为主流； 扒腮：昂身两侧多数做出扒腮，但不做扒腮做法已经出现； 昂嘴：高弧形和额角宽矩形昂嘴基本消失，额角窄矩形昂嘴成为主流； 翘昂加宽程度：延续前期加宽明显做法；如右图，故宫文华殿前殿柱头科
第五期：清康熙前期至咸丰时期	昂身：平出斜下型昂身已经较少，斜出型和略微平出再斜下型昂身并存为主流，略微平出再斜下型在本期中期以后增多； 扒腮：仍有少量做出扒腮的做法，但不做扒腮的做法已经成为主流； 昂嘴：额角窄矩形昂嘴占据主流； 翘昂加宽程度：延续前期加宽明显做法；如右图，故宫箭亭柱头科
第六期：清同治至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	本期扒腮做法、昂身形制、翘昂加宽程度均延续前期，主要变化表现为倒梯形昂嘴成为主流，顶面略带弧形的倒梯形昂嘴时代稍早，其后以平直为主。 如右图，北京都城隍庙后殿柱头科

表5  明清北京官式建筑平身科形制分期表

期属	主流形制特点	标尺建筑实例
第一期：明永乐时期	昂身：真昂做法仍然存在，结构特征多为外拽第一踩出一翘或一平出斜下型假昂，第二踩昂为斜下真昂，华头子挑出，贴在真昂下，里拽用溜金斗栱。但假昂做法已大量出现，以平出斜下型昂身为主； 昂嘴：低弧形和高弧形昂嘴并存，高弧形昂嘴已占多数； 华头子：昂底多隐刻华头子； 齐心斗：耍头上多用齐心斗； 如右图，故宫西南角楼下檐平身科
第二期：明熙至嘉靖前	昂身：真昂做法仍有少量分布，结构特征或延续上期做法，或直接出斜下真昂，真昂下不刻华头子。假昂做法已较为普遍，昂身形制为平出斜下型、斜出型并存，平出斜下型为主流； 昂嘴：高弧形昂嘴占据主流，低弧形昂嘴基本消失； 华头子：昂底隐刻华头子做法延续至明嘉靖前期； 齐心斗：基本消失； 如右图，北京法海寺大雄宝殿平身科
第三期：明嘉靖前期至万历中期	昂身：斜出型昂身成为主流，平出斜下型昂身仍有少量出现； 昂嘴：明嘉靖时期，高弧形昂嘴占据主流，此后，额角高矩形昂嘴逐渐成为主流，延续至清中后期； 华头子：不刻； 齐心斗：不用； 如右图，太庙享殿下檐平身科
第四期：明万历中期至康熙前期	昂身：平出斜下型与斜出型昂身并存，以平出斜下型昂身为主流； 昂嘴：高弧形与额角高矩形并存，以额角高矩形为主流； 华头子：不刻； 齐心斗：不用； 如右图，故宫中和殿平身科
第五期：清康熙前期至咸丰时期	昂身：斜出型和略微平出再斜下型昂身占据主流，略微平出再斜下型在本期中段以后增多； 昂嘴：额角高矩形为主流形制； 华头子：不刻； 齐心斗：不用； 如右图，故宫乾清宫下檐平身科
第六期：清同治至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	本期昂身形制、齐心斗、华头子做法均延续前期，主要变化在昂嘴形制，即倒梯形昂嘴成为主流，顶面略带弧形的倒梯形昂嘴时代稍早，其后以平直为主。 如右图，北京都城隍庙后殿平身科

表6  明清北京官式建筑角科形制分期表

期属	主流形制特点	标尺建筑实例
第一期：明永乐至正统时期	昂嘴：薄弧形和高弧形昂嘴并存，高弧形昂嘴为主流； 横栱连身做法：做出鸳鸯交手为主流； 斜跳搭角做法：三才升全贴于横栱内侧为主流，另分布有三才升浅咬合横栱与三才升全咬合横栱。七踩角科的常见组合是： 斜出第一踩三才升贴于内侧或浅咬合横栱，斜出第二踩三才升全咬合横栱； 如右图，故宫西南角楼上檐角科（上），明长陵祾恩门角科（下）
第二期：明正统至正德前期	昂嘴：薄弧形和高弧形昂嘴并存，高弧形昂嘴为主流； 横栱连身做法：做出鸳鸯交手为主流； 斜跳搭角做法：三才升贴于横栱内侧做法未见实例，三才升浅咬合横栱延续第一期发展，出现了闹头昂，七踩斗栱出现了三才升浅咬合横栱与搭角闹昂组合的形制； 如右图，智化寺如来殿万佛阁上檐角科
第三期：明正德至万历中期	昂嘴：本期前段昂嘴多为高弧形，后段额角宽矩形出现并逐渐流行，薄弧形昂嘴基本消失； 横栱连身做法：做出鸳鸯交手栱身仍占多数，但不做鸳鸯交手已明显增多； 斜跳搭角：三才升深咬合横栱占据主流，但全咬合横栱和搭角闹昂出现的比例已明显上升。七踩斗栱出现了斜出第一踩用搭角闹昂，第二踩用两层昂头的重要组合。同时还出现了三才升皆用全咬合和深咬合横栱的组合； 如右图，太庙戟门角科
第四期：明万历中期至清康熙前期	昂嘴：额角宽矩形昂嘴成为主流，但额角窄矩形已经出现； 横栱连身做法：以做出鸳鸯交手为主，另有横栱连身隐刻鸳鸯交手做法； 斜跳搭角：三才升全咬合横栱占据明确的主导地位，同时出现了全咬合与切几头的组合形制； 如右图，明长陵明楼下檐角科（上）、清孝陵隆恩殿上檐角科（下）
第五期：清康熙前期至咸丰时期	昂嘴：额角宽矩形和额角窄矩形昂嘴并存； 横栱连身做法：不做鸳鸯交手成为唯一形制； 斜跳搭角：统一用昂头； 如右图，故宫太和殿下檐角科
第六期：清同治至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	横栱连身做法、斜跳搭角做法均延续前期，主要变化在昂嘴形制，即倒梯形昂嘴成为主流，顶面略带弧形的倒梯形昂嘴时代稍早，其后以平直为主。 如右图，故宫太和门上檐角科

知识点：明长陵神功圣德碑楼斗栱形制年代解析